狂风暴雨里的公民社会 徐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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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23”周年祭

“7.23”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那趟永不抵达的列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40位乘客从此没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失去双亲的小伊伊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康复治疗；因为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不想再和媒体接触的王勇平去了波兰，留下新任铁道部发言人韩江平一场发布会也没开过，至于他们曾经的最高领导刘志军，正在身败名裂中等待司法审判。最重要的，曾经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从此真的慢了下来。

在去年7月那场堪称过去20年间最猛烈的怒海狂潮中，对中国执政党的不满无论是从高度（正式媒体的点名逼问直至铁道部长、微博论坛达到副总理）、广度（从甬温线到铁道部的垄断体制），还是深度（从信号灯技术审核流程到对执政者合法性的质问），似乎影响到了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拥有财富和话语权的中产阶层，深刻地体会到了不安全感。

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一直延续到“头七”之祭，在身着白衬衫的温家宝7月28日来到那座铁路桥下颤抖双唇说出“要让群众得到真相”后，宣传官员们最终还是接管了舆论导向。虽然总还有一些媒体人前仆后继被处罚的消息传来，但日子也总是要继续。

在日历又要翻到7月23日的时候，有人已经提前在互联网上为死难者点起蜡烛，但这烛光恐怕也真的照不进现实。此时，微博论坛上流传一篇来自日本媒体的《被遗忘的7•23动车事故》，现场图片中，那些坠毁车辆的残骸满是污泥，依旧原封不动地放置在温州南站附近。根据对温州当地报社的引述，他们并没有打算制作回顾事故一周年特集的计划，而一位市政府干部在文中表示：“这起事故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如果当地政府计划搞一些追悼活动，铁道部门的面子就挂不住了。这道理你想必也懂。”

想必你也懂。当年怒斥“荒唐、卑劣、傲慢、骄狂”的《南方都市报》，和铁道部结下“深仇大恨”的《经济观察报》，以及温州本地的机关报都市报，现在确实都放弃了追悼。只有《钱江晚报》，愿意也能够在这个祭日里为小伊伊送上一份“生如夏花”的安慰：“第364天，上海新华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楼下的小花园内，她和小朋友一起玩篮球，溜达了一会，唱起了‘小蜗牛和黄鹂’……”

在女孩扮鬼脸的稚嫩面容旁，这家浙江省委机关报子报的驻温州记者解亮向劫后余生的小伊伊送上人群渐散后的祝福：“其实，谁想要奇迹？宁可这个孩子，像那些没有奇迹的孩子一样，安静长大。她还小，路还长。奇迹，更适合归于平静，现在，以及未来。”

和新浪、凤凰网等同步将这则独家报道推向首页，搜狐配发来自曹林的周年感叹《这一年，高速前行的中国学会了慢》：“时间是最好的疗伤灵药，而时间又是这样的残忍，关于这一天的所有痛苦、沉重和惨烈的集体记忆，都会在时间的冲淡和磨碎后，又被时间全部唤起。这个心理上的坎，不仅是对那些遇难者的亲人，那些亲历者和目睹者，那些被灾难震撼的旁观者，那些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不仅如此，对这个国家，都是一道需要逾越的坎。”

曹林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也曾在那场全民问责中表现突出，比如那篇“让整个互联网洒泪的《永不抵达的列车》”。而那首“中国哟，请你慢些走”此时也被旧诗重提：“这一年，中国这辆列车在各个领域都在反思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带来的种种问题，并努力让经济像高铁的建设那样慢下来。让不断狂奔缺少反省的经济喘一口气，等一等那些被飞快的速度落下的穷人，让我们的灵魂有反思和喘息的机会...这一年，中国也在冷静反思舆论分裂，看到了‘微博’和‘新闻联播’这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一个代表着民间，一个代表着官方，两边都在自说自话，缺乏交流。有识人士从723的两车追尾中看到了两个舆论场‘追尾’的危险，这两个舆论场正像因雷击而失去沟通的D301和D3115，不重建对话和协商机制，激烈的社会冲突难以避免。”

通过互联网上挣出的空间，这位评论员大喊一声：“常想起那些遇难者的名字吧！中国，你慢慢地走，没什么必须是‘时不我待’，也没什么必须‘只争朝夕’，没有什么是比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更高的价值。”

