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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8日 08: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被视为科学界最高荣誉的两院院士，现在看来，由于过多的院士还担当着各自学术单位的行政职务，因而称当下的两院院士为“院仕”，一点也不为过。
实际上，当过多的拥有学术成就的学者们担当起行政职务，或者说，许多只有行政职务的官员通过仕而优则学的路径，担当起院士这一荣誉时，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已经在行政化至上的影响下，被异化。而在学术成就与为官之道的相互作用之下，院士与院仕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官与学者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才是最令人担忧之事。
为什么学者必须挂上行政头衔？这里面，既有学术单位利益的纠结，也有个人在名与利之间的通吃与双赢，更有顾海兵先生所说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互利互惠。如是的评选院士的制度设计，则必然导致院士与院仕的互相重叠，而官学不分，则正是某些企图借此混水摸鱼者所希望看到的。
如是看来，官本位真是个难以清除的大毒瘤，其存在于中国学术界由来已久，长时间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单位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学术时间的牺牲为代价，换来行政职务之后的诸多权力。而在学术单位之中，行政上的权力，则意味着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可以唾手而得的利益，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学术单位的走势与方向。
因此，既出现学术上有所成就者千方百计要去担当行政职务，同时那些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任何造诣的官员也通过权力的通吃，为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谋得一席之地。学术与行政的纠结不清，使得中国的科研单位与学术单位的走向也变得异常混乱。八成院士是“院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科学领域中，行政的权力依然远远高于学术权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学界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认识到这一个无情而又冷酷的事实，还有谁会主动去与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对抗呢？既然在学术与行政之间存在着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从属关系，那么，与其无力地抵抗，还不如随大流。
在如是的整体背景之下，就算有再多的院士成为“院仕”，也不会令人更加惊奇。只不过，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总是呈现出时空交错般的混乱时，学术价值只能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从属，这才是真正可悲之处。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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