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人最欠缺什么自由？
有些人认为，传统上的中国人并不（太）欠缺自由。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消遥自在，“帝力于我何有哉”？有人于是故意发挥说，中国人就是太过自由了，于是散漫、自私、不团结，必须管束起来，并由某些超人带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孙中山也曾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太散了，“必须用士敏土（水泥）粘起来”，才能形成牢固、坚强的力量。他举了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例子说，相对于西方殖民者对其殖民地人民的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国人要自由得多，起码日常生活、家居出行不用受到殖民地那样的严厉管束。
然而孙中山错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遗漏了一项很重要的自由，或者说权利，中国人从来不曾真正享有过。那是什么自由呢？思想自由吗？言论自由吗？都不是。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的事件，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但也确实出现过某些思想比较活跃，言论比较宽松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有松有紧。因此这两个自由，还不是中国人最欠缺的自由。
中国人最欠缺的自由就是－－组织自由。所谓组织自由，就是任何若干人都能自愿结成某个民间团体或组织（或非官方组织，NGO），这样的组织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并能进行他们所希望进行的活动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任何人都可以不加入某个组织，不参与其活动的自由。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组织自由”；相反，中国人有太多的“被组织”的义务。
的确，传统上中国的官府对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方面没有太多管制，甚至对某些个人写写歪诗，发发牢骚，“针砭时弊”，也不一定会太在意。但是一旦人们的行为超越了个人范围，被认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时候，立即就会遭到官府的高度警觉、监视，直至镇压和破灭。
因此你看到中国的历史书，对于合法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很少有记载，能记载下来的几乎都是一些负面的材料和负面的描述：啸聚山林的盗贼，纠众闹事的刁民，欺行霸市的帮会，群诽朝政的书生，甚至当时的强势群体官员，一旦互相串连活动，马上面临“结党营私”的指控，直至“图谋不轨”的罪名，招来杀身、灭门的大祸。对于政治人物之间的“党争”，无论是皇帝还是“正统派”的大臣、太史，都是用一种否定的态度看待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只要是皇上恩准、官府组织的活动，则大书特书，呼之鼓之，咏之蹈之，很少有质疑过这样的活动于民是否有益，于理是否可行。“役”是当时官府组织的最普遍的活动，内容五花八门，劳役、兵役、差役、杂役，最多只管基本的伙食，服役者没有任何报酬或补偿。对于年轻女子来说，还有另外的“役”：一年一度的选秀女进宫，这些都是不可违抗也不可埋怨的被组织、被差使的义务。遇到边关吃紧、皇上出巡、先帝驾崩之类的事，还得被一再役使，一再盘剥。乾隆六下江南，一路吃喝玩乐，不知耗费多少财富，盘剥了多少劳力，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被传为韵事美谈。上行而下效，各级官吏自然也很懂得怎样组织、役使民众，为自己干私活，当然，也各有自己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
中国的官府很狡猾，但其实也很虚弱。一方面，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他对朝廷有何不满，也难以构成重大威胁。故而对于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尚可不必过虑。但如果民众一旦可以自由组织起来，力量将千万倍地增加，情况就可能失控，统治基础就可能动摇。因此，他们非常敌视、仇恨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严密监视、极力扼杀。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组织的好处和作用，因此一直垄断组织的权利，不仅亲自出马组织、役使民众，也同时拉拢、利用、强迫某些民间组织成为自己的附庸。典型的例子是帮会。帮会本是民间性质的组织，但对于那些愿意归附官府、为官吏服务的帮会，官府则许其特权，享其分成；对于那些不愿和官方合作的帮会，则斥之为黑道，极力铲除。不过，不论是哪一种帮会，其合法性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朝代正式的、公开的承认，因而官府始终操控着帮会的生杀大权，这样的帮会就不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蜕变成官府的走狗。狗仗主人势，官府不好亲自出面干的坏事，就由帮会去干，如激起民怨，最多也不过是官府的替死鬼罢了。所以才有人们普遍对于帮会的阴暗面的深刻印象，而忘记了帮会原本也出自民间。如果它没有官府撑着，只是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的话，是不可能长期为所欲为的。
这种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良，官方、准官方组织大行其道的现象，当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畸形结构已经造成许多次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如按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中国远优于欧洲，古代中国的人口也不太多，甚至主要经济制度，也是比欧洲的封建庄园式农奴制更先进的佃农制，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积极性都比农奴要好得多。然而奇怪的是，自秦以降，每逢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天灾，不是人们流离失所，乞于途、毙于野，就是引发大大小小的暴动和起义，直至全国性的战乱。相对地，这样的情况在欧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历史上也要少得多，缓和得多。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至少还有一个广泛的非官方组织－－教会，在人们最困难的时候可以起到救急、纾困的作用。而在中国，民间组织既没有足够的基础和资源，也不具有全国性的特点。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善堂和寺庙，支持平时有限的救济尚且捉襟见肘，根本无力应付大范围大规模的天灾。每当这样的灾害发生，人们唯有企盼官府的赈济。而一旦这个朝代已经腐败，于是赈济不力，或者被贪污挥霍殆尽，民众要么等死，要么造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性质。的确，教会曾经掌握很大权力，例如任免国王、征税和发动战争，但这个权力主要是针对各封建诸侯和上层贵族的，并非直接对老百姓。还在罗马时期，就已经确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教会对于民间的作用，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即所谓“上帝”）；日常的行政事务、社会管理则由各封建诸侯们把持（即所谓“恺撒”）。因此，教会对于欧洲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官方组织，而且基督教最初也完全是一个民间团体。中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诸侯国的反叛，教会任免国王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也不再存在，它的非官方性质就更强了。另外，出来教会以外，欧洲的其他民间组织，行会、商会等的力量和广泛性，更重要的是其合法性，也比中国强得多。