二、两个北京

有人从7.23想到了6.4，有人在7.21当晚也想到了：“到北京生活整三十年，似今晚这样的感动遇到过两回（前一次不说了以免被删）。平民之间的无偿援手和相濡以沫，可以让一切灾祸变的渺小，也让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伟大一面。”

因为一场据报“61年来最大”的强降雨，来自首都的洪涝灾情成为这个周末的最大新闻。

在那个星期六的午后，京城里的人们还沉浸在周末的悠闲中，用手机发布“白昼成黑夜”或者“到北京来看海”的调侃，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真的要沉浸在周末的污水中了。虽然一开始时曾经因为天降甘霖一解连日酷暑而高兴，但即使是对一个长期缺水的北方大城市，这16个小时不停的倾盆大雨也太多了。

18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决定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新华社称这是自2005年建立天气预警制度以来的第一个“橙色”。而根据《京华时报》事后记录，随着雨越下越大，“看海”的心态此时逐渐被焦虑替代，“‘这雨下得有点恐怖啊！’‘西边的天都已经黑了！’通过微博、短信和电话，亲友间开始互相传递着这样的信息。”

记者们也已经冲向了水患最为严重的立交桥下——“晚上10点，很多原本准备‘洗洗睡’的人们，被一场电视直播吸引住了：东二环广渠门桥下一片汪洋，多辆汽车水中搁浅。救援人员经过一番搜寻发现，在一辆侧翻的宝马越野车内，有一名男子被困。在围观群众配合下，消防员奋力砸开车窗，众人七手八脚将男子从车内抬出，迅速送往待命多时的救护车。然而不幸的是，这名男子被抬上救护车时已无生命体征，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此时，央视主播张泉灵删除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车儿推开波浪”的微博。人们终于真的意识到，这场暴雨已经变成了一场可以夺人性命的灾难。

互联网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求助、寻人，比如来自最大降雨点房山地区的“亘秦”于当晚7时许通过新浪微博呼叫——“山洪暴发，被困北京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有上百个小学生，110打不通”，并最终由此得到北京消防局响应救助。

除了等候官方救援人员外，民间自助此时也已发动。在一些名人明星的号召下，“双闪车队”和“爱心留宿”得到最多响应。根据那些持续到翌日凌晨的微博播报，一些私家车主前往机场等人群滞留最多的地方，向被困人员提供免费接送；多家酒吧、会所、公司的所有者宣布免费提供沙发、床位、热水等，供附近民众前来避难。

“61年来最大暴雨袭京”——虽然不能像外地报纸那样把几十辆汽车被水淹没顶的惨象放到最大尺寸，但从《北京日报》到各家都市报，也都已经在头版放上救助排涝的现场画面，并转达新任市委书记郭金龙子夜开会要求“确保民众生命安全”的指示。《新京报》发表社论《在60年最大暴雨中守望相助》，赞颂“北太平桥下，几个井盖被水压冲开，每个井盖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守，拿身体作警告标志”等感人故事，寄语“互联网或许会放大一个城市在暴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政府各部门如能与市民在网络上密切互动，我们的暴雨应急其实能做得更好”；《京华时报》悼念那位以身殉职的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高呼“这场暴雨带来了麻烦和困难，但暴雨中传递着互助的温情，暴雨中出现了英雄的身影。北京人，值得尊敬。”

只不过，那些时刻警惕着官家“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人们，看到这些领导通稿、听到这些英雄赞歌时，又已经心生不满了。周六大雨未停时，他们抱怨媒体大幅报道美国影院枪击案却罔顾北京洪涝实为“操闲心”，而现在，当看到北京卫视播出“北京管理部门在这次暴雨中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北京市民高度肯定这次暴雨中北京政府的应对工作”的消息后，微博论坛上的吐槽更加猛烈了，实名认证的“网易新闻客户端”忍不住嘲讽一句：“这位名叫‘高度’的市民，你很幽默啊”，连央视新闻主播李小萌也要警告：“大雨中，殉职的英雄、忘我的环卫工、勇敢的志愿者，他们是在危难中替你们补台的，不是在总结时为你们添彩的。”

与李小萌获得的赞同相比，她的央视前辈赵忠祥大概真的是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他在昨天早晨发布感叹，“今晨暴雨过天气晴，通过电视传来一片深深的感动，在雨中在夜里北京有十多万名各级领导和专业人员和那么多好人彻夜不眠不休，为了广大市民的安宁和遇困人员的安危倾尽全力、持续拚博……北京，大爱北京……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迅速遭致网络示众嘲讽，以至于这位曾经的《新闻联播》主持人决定关闭微博评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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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社会 徐达内 经济观察报 派出所所长 南方都市报 温州动车 铁道部 铁路建设 王勇平 韩江平

