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6【充实计划】第984期

昨日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183小时。

昨日阅读1小时，累积阅读638小时

昨日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78小时

昨日阅读2小时，累积阅读214小时

存在与时间---《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
弗朗柯·伏尔皮

作者简介：弗朗柯·伏尔皮(Franco Volpi)，1952-2009，意大利哲学家、哲学史家，研究重点为德国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和海德格尔，代表作《海德格尔与布伦坦诺》（1976），《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1984），编有多部哲学词典（Franco Volpi, 1952-2009, Italian Philosopherand Historian of Philosophy）。本文译者，王宏健，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德格尔哲学，(WANG Hongjia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Freiburg, Freiburg)。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伏尔皮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存在与时间》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平行关系的探讨，后者已经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界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论题。作者指出，海德格尔在对胡塞尔的真理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亚里士多德，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的实存论分析乃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被称为“存在论化”。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对应是在手事物、上手事物和此在与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对应。海德格尔改变了亚里士多德对三者的排序，并且通过将实践理解为人生此在的存在方式，从而塑造出以实践为中心的统一结构和理解模式。通过详尽的分析，作者卓有成效地表明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之对话的基本方式及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实践；存在论化



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NicomacheanEthics?

Abstract: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 has been valued by academic circlessince 1980s. Volpi’s studies on this subject can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hisinvestigation of the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nd Timeand NicomacheanEthic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a well-known classical thesis among theHeidegger research community.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Heidegger has turned toAristotle during his critique of Husserl’s truth theory. The ontologicalanalysis presented in the Being and Timeis in fact a conversion of Aristotle’s practical philosophy; this conversion iscalled “Ontologicalize.”The mostimportant group of concept-correlation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Vorhanden, Zu-handen as well as Daseinand theory, produce as well aspractice.Heidegger alters Aristotle’s ordering of the three, and shapes a unified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model with practiceas its center by considering practiceas the way of being as Dasein. Withdetailed analyses, the author effectively demonstrates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dialogue between Heidegger and Aristotle, as well as its current significance.

Keywords:Heidegger; Aristotle; practice; ontologicalize



一、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当代

一个研究古代哲学的知名学者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有一次说——事实上是写道——如果亚里士多德今天还活着，他无疑会选择住在牛津，也许有时会出游到卢汶。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意大利的希腊哲学专家则说，要是亚里士多德活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至少会来帕多瓦度假。如果不算是年代错乱的话，我会补充：如果亚里士多德活在我们的世纪，他既不会为了和巴恩斯讨论而生活在牛津，也不会呆在卢汶或者帕多瓦；毋宁说，他会更喜欢在黑森林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哲学思考。

借这个段子我想要说的很清楚：海德格尔的著作，从哲学上讲，乃是本世纪与亚里士多德最有意义的争辩。为了理解这一断言，我们必须暂时抛却对希腊世界的历史真相的兴趣，取而代之地去考察，海德格尔如何无偏见地汲取希腊哲学，将其作为哲学活动的首要和源初的库藏。我们将能够积极地认识到，这种争辩并不旨在发现历史真实状况；毋宁说，海德格尔的意图在于，能够居有和恰当处理那些由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加以思考的根本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让我们所有人乃至让我们的时代注意这些根本问题。就这样，海德格尔不仅向我们呈现了那些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首次看到并且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意义（自从黑格尔以后，还从未有人敢于如此尝试）；同时，在经历了宏大哲学的危机之后，海德格尔重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哲学活动的宏大风格。

正是在这一洞见的背景之上，我着手展开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考量和研究。具体而言，我会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遭遇追溯到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在我看来，这一时间段是决定性的，也就是在《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的沉默的十年。在此，我试图表明，《存在与时间》的术语系统如何发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充分居有。为了将其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我将首先提出下述尖锐的问题：《存在与时间》究竟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吗？



二、早期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

争辩的方法论通道与主题域重点

首先需要简单地界定一下，我看待和处理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争辩的一般框架。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方法上和主题上对其加以论述。（1）从方法上来看，发挥重要影响的是一种批判性态度，这种态度标志着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通达方式（直到“转向”）：在《存在与时间》中，这一态度被刻画为“现象学解构”，并且与建构和还原一道，构成了现象学方法的三大根本“环节”。很明显，这一术语不能根据其日常的琐碎意义加以使用，而是在解-构（De-Konstruktion）的意义上，也就是对传统哲学结构的根本要素的拆解，从而能够彻底地进行重构。（2）从主题上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前与亚里士多德争辩的特点在于，围绕和折射着诸种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同样处于核心地位。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真理问题，人（此在）的存在方式问题，时间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统一视域，无疑是存在问题的视域，在此，存在问题指的尚且是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也就是对基础存在样式的规定。