以上说的还只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在政治层面，民间组织的严重缺乏和发育不良，更是中国黑暗漫长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了民间组织这一中间环节，至少出现了以下后果：
1.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直达家庭和个人，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被统治者无力抗争，无从回避；不仅普通老百姓无可奈何，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赐死还要谢恩，做官的也不能幸免。中国人所受压迫之深，实为举世罕见。
2.由于缺乏民间组织，基层民意无法集中和提炼，也无法传递到其他组织和当权者那里，于是整个社会缺少了互相了解、沟通和协商的有效渠道，无法促进共识的形成，只能助长误会和偏见。当权者的施政也缺少了民意基础，即使他主观上希望做好事，也不知道从何做起，效果如何，风险如何。因此，当权者要么凭借自己有限的经验和知识施政，这样出错的机会很高；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做，但求无过。
3.由于中国人缺乏组织的实践锻炼，缺乏处理组织间关系、组织与个人、政府间关系的实践锻炼，更没有组织的理论支持，因而一旦某些时期原统治集团力量削弱而有利于非官方组织的形成时，这样的组织却也是一些持极端思想的极端组织，它们的竞争手段也只是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天下大乱之时，也是各种邪教、黑社会势力大行其道之时，偏偏就无法出现一个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建设性的团体；即使有过这样的团体，很快就被暴力竞争的胜出者，即新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所取缔和镇压了。而那些暴力团体、邪教、黑社会势力对民间的残害，也使得老百姓大大增加了对“组织”的偏见和恐惧感，反过来为专制主义统治者垄断组织权利，限制、打击民间组织活动提供了口实。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具有相当的组织自由的时期，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具有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政治团体，动辄“三千弟子”（那时是很大的数目了），而且周游列国，不但通行无阻，还常常成为国君的座上宾，直至执掌大权，发号施令。一些贵族也有自己的组织，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辈，也来个“三千食客”，而且“鸡鸣狗盗”之徒，照纳不误，并无强烈的等级、贵贱意识。春秋战国时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它的价值不在于领土之大，武功之盛，而在于奠定了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基础－－文化。然而这样的组织自由，随着秦并六国，也和言论、思想自由一起被扼杀了。
组织的自由，是政治上实现自由民主的最关键的一环。打断了这一环，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只能不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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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志鹰在2005-12-24 11:54:50的发言：
不错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楼主说得自然不错，但看一下历史，思想和言论自由还是很欠缺的，楼主最后说的也就是春秋战国年代的百家争鸣。以后呢？很少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很少了，汉初还尊崇过黄老道家的思想。如果思想和言论不能自由，试问它又该如何组织呢？它凭什么组织呢？所以，在现代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应该是很重要的。毕竟，组织还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应该是其基础和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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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版此处可能有所误会。我的主贴没有否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组织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也不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欠缺，而是强调相对于这两种自由来说，组织自由最欠缺，而这个欠缺所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
正如风版所言，这三种自由是有递进关系的。但所谓递进，不是用后一种自由来取代前一种自由，而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
组织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例如某日鹰版可能也自创了一种“鹰理论”或“鹰主义”，但如果没有组织自由，则这个理论和主义将不能传播，不能普及，不能发展，甚至无人继承。这样，哪怕这个理论和主义是一个多么精辟和先进的思想，终将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对后世的影响为0。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汉代被确立为正宗，也在于之前数百年，中国人尚享有较多的组织自由。由孔子到孟子到荀子，一直广纳门徒，传播四方。是故，即使秦始皇烧了几万部书，坑了几百个儒，社会上通晓儒家思想的人依然足够多。如果儒学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书斋里的私下传授，不用秦始皇去烧去坑，用不了几代人，这个学问很可能已经自然消失。
秦汉初期，诸子百家尚有传承，如果不是刻意打击其他学派的组织自由的话，每个学派自然会有它所吸引的一部份人将之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例如天下有变，或某学派突破性的创新和发展），另外一个学派就可能崛起，再领风骚。秦以后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新气象。对于某一个政权来说，它“尊儒”或“不尊儒”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也有“尊”或“不尊”、“独尊”或“不独尊”的权利，要害在于“废黜百家”。
秦以后两千年间，可以称得上自成一派，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学说竟是禅学。其中原因，不在于六祖慧能就比其他人聪明，而在于这个学问得到了组织性的传承，哪怕只是在寺庙内，和尚中（实际上已经相当深入部分世俗社会）。其他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等，没有这样的组织条件，他们的思想精粹只好待几百年后才能被人们重新认识。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强烈冲击，恐怕也就和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被后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看近代世界，哪一种思想、理论和主义不是借助了组织的力量才能广为人知？才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没有组织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不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用，仅仅是虚而不实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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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可夫