痛定思痛，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批判正式开始。青岛的那些德国造管线又成为正面榜样，“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的名言又被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去年那篇《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以及前一日《北京晚报》上“本市启动预案应对暴雨”都成为“自打耳光”的证据，网络意见领袖们向自己的粉丝宣讲这些中国首都的官员们交出的其实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只重视可以体现政绩的“面子工程”，而忽视城市排涝能力建设；预警体系缺位，防汛指挥混乱......

为了与这种“争功邀赏”的行为相抗衡，那些民间意见领袖更决定高扬“公民社会”的旗帜。身居上海的赵楚在不停转发那些救助信息的同时，已经熬夜写下博客《豪雨灾害中的两个北京》。在这位专栏作家看来，令人憎恶的老情况是“公众媒体反应迟钝，当豪雨成灾，电视上还在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播出美国枪击案的报道，官方ID在微博除了一些不无自我表扬意味的传统消息，很少能起到真正即时沟通的作用”，而与之相比，新北京“令人无法不动容”：“二十多年来，人们听到对中国人素质的指责太多了，素质低下，几乎是中国国情的首要定义，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到上海大火，到7.23，再到北京暴雨之夜，不带偏见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今夜的北京人，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亲手最清晰地描绘了新北京，而且顺手还勾勒了一种新国情。”

批判城市管理，赞扬民间友爱，这也正是今日媒体所刊评论的两个方向。前者如《广州日报》《城市建设别只顾上半身光鲜》、《成都商报》《呵护“城市良心”才能“让生活更美好”》、《长江商报》《暴雨扰城呼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速》、《重庆晨报》《北京暴雨，冲刷出城市内涝新问题》、《华西都市报》《雨灾无常，预防机制应做“最坏预设”》、《南方都市报》《暴雨之后收获感动更需要反思>；后者如《钱江晚报》《冷雨过后，留住感动》，《晶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望，有力》，以及搜狐专题《暴雨中，人民帮人民一把》。

中国青年报除了用《暴雨中做回靠谱的人》来记录“双闪车队”和“爱心留宿”者做了好人好事后的感受外，还在头版发表《暴雨中见人心，北京精神在民间》，曹林显然已经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这，就是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能够准确地描述‘公民’的定义？这，就是公民社会，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群像更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美丽剪影。”他宣布，在这个暴雨如注的夜幕中，在温暖的微博上，在路人与网众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中，自己真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我相信，遭遇这样的灾难，不仅北京人会如此，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不只是北京精神如此，人的精神都是如此，这是普世共通的价值。”

同样以“双城记”形容的还有《重庆时报》，“如果说，那些在水潭里奋力排水的排水队员、那牺牲的派出所所长是履行义务职责的典范，那么自发救助的民众便是公民精神的标杆。面对此情此景，城市管理者们难道不该羞愧和反省吗？61年的时间，能够建起高耸密集的大楼，为什么就建不好城市的排水系统？北京这一夜的折腾，公民精神的力量让人感动，但也留下了遗憾：这些折腾，多少是在为城市管理者们的疏忽和平庸埋单。”于是，这份报纸允许评论员时言平作以下推理：“管理者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只是建立在政绩和利益的基础上，比如那雨夜横亘在救援路上、继续忙碌收费的收费站；而民众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才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认同和守护。而北京雨夜里彰显的公民精神，无疑是对那些动辄以狂热口号和高蹈理念动员民众热爱这座城市的管理部门的极大讽刺。”

五岳散人不仅被作为“爱心留宿”的参与者受到表扬，他自己也已通过在《青年时报》和《晶报》上的专栏，得出大雨后的结论：“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建立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让民间社会充分发育并不会乱，只能更好。”在这篇《北京大雨中的软件与硬件》中，他引用好友韩寒那句“城市可能让生活更美好，也可能让生活更糟糕”开篇，承认城市建设“给排水的设计会考虑成本与现实”，不过，在这位时评家看来，“这次暴雨当中，虽然有市政的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甚至还有一名警察殉职，但很多事情并未做到位。几天前就预报的暴雨，在已经看出成灾趋势的时候居然没有发布红色预警，甚至黄色预警也是在成灾之后才统一经过市政的短信平台发布出来；各个容易被淹水的路段没有提前派人值守，导致很多车辆熄火在水里；人们自发去机场接滞留旅客的时候，机场高速收费口居然还在好整以暇地收费；大雨过后，很多被主人暂时停在路边的车被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款单——最后这条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类似于趁火打劫。”