在这三个主要问题（真理、此在、时间）中，我将首先考察对我的根本意图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也就是此在问题，亦即何谓对人生的存在论把握、何谓人生的统一性的根本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这一问题的，并且是在存在问题的视域内（自从海德格尔阅读了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他就开始重视存在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把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中的自传性表达仅仅看作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某种修饰性表述，而应该将其作为严肃的证据，这样的话，可以指出的是，他对三个主导问题（真理、此在、时间）及其系统关联的通达，是以对ὄν ὡς πολλαχῶς λεγόμενον [存在者得到多样的言说]这一存在论问题的探讨为视域的。在20年代，海德格尔哲学追问的主导线索，诚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乃是寻找存在的基本意义，某种承载着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的统一的存在意义；此外，可以指出的是，海德格尔以此为目标，分别试验了存在者的四种基本含义，检验它们能否充当存在的基本意义。经院哲学传统（以及布伦塔诺）所代表的答案，亦即实体论的解答立马就失效了，而海德格尔在这段时间的研究中，深化了真实存在者这一含义（布伦塔诺对此也曾有所关注）。此处的意图极为明确，就是要检查，这一含义能否作为存在的基本意义：1925-1926年冬季学期的讲课《逻辑学：对真理的追问》、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和独一性》的结尾部分、1930年夏季学期的讲课《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开头部分，这些讲课稿表明了，对于海德格尔而言，通过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得出的结论，即存在等同于真理，这一点极其关键。根据我的猜测，后来海德格尔仍然以揭示存在的统一性的基本意义为目的，他还探究了δύναμις [潜能]和ἐνέργεια [实现]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含义，这体现在1931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亦即对《形而上学》第9卷第1-3章的阐释中。

现在要考察的是，海德格尔如何从他对存在的多重含义这一问题的兴趣出发，进入他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某种重新采纳，特别是他如何进入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核心问题的重新采纳。首先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通达，是在对真实存在者的研究这一框架中进行的，并且，这项研究的决定性要点在于，海德格尔的出发点乃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深入争辩（这一争辩详尽地体现在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中，亦即《时间概念史导论》）。



三、对真理现象的现象学

把握和亚里士多德之真理的场所

在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提出的真理理论的争辩中，海德格尔产生了如下信念（胡塞尔的著作中也已经有所显示）：判断和命题，作为诸表象之综合或区分，并非如传统所宣称的，是真理的源初显现场所；毋宁说，它们仅仅是某种定位，较之真理之发生的存在论维度，它们反倒是限定了这一现象。因而，海德格尔试图质疑关于真理之本质的以下三个传统论题：（1）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2）真理之显现的源初场所乃是判断，亦即诸表象的联结和分离；（3）以上两个命题的始作俑者乃是亚里士多德。

胡塞尔已经提出，不仅仅单纯把握的联结行为可以是真的，同样，单一行为也可以是真的，通过这一点，他质疑传统的真理观，质疑将真理作为在判断中的某种符合，因此，他引入了命题真理和直观真理的区分。在此，他认为直观真理具有基础和源初的特征。此外，胡塞尔极具创新地提出了范畴直观这一决定性的理念：与感性直观相类似，范畴直观旨在澄清对判断要素的认知把握，这些判断要素定位于传统的范畴领域，对此的表明超出了感性直观。第六研究中的诸种考量构成了海德格尔在此方向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同时，他成功地将“真实存在”的纯粹逻辑的含义与“真理”的源初的存在论含义从术语上区分开来。在此，他认为这一区分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海德格尔看来，事实上，恰恰是真理现象的源初的存在论维度规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尽管亚里士多德无疑也认识到了命题真理这一有限含义。因而，海德格尔对传统真理观的质疑，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端，而又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某些文本的强烈的存在论阐释，比如《解释篇》第1卷、《形而上学》第9卷第10章、《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海德格尔试图还原出它们的全部存在论潜能。

如此一来，海德格尔就实现了某种真理之场所的拓扑学，在此，他吸收了某些亚里士多德真理观的基本规定，并且对其展开了存在论的转换。大体上，这种拓扑学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首先，真存在乃是在敞开、揭示和无蔽意义上的存在者本身。因而，海德格尔重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对ὄν ὡς ἀληθές [存在者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规定。

（2）其次，真存在乃是对此在、人的生活的揭示，并且基于此在对存在者的揭示。因而，海德格尔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对ψυχὴ ὡς ἀληθεύειν[灵魂作为求真活动]的规定。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海德格尔有理由相信，能够开创一门关于揭示活动、关于“在真理中存在”、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的现象学。这些活动可列举如下：

2.1）人的灵魂，亦即此在，首先由于其特定的关联能力（λόγος）而能够展开揭示活动；其方式乃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第3章所提出的五种“在真理中存在”的方式，灵魂的求真：τέχνη [技艺]、ἐπιστήμη [知识]、φρόνησις [明智]、σοφία [智慧]和νοῦς [努斯]。

