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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扩张与微观经济学基础
—基于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的理论解说
何大安
一、问题的理解
人类经济选择行为在互联网“时空错开、同步并联、客户拉动、实时评价”功能的作用下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会引发资源配置方式变化，会促使产业组织变化，微观经济学必须能够对这些变化和变动做出新的解释。
互联网应用扩张是一个动态演进概念，它在起步阶段开辟了链接个人电脑之间的高效通讯系统，接着在消费和娱乐领域全面扩张，目前正迈向加工制造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并开始向医疗和生命领域渗透。互联网应用扩张反映三大层面的内容:(1)技术本身的内在扩张逻辑;(2)微观经济活动操作的扩张逻辑;(3)对人类行为、思想、文化乃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扩张逻辑。第一层面的扩张逻辑，主要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各自技术规定及相互融合; 第二层面的扩张逻辑，主要指人类运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 第三层面的扩张逻辑，主要指这些新技术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作用。这些扩张逻辑要求我们研究人类选择行为、资源配置和产业运行等的变化。
互联网应用扩张使人类的投资经营和消费娱乐等活动越来越受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导引。从行为主体、数据处理和信息获取之间的关联看这一导引过程，互联网应用扩张正在逐步结束“人与信息对话”，走向“人与数据对话”，并在未来极有可能实现“数据与数据对话”。值得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人与数据对话”和“数据与数据对话”将会改变人们决策的思维方式、操作程序和实施手段。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微观经济学，都是以部分信息为依据来推论因果关系从而展开理性选择分析的，这些分析难以解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兴起的由大数据思维驱动的实际选择行为。
大数据思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因果思维，只是这种思维较之以部分信息为依据进行推论的因果思维有显著不同。舍恩柏格曾通过对大数据时代如何取舍信息的分析，认为在工业化时代人类一直是运用有限样本数据来剖析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试图通过这一剖析而精准地获悉事物因果关系的内在机理，但这种因果思维不具有总体性和相关性;他进一步指出，大数据思维放弃了以样本数据追求精准因果关系，强调数据总体性和相关性所内蕴的因果关系，它实质上是一种包含总体思维、相关思维、容错思维和智能思维的方式。从信息获取方式来考察，舍恩柏格实际上是认为决策信息来源于大数据，人类通过对具有混杂性之大数据的总体分析，尤其是通过对大数据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到准确信息乃至于有可能得到精准信息。因此，大数据思维并不否定因果推断，而是强调“人与数据对话”或“数据与数据对话”规定的因果推断，大数据思维对于重塑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革命性。
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诞生在“人与信息对话”的非互联网时代。理性选择理论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1)对选择行为的一般理论模型分析;(2)研究选择行为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第一阶段是传统经济学在完全信息假设上，对选择行为所展开的抽象理论分析; 第二阶段是现代经济学依据不完全信息假设，对传统理论偏离实际的质疑和批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是从信息约束研究走向认知约束研究的，这一走向在反映科技进步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演变的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学家思维层级的变化。以科技进步的影响而言，厂商投资经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科技手段获取影响选择的更多信息，以期实现最大化的决策效用; 就思维层级变化而论，经济学家开始从单纯的行为分析转变为行为和心理的双重分析。
但从理论上评判，理性选择理论在非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传统经济学将理性解释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错，也不是现代经济学把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等解释为实现最大化路径的错，而是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受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所致。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问世以来，理性选择理论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等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完善。例如，针对如何降低认知约束，经济学家通过并轨经济学与心理学，运用心理预期分析来探索认知约束形成及降低认知约束的方法(Kahneman ＆ Tversky，1973，1974，1979; Lucas ＆Prescott，1971; Lucas ＆ Stokey，1983; Smith，1994)。在非互联网时代，尽管理性选择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努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
互联网应用扩张的最重要标志是一切信息都来源于大数据。目前，已有文献对互联网应用扩张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性研究，主流观点认为未来世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世界(吴军，2016; 彭特兰 2015; 赫拉利 2017; 凯利 2014，2016，2017)。但是，这些研究较少涉及人类选择过程中的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基础理论。事实上，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步入“人与数据对话”版本，并且在将来会发展到“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看这些标志着互联网应用扩张的“对话”版本的升级，我们可得到许多思想启迪。以人们选择而言，这些“对话”版本的升级不仅会改变选择的思维程序、选择手段和过程，更重要地，它将改变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因此，我们创新微观经济学的首要任务，需要对理性选择理论展开探索。
现有的涉及互联网应用扩张的分析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投资经营等研究上。其实，如果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了“时空错开，同步并联”，而不是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投资经营，它只是我们称之的互联网 + 模式，是“人与数据对话”模式，而不是 “数据与数据对话”模式。互联网应用扩张从“人与数据对话”向“数据与数据对话”转变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在“人与数据对话”阶段，人类选择是否进入了信息不完全向信息完全的过渡阶段;(2)在“数据与数据对话”阶段，人类是否可以在信息完全的基础上进行选择;(3)微观经济学在“数据与数据对话”背景下如何发展等。