《新京报》同样有此五问。在引用市水务局“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其次，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表态后，列明五个疑问：“能否通过短信发布暴雨预警？公交地铁可否延长运营时间？机场高速能否暂时免费通行？公共场所可否开放接纳群众？大型活动是否应该临时取消？”

于是，在用今晨几乎整个头版说明“北京最大暴雨190万人受灾”的细节后，这份北京报纸也用社评认定《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大雨年年有，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因为公民的关心公共事务之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根据文章列举，有三类行为堪称“不和谐”：“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昨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不过，作者亦不主张“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在他看来，“在很多人‘公民意识’不足的情况下，也凸现了公共信息动员的必要。也就是说，在暴雨袭城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公权力机构和公众，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资和手段应对现实危机的同时，也需要借助短信、媒体、网络等一系列传播平台，引导所有的社会成员履行公民责任，共同应对危机。”

痛定思痛，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批判正式开始。青岛的那些德国造管线又成为正面榜样，“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的名言又被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去年那篇《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以及前一日《北京晚报》上“本市启动预案应对暴雨”都成为“自打耳光”的证据，网络意见领袖们向自己的粉丝宣讲这些中国首都的官员们交出的其实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只重视可以体现政绩的“面子工程”，而忽视城市排涝能力建设；预警体系缺位，防汛指挥混乱......

为了与这种“争功邀赏”的行为相抗衡，那些民间意见领袖更决定高扬“公民社会”的旗帜。身居上海的赵楚在不停转发那些救助信息的同时，已经熬夜写下博客《豪雨灾害中的两个北京》。在这位专栏作家看来，令人憎恶的老情况是“公众媒体反应迟钝，当豪雨成灾，电视上还在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播出美国枪击案的报道，官方ID在微博除了一些不无自我表扬意味的传统消息，很少能起到真正即时沟通的作用”，而与之相比，新北京“令人无法不动容”：“二十多年来，人们听到对中国人素质的指责太多了，素质低下，几乎是中国国情的首要定义，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到上海大火，到7.23，再到北京暴雨之夜，不带偏见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今夜的北京人，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亲手最清晰地描绘了新北京，而且顺手还勾勒了一种新国情。”

批判城市管理，赞扬民间友爱，这也正是今日媒体所刊评论的两个方向。前者如《广州日报》《城市建设别只顾上半身光鲜》、《成都商报》《呵护“城市良心”才能“让生活更美好”》、《长江商报》《暴雨扰城呼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速》、《重庆晨报》《北京暴雨，冲刷出城市内涝新问题》、《华西都市报》《雨灾无常，预防机制应做“最坏预设”》、《南方都市报》《暴雨之后收获感动更需要反思>；后者如《钱江晚报》《冷雨过后，留住感动》，《晶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望，有力》，以及搜狐专题《暴雨中，人民帮人民一把》。

中国青年报除了用《暴雨中做回靠谱的人》来记录“双闪车队”和“爱心留宿”者做了好人好事后的感受外，还在头版发表《暴雨中见人心，北京精神在民间》，曹林显然已经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这，就是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能够准确地描述‘公民’的定义？这，就是公民社会，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群像更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美丽剪影。”他宣布，在这个暴雨如注的夜幕中，在温暖的微博上，在路人与网众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中，自己真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我相信，遭遇这样的灾难，不仅北京人会如此，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不只是北京精神如此，人的精神都是如此，这是普世共通的价值。”

同样以“双城记”形容的还有《重庆时报》，“如果说，那些在水潭里奋力排水的排水队员、那牺牲的派出所所长是履行义务职责的典范，那么自发救助的民众便是公民精神的标杆。面对此情此景，城市管理者们难道不该羞愧和反省吗？61年的时间，能够建起高耸密集的大楼，为什么就建不好城市的排水系统？北京这一夜的折腾，公民精神的力量让人感动，但也留下了遗憾：这些折腾，多少是在为城市管理者们的疏忽和平庸埋单。”于是，这份报纸允许评论员时言平作以下推理：“管理者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只是建立在政绩和利益的基础上，比如那雨夜横亘在救援路上、继续忙碌收费的收费站；而民众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才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认同和守护。而北京雨夜里彰显的公民精神，无疑是对那些动辄以狂热口号和高蹈理念动员民众热爱这座城市的管理部门的极大讽刺。”