其实你说的，是中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问题。缺乏这个支撑，小矛盾得不到化解而积累为大矛盾，个人正当权益被权贵侵犯无法申冤成为仇恨，社会发生变动时无社团支撑，导致社会发展和公民思想的“散沙特性”，出现“二三百年一次大毁灭”的轮回。这是我以往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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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民社会：极权主义病毒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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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俄国、德国、阿富汗以及东方国家这些文化不同、国情各异的国家的那些事情，在英国和美国却没有发生？为什么东欧国家移植了斯大林制度，却没有走上国家对公民的全面控制？这些国家会不会受到极权主义威胁？难道这些国家仅仅是凭借幸运躲过了极权主义的劫数？在思索了很久以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这些国家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时产生出了足够抵御极权主义病毒威胁的、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租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二十世纪初，英美等国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而德国的公民社会，则建立在黑格尔的“社会应服从国家”的理念基础上，因而社会力量弱于国家力量。而俄国则刚开始孕育公民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面前这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即便是拥有公民社会的德国，也由于遵循国家至上的理念，使得公民社会在攫取了国家权力的法西斯主义面前而表现得有气无力，更不用说俄国和中国了。
总体来说，就公民社会的发育而言，西北欧及北美强于中东欧，而中东欧强于俄罗斯，俄罗斯又强于东方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各国移植苏联制度之前，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恰逢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演变为威权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没有走向国家对社会、对公民的全面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是幸运的。但朝鲜、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人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政客们总是试图从人民那里偷走更多的权利，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危机、群众普遍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们总是蠢蠢欲动。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潜在极权主义者妄图偷走人们权利的一个绝好例子。1950年～195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当时美国战后经济萧条、失业加剧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以及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一些人担心“共产极权”会渗透到美国的情绪，接连不断地炮制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消息，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在此期间，麦卡锡分子不但焚烧“危险”书籍，迫害左翼人士，甚至连一些跟政治不相干的人也难以逃脱被怀疑“同情共产党”的厄运，遭到非法传讯、监视和恫吓，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其表现已经直逼当年的希特勒。然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很快做出了反应，越来越强烈地抵制了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对自由的无耻侵犯，最终导致麦卡锡身败名裂。一个美国式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就这样溃败在公民社会的面前，而“麦卡锡时代”则作为一种耻辱而载入美国史册。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时间，“新麦卡锡主义”仿佛又死灰复燃。此后一段时间，一些以反恐怖为名的措施、法律纷纷出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具备了极权主义的一些特征：一个无所不在而又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部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一个笃信依靠暴力重构世界秩序的蓝图，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一堆以反恐怖为名限制自由的法律……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并不会演变为极权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掀翻任何一届政府。目前的公民社会，准备为自身的安全牺牲掉一些权利，然而当它意识到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本国的政客，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清除掉他们。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发育，但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抵御极权主义病毒的程度。中国是否会再走到极权主义的梦魇中去，取决于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腐败行为是否能够得以扭转，经济是否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台湾问题是否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是否有一个足够狡猾、狠毒并且具有个人魅力的极权主义者出现。如果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形发展，那么，等待中国和世界的，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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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年华
先有组织自由，才能有公民社会。雅可夫同志的理解和我谈的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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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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