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3【充实计划】第8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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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11-13 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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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1小时，总计680小时，第650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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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至34%<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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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高老头最早是做面条起家的，后来通过生产意大利面食和做谷物贸易而逐渐发迹。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他对面粉质量的鉴别独具慧眼，拥有完美的面食生产技术，擅长分销网络和仓库的布局，使他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产品送到合适的地点。在通过创办企业而致富之后，他才卖掉企业中的股份，这很像 21 世纪的创业者行使股票期权、兑现资本收益的情形。此后他转而投资更为安全的资产：无限期支付利息的永续政府债券。凭借这些资产他得以给女儿们安排体面的婚事，让她们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拥有了显赫地位。在 1821 年去世前，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都弃之不顾，而高老头依旧梦想着对奥德萨的意大利面食生意做回报丰厚的投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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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截至 20 世纪中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大量毁损。半个多世纪之后，资本又回到了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相当的水平。财富再次繁荣兴旺起来。大致来说，是 20 世纪的战争消灭了资本存量，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改变的假象。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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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最后，如果将 18 世纪国民资本的结构与今天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净国外资产在两个时期都不算特别重要，真正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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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目前，英国的公共资产（包括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总价值估计约相当于 1 年的国民收入，法国的水平略低于 1.5 年。鉴于上述两国的公共债务都大约相当于 1 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净公共财富（或净公共资本）数额很少。根据两国的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最新官方估计，英国的净公共资本几乎为零，法国的则略低于国民年收入的 30% ，抑或全部国民资本的 1/20<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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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这里的关键事实当然众所周知：英国和法国从来就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国家来控制大部分资本。因此，私人财富相对于公共财富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并不令人惊讶。反过来，这两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也都从未累积到足以显著影响私人财富水平的程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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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 20 世纪，债务被通货膨胀蚕食，收到的回报是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实际操作中，政府赤字能够被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分担，而不必再增加同等数额的税收来偿还。虽然当前的通货膨胀率早已下降到并不比 19 世纪高很多的水平，其财富再分配效果相对来说也不再显著，但对公共债务的这种“累进”式观点直至今天依然为很多人所拥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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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这对政府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虽然一开始公共债务规模庞大（在1913 年接近国民收入的80% ），而且在1913~1950 年财政赤字高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然而到1950 年法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却回到了相对较低的历史水平，大约为国民收入的30% ，同1815 年时相当。尤其是国家光复时期的巨大赤字，在1945~1948 年的4 年中，在高度情绪化的政治氛围里，被超过50% 的年通胀率几乎立刻消化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得上是1797 年“2/3 破产”事件的重演——过去的债务被勾销，以便在较低的公共债务基础上实现国家的重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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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当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在 1936 年述及“食利者的安乐死”时，他也显然受到了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深刻影响：对食利者们来说，“一战”前的世界已经崩塌，事实上已没有走出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政治上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凯恩斯明显感觉到，尽管由于对 1914 年前的金本位制度无比留恋，英国人依然很不情愿接受通货膨胀，但这却是削减公共债务负担、减轻过去的财富积累影响力最便捷（虽然不见得最公正）的办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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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无论如何，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差异大部分并不是因为存量住宅的价值不同，而是其他国内资本的价值差异，尤其是企业资本（见图 4.1 ）。换言之，德国的私人资本水平较低并非因为房地产价值较低，而是由于德国企业的股票市值较低。如果在计算私人财富总额的时候，我们不是参考股票市值，而是采用账面价值（从企业的累计投资价值中减去债务之后的部分），那么上述的德国悖论就不复存在了：其私人财富数量将立刻提升到与英法两国相当的水平，从 4 年的国民收入增至 5~6 年的国民收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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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capitalism ）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模式”（model ）的特点。具体来说，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其中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他们在德国企业的董事会有席位，虽然不见得是股东，但不仅能发挥建议作用，而且是决策的积极参与人) ，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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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资本 / 收入比在 1913~1950 年的下降是欧洲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家的安乐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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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其他类型的资本（如住宅和其他国内资本）在殖民地时期及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及欧洲国家。这背后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民，他们跨越大西洋时并没有随身带来自己的房屋、工具或机械等资产，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相当于数年国民收入的房地产和产业资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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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20 世纪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国家，因此其资本 / 收入比也显得稳定得多，在 1910~2010 年，大致为 4~5 年国民收入（见图 4.6 ），而欧洲国家则从超过 7 年的国民收入下跌至不足 3 年的国民收入，然后又反弹到 5~6 年的国民收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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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美国对外投资的回报要远高于它所支付的外债本息——这是美元的国际信用带来的特权。海外投资的高回报阻止了美国净国外资本头寸的恶化，从 1990 年约为国民收入的 10% 仅增长到 21 世纪头几年的略高于 20% 。总体来说，目前的状态与“一战”前夕非常类似。美国的国内资本约为 4.5 年的国民收入，其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减去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外资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20% ，因此美国的净国民财富大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430% 。也可以说，美国超过 95% 的资产由本国人持有，由外国人掌控的不足 5%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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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社会不平等领域的这种复杂和矛盾的关系，直到今天对美国依然有影响：一方面，这是个信奉平等的国家，是千百万出身低微的移民的希望之地；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极端野蛮的不平等的国家，尤其是涉及种族时，其影响仍随处可见。美国南方的黑人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仍没有公民权，并受到法定的歧视制度约束，在某些方面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南非维持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很多共同点。这些背景无疑是美国福利制度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者说欠发达）现状的根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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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增长接近停滞的社会里，过去积累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超出与其实际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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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起来，我们便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资本积累会出现如此大的数量差别，以及资本 / 收入比为什么会在 1970 年之后急剧提高。一个特别清晰的案例是日本，其年储蓄率接近 15% ，增长率略高于 2% ，因此日本长期积累的资本存量达到 6~7 年的国民收入并不奇怪。这是动态的资本积累第二定律的自然结果。类似的是，储蓄率更高而增长更快的美国，相比之下有着低得多的资本 / 收入比并不令人惊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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