五岳散人不仅被作为“爱心留宿”的参与者受到表扬，他自己也已通过在《青年时报》和《晶报》上的专栏，得出大雨后的结论：“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建立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让民间社会充分发育并不会乱，只能更好。”在这篇《北京大雨中的软件与硬件》中，他引用好友韩寒那句“城市可能让生活更美好，也可能让生活更糟糕”开篇，承认城市建设“给排水的设计会考虑成本与现实”，不过，在这位时评家看来，“这次暴雨当中，虽然有市政的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甚至还有一名警察殉职，但很多事情并未做到位。几天前就预报的暴雨，在已经看出成灾趋势的时候居然没有发布红色预警，甚至黄色预警也是在成灾之后才统一经过市政的短信平台发布出来；各个容易被淹水的路段没有提前派人值守，导致很多车辆熄火在水里；人们自发去机场接滞留旅客的时候，机场高速收费口居然还在好整以暇地收费；大雨过后，很多被主人暂时停在路边的车被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款单——最后这条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类似于趁火打劫。”

《新京报》同样有此五问。在引用市水务局“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其次，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表态后，列明五个疑问：“能否通过短信发布暴雨预警？公交地铁可否延长运营时间？机场高速能否暂时免费通行？公共场所可否开放接纳群众？大型活动是否应该临时取消？”

于是，在用今晨几乎整个头版说明“北京最大暴雨190万人受灾”的细节后，这份北京报纸也用社评认定《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大雨年年有，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因为公民的关心公共事务之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根据文章列举，有三类行为堪称“不和谐”：“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昨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不过，作者亦不主张“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在他看来，“在很多人‘公民意识’不足的情况下，也凸现了公共信息动员的必要。也就是说，在暴雨袭城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公权力机构和公众，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资和手段应对现实危机的同时，也需要借助短信、媒体、网络等一系列传播平台，引导所有的社会成员履行公民责任，共同应对危机。”

痛定思痛，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批判正式开始。青岛的那些德国造管线又成为正面榜样，“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的名言又被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去年那篇《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以及前一日《北京晚报》上“本市启动预案应对暴雨”都成为“自打耳光”的证据，网络意见领袖们向自己的粉丝宣讲这些中国首都的官员们交出的其实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只重视可以体现政绩的“面子工程”，而忽视城市排涝能力建设；预警体系缺位，防汛指挥混乱......

为了与这种“争功邀赏”的行为相抗衡，那些民间意见领袖更决定高扬“公民社会”的旗帜。身居上海的赵楚在不停转发那些救助信息的同时，已经熬夜写下博客《豪雨灾害中的两个北京》。在这位专栏作家看来，令人憎恶的老情况是“公众媒体反应迟钝，当豪雨成灾，电视上还在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播出美国枪击案的报道，官方ID在微博除了一些不无自我表扬意味的传统消息，很少能起到真正即时沟通的作用”，而与之相比，新北京“令人无法不动容”：“二十多年来，人们听到对中国人素质的指责太多了，素质低下，几乎是中国国情的首要定义，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到上海大火，到7.23，再到北京暴雨之夜，不带偏见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今夜的北京人，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亲手最清晰地描绘了新北京，而且顺手还勾勒了一种新国情。”

批判城市管理，赞扬民间友爱，这也正是今日媒体所刊评论的两个方向。前者如《广州日报》《城市建设别只顾上半身光鲜》、《成都商报》《呵护“城市良心”才能“让生活更美好”》、《长江商报》《暴雨扰城呼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速》、《重庆晨报》《北京暴雨，冲刷出城市内涝新问题》、《华西都市报》《雨灾无常，预防机制应做“最坏预设”》、《南方都市报》《暴雨之后收获感动更需要反思>；后者如《钱江晚报》《冷雨过后，留住感动》，《晶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望，有力》，以及搜狐专题《暴雨中，人民帮人民一把》。