较之于工业化时代主要采用因果分析来甄别信息，互联网时代开始转向通过大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处理来甄别信息。这种甄别信息方法的最大亮点，是逐步排除了主观判断所产生的信息误差。当人类通过大数据能够获取准确信息时，厂商就会在(最大化)理性驱动下运用以大数据支撑的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来投资经营。撇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对产业运行过程的具体影响，仅就“人与数据对话”发展到“数据与数据对话”而论，从传统产业演变而来的互联网产业将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互联网 + 企业，而是转化成以人工智能挖掘和匹配大数据的智能科技产业。若此，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理论就不适合对产业运行的解释了。
互联网应用扩张会显现两大结果: 一是人类选择的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的变化，另一是个人、厂商和政府实际选择的变化。为此，我们首先要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何影响人们选择做出解说; 其次是对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做出一般理论解说，以重塑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基础; 再其次是在创新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做出新的解说。在笔者看来，这些解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现代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释互联网时代人们实际选择的原因，对于这种向主流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挑战，需要有充分说服力的案例、数据或经验事实的论证。不过，这个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创新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经济学不能解释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实际选择行为展开一般性理论分析，第二步则是运用案例、数据或经验事实来展开实证。本文将致力于第一步的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互联网应用扩张下的人类选择行为进行概要描述，重点考察理性选择理论在假设前提、参照系和分析方法等方面与互联网时代人们选择实际的偏离; 第三部分是解析互联网时代人们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的变化，探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 第四部分是对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做出一些新思考，以完成对互联网应用扩张与微观经济学基础之关联的理论论证; 第五部分是分析性结语。
二、互联网应用扩张下的人类选择行为概览
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架构，是经由完全信息假设转向不完全信息假设，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要素做出有取舍的研究，并采取以“个体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来完成的。假设前提转变，是经济学家逼近现实研究选择行为的一种理论反映; 有取舍地研究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要素，是经济学家追求理论完美以绕避分析难点的反映; 采取个体主义方法论，则是经济学家推崇建构理性而采用的抽象分析方法。 随着极大量、多纬度和完备性特征的大数据的产生，随着机器学习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互联网应用扩张下的信息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类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从“人与数据对话”以及“数据与数据对话”背景来研究互联网应用扩张下的人类选择行为，需要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发展做出概要的梳理。
首先，现代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和批评，是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内的质疑和批评。这里概括的“人与信息对话”版本是指行为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依据所获取信息进行选择的方式和过程。具体地说，“人与信息对话”版本所对应的，是个人和厂商通过市场供求、价格波动、政策取向等获取影响选择的信息，是在分类、加工和处理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形成认知而进行选择。该版本最主要的特征如下:(1)个人和厂商获取的信息是已发生事件的部分信息;(2)个人和厂商难以借助科技手段从非数字化数据中得到信息;(3)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只能依据不完全的样本数据，还不能依据大数据建立实证分析模型。“人与信息对话”版本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及全球化贸易的工业化时代。
一种理论与实际行为的偏离，通常表现为该理论的基本定理或分析范式不能有效解释与之发生偏差的实际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创立的以“偏好的内在一致性”为底蕴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就被视为出现了这种情况。关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它是完全信息假设和其他给定条件约束下的逻辑推论，人们的实际选择并不具有期望效用函数理论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内在一致性，尤其是受心理因素和非经济动机影响的诸如施惠、受惠、报复等行为更是如此(Goranson＆ Berkowitz，1966; Berg et al．，1995; Forsythe et al．，1994; Marwell，Ames，1979; Fehr et al．，1996)。现代非主流经济学则是通过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实验，论证了偏好的内在一致性与人们实际选择之间的系统性偏差(Kahneman ＆ Tversky，1973，1974，1979; Smith，1994)。关于“选择者知晓选择结果和效用最大化”，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都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会导致认知约束，选择者不具有精确计算选择结果的能力，效用最大化是一种自利最大化愿景，选择者在认知约束下的效用期望会不断发生调整。这些质疑和批评表明现代经济学已逐步把“认知”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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