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读到李奇霖等人著的《城投再来》(华夏出版社,2017年2月版)一书,其中的观点与从学术期刊读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当然从券商角度看问题与学者看问题肯定不同,前者希望业务健康良性发展,后者则更多看到问题特别是难以持续必然导致崩盘的问题,结果就是两者的结论也不同。 如果读学术文章,似乎将城投公司一类的投融资平台视作“麻烦制造者”,甚至可能站在民意角度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城市高房价的“始作俑者”,字里行间都是“一关了之”的简单化方案;
如果读本书,则会发现历史脉络的梳理告诉我们城投公司兴起的背景及其与中国模式之间的联系,期待着通过再造城投发挥其积极作用,可以说城投企业已经到了“非改即死”的关口,如何改则是本书带给大家的贡献,而这也是经济学家所不擅长的。
发散想一下,我们看到国外经济学家即便如Lucas、Acemoglu这类大家,面对记者的问题,经常的答案是“I don't know”, 因为经济学家更多是解释世界,过多操心改造世界的事反而可能“为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