中国青年报除了用《暴雨中做回靠谱的人》来记录“双闪车队”和“爱心留宿”者做了好人好事后的感受外，还在头版发表《暴雨中见人心，北京精神在民间》，曹林显然已经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这，就是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能够准确地描述‘公民’的定义？这，就是公民社会，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群像更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美丽剪影。”他宣布，在这个暴雨如注的夜幕中，在温暖的微博上，在路人与网众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中，自己真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我相信，遭遇这样的灾难，不仅北京人会如此，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不只是北京精神如此，人的精神都是如此，这是普世共通的价值。”

同样以“双城记”形容的还有《重庆时报》，“如果说，那些在水潭里奋力排水的排水队员、那牺牲的派出所所长是履行义务职责的典范，那么自发救助的民众便是公民精神的标杆。面对此情此景，城市管理者们难道不该羞愧和反省吗？61年的时间，能够建起高耸密集的大楼，为什么就建不好城市的排水系统？北京这一夜的折腾，公民精神的力量让人感动，但也留下了遗憾：这些折腾，多少是在为城市管理者们的疏忽和平庸埋单。”于是，这份报纸允许评论员时言平作以下推理：“管理者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只是建立在政绩和利益的基础上，比如那雨夜横亘在救援路上、继续忙碌收费的收费站；而民众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才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认同和守护。而北京雨夜里彰显的公民精神，无疑是对那些动辄以狂热口号和高蹈理念动员民众热爱这座城市的管理部门的极大讽刺。”

五岳散人不仅被作为“爱心留宿”的参与者受到表扬，他自己也已通过在《青年时报》和《晶报》上的专栏，得出大雨后的结论：“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建立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让民间社会充分发育并不会乱，只能更好。”在这篇《北京大雨中的软件与硬件》中，他引用好友韩寒那句“城市可能让生活更美好，也可能让生活更糟糕”开篇，承认城市建设“给排水的设计会考虑成本与现实”，不过，在这位时评家看来，“这次暴雨当中，虽然有市政的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甚至还有一名警察殉职，但很多事情并未做到位。几天前就预报的暴雨，在已经看出成灾趋势的时候居然没有发布红色预警，甚至黄色预警也是在成灾之后才统一经过市政的短信平台发布出来；各个容易被淹水的路段没有提前派人值守，导致很多车辆熄火在水里；人们自发去机场接滞留旅客的时候，机场高速收费口居然还在好整以暇地收费；大雨过后，很多被主人暂时停在路边的车被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款单——最后这条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类似于趁火打劫。”

《新京报》同样有此五问。在引用市水务局“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其次，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表态后，列明五个疑问：“能否通过短信发布暴雨预警？公交地铁可否延长运营时间？机场高速能否暂时免费通行？公共场所可否开放接纳群众？大型活动是否应该临时取消？”

于是，在用今晨几乎整个头版说明“北京最大暴雨190万人受灾”的细节后，这份北京报纸也用社评认定《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大雨年年有，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因为公民的关心公共事务之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根据文章列举，有三类行为堪称“不和谐”：“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昨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不过，作者亦不主张“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在他看来，“在很多人‘公民意识’不足的情况下，也凸现了公共信息动员的必要。也就是说，在暴雨袭城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公权力机构和公众，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资和手段应对现实危机的同时，也需要借助短信、媒体、网络等一系列传播平台，引导所有的社会成员履行公民责任，共同应对危机。”

痛定思痛，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批判正式开始。青岛的那些德国造管线又成为正面榜样，“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的名言又被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去年那篇《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以及前一日《北京晚报》上“本市启动预案应对暴雨”都成为“自打耳光”的证据，网络意见领袖们向自己的粉丝宣讲这些中国首都的官员们交出的其实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只重视可以体现政绩的“面子工程”，而忽视城市排涝能力建设；预警体系缺位，防汛指挥混乱......

为了与这种“争功邀赏”的行为相抗衡，那些民间意见领袖更决定高扬“公民社会”的旗帜。身居上海的赵楚在不停转发那些救助信息的同时，已经熬夜写下博客《豪雨灾害中的两个北京》。在这位专栏作家看来，令人憎恶的老情况是“公众媒体反应迟钝，当豪雨成灾，电视上还在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播出美国枪击案的报道，官方ID在微博除了一些不无自我表扬意味的传统消息，很少能起到真正即时沟通的作用”，而与之相比，新北京“令人无法不动容”：“二十多年来，人们听到对中国人素质的指责太多了，素质低下，几乎是中国国情的首要定义，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到上海大火，到7.23，再到北京暴雨之夜，不带偏见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今夜的北京人，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亲手最清晰地描绘了新北京，而且顺手还勾勒了一种新国情。”

批判城市管理，赞扬民间友爱，这也正是今日媒体所刊评论的两个方向。前者如《广州日报》《城市建设别只顾上半身光鲜》、《成都商报》《呵护“城市良心”才能“让生活更美好”》、《长江商报》《暴雨扰城呼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速》、《重庆晨报》《北京暴雨，冲刷出城市内涝新问题》、《华西都市报》《雨灾无常，预防机制应做“最坏预设”》、《南方都市报》《暴雨之后收获感动更需要反思>；后者如《钱江晚报》《冷雨过后，留住感动》，《晶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望，有力》，以及搜狐专题《暴雨中，人民帮人民一把》。

中国青年报除了用《暴雨中做回靠谱的人》来记录“双闪车队”和“爱心留宿”者做了好人好事后的感受外，还在头版发表《暴雨中见人心，北京精神在民间》，曹林显然已经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这，就是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能够准确地描述‘公民’的定义？这，就是公民社会，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群像更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美丽剪影。”他宣布，在这个暴雨如注的夜幕中，在温暖的微博上，在路人与网众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中，自己真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我相信，遭遇这样的灾难，不仅北京人会如此，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不只是北京精神如此，人的精神都是如此，这是普世共通的价值。”

同样以“双城记”形容的还有《重庆时报》，“如果说，那些在水潭里奋力排水的排水队员、那牺牲的派出所所长是履行义务职责的典范，那么自发救助的民众便是公民精神的标杆。面对此情此景，城市管理者们难道不该羞愧和反省吗？61年的时间，能够建起高耸密集的大楼，为什么就建不好城市的排水系统？北京这一夜的折腾，公民精神的力量让人感动，但也留下了遗憾：这些折腾，多少是在为城市管理者们的疏忽和平庸埋单。”于是，这份报纸允许评论员时言平作以下推理：“管理者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只是建立在政绩和利益的基础上，比如那雨夜横亘在救援路上、继续忙碌收费的收费站；而民众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才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认同和守护。而北京雨夜里彰显的公民精神，无疑是对那些动辄以狂热口号和高蹈理念动员民众热爱这座城市的管理部门的极大讽刺。”

五岳散人不仅被作为“爱心留宿”的参与者受到表扬，他自己也已通过在《青年时报》和《晶报》上的专栏，得出大雨后的结论：“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建立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让民间社会充分发育并不会乱，只能更好。”在这篇《北京大雨中的软件与硬件》中，他引用好友韩寒那句“城市可能让生活更美好，也可能让生活更糟糕”开篇，承认城市建设“给排水的设计会考虑成本与现实”，不过，在这位时评家看来，“这次暴雨当中，虽然有市政的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甚至还有一名警察殉职，但很多事情并未做到位。几天前就预报的暴雨，在已经看出成灾趋势的时候居然没有发布红色预警，甚至黄色预警也是在成灾之后才统一经过市政的短信平台发布出来；各个容易被淹水的路段没有提前派人值守，导致很多车辆熄火在水里；人们自发去机场接滞留旅客的时候，机场高速收费口居然还在好整以暇地收费；大雨过后，很多被主人暂时停在路边的车被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款单——最后这条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类似于趁火打劫。”

《新京报》同样有此五问。在引用市水务局“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其次，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表态后，列明五个疑问：“能否通过短信发布暴雨预警？公交地铁可否延长运营时间？机场高速能否暂时免费通行？公共场所可否开放接纳群众？大型活动是否应该临时取消？”

于是，在用今晨几乎整个头版说明“北京最大暴雨190万人受灾”的细节后，这份北京报纸也用社评认定《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大雨年年有，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因为公民的关心公共事务之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根据文章列举，有三类行为堪称“不和谐”：“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昨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不过，作者亦不主张“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在他看来，“在很多人‘公民意识’不足的情况下，也凸现了公共信息动员的必要。也就是说，在暴雨袭城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公权力机构和公众，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资和手段应对现实危机的同时，也需要借助短信、媒体、网络等一系列传播平台，引导所有的社会成员履行公民责任，共同应对危机。”

如果当权者对老百姓的普遍不满完全无动于衷，那这个当权当局可能难以为继。

连首都都这样，真让人丧失信心。

发重了

发的时候现实没发成功，发完发现重复却不能删除。

7.23铁路事故不了了之了，没人为此负责任，更没人为此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