2.2）人的灵魂，亦即此在，也能够“直观地”、以直接把握的方式展开揭示活动；其方式乃是αἴσθεησις [感知]（与“看”相关，因而始终是真实的）或者νόησις [觉知]（可谓是通过接触把握其对象，因而不能是假的，毋宁说，只能被实行，始终驻留在ἀγνοεῖν[无知]中）。这两种直接的揭示方式乃是上述五种关联方式的基础。

（3）最后，真存在乃是λόγος的突出形式，亦即λόγοςἀποφαντικός[有所展示的逻各斯]，亦即谓述的命题，其形式是肯定或否定。不过，命题真理是源初的发生真理的某种派生样式，前者奠基于后者。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真理观的这种存在论上的重构，海德格尔将对真理现象的理解从命题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敞开了一种存在论视域，让他能够在真实存在者这个意义上展开存在问题。恰恰是以此为框架，也就是在真实存在者这个意义上分析存在的基本含义，海德格尔开始了他20年代的思想努力，亦即把握和规定人生此在（灵魂）的基本存在论结构及其特殊的揭示特征。正是在这个典型的现象学问题，亦即追问“主体性”的基本机制这一框架内，海德格尔开始阐释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作为求真活动的规定；与此同时，海德格尔通过将现象学的通达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内容要素联系起来，开始了他《存在与时间》中的实存论分析。

然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含义，亦即我在标题中所预告的实践概念，又是缘何而来呢，为何要强调这个概念？我想，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实践概念的把握，乃是为了克服胡塞尔先验主体性所带来的困境，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昨天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317小时


20世纪中后期，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 1929-）在分子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风云激荡中登上科学史的舞台。这位传承了达尔文学说与精神的一代宗师，拥有“社会生物学之父”与“生物多样性之父”两大光环，既保持了传统博物学家的本色，又为当代博物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蚂蚁“指引”的科学之路


威尔逊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是南北战争中南军英雄的后代。他在童年里频繁地搬家、转学与寄宿，亚热带海滨荒野成为他的乐园与启蒙课堂。7岁这年因为钓鱼刺伤了右眼，导致日后的研究生涯只好从地面昆虫的“小天地”里起步。昆虫学家之梦在国家动物园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中启航，13岁时已能独立发现一种新型的火蚁。中学时代他决定专门研究蚂蚁。就读阿拉巴马大学生物学系期间，他在“现代综合进化论”浪潮之中成为一名“新达尔文主义者”。1951年他由田纳西大学转学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在“哈佛学会”（the Society of Fellows）的资助下赴古巴与墨西哥科考，随后又远赴南太平洋地区。探险途中他注意到边缘地带蚁群“生态释放”的繁荣景象，与一般地区多样性的“斑块状分布”形成鲜明对比。沿此方向，他的系统分类学研究开始向岛屿生态学与动物行为学两方面拓展。



1

岛屿生态学


1958年，威尔逊留校任教，他的第一个心仪课题是研究蚁群多样性分布的进化起源。他将“一地一种”的“斑块”解释为原始种群被来自边缘地带的新种群入侵切割后分别趋异的产物，称之为“类别循环”（taxon cycle），由此认为自然界没有绝对的进化中心，边缘地带的物种推动了生态系统的兴衰更替。在与麦克阿瑟合作的论文《海岛动物地理学的平衡理论》中，类别循环过程中物种多样性与区域面积间的定量关系得以确定：

S=bAk

S为物种数量，A为生态区面积，b与k为常数，可见面积越大，物种越多。1967年二人合著《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以类别循环与物种平衡理论开创了生物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为获证据支撑，威尔逊在佛罗里达湾中小岛上搭建巨型帐篷，用毒气消灭全部昆虫，再来观察新昆虫群落生成的过程及模式。这项研究获得了1971年美国生态学会的“默瑟奖”。



2

动物行为学


洛伦兹在哈佛的讲座使威尔逊意识到，以自然选择解释生物的“固定行为模式”不仅合理，还相当于把动物行为学从心理学家那里“还给了”博物学家。随后他组织实验研究蚂蚁凭借气味实现的通讯行为，以各种器官提取液测试分子因素对个体行为的触发，发现工蚁集体觅食的联络信号来自于杜福氏腺（Defour’s gland）液中的金合欢烯（farnesene）。这项“微观”研究与岛屿生态学的“宏观”研究成为他转向社会生物学的两大实证基础。



二、分子生物学的机遇与挑战


威尔逊生逢19世纪“非达尔文革命”的终章，与孟德尔主义融合后的“新达尔文主义”开始统一原本分裂的生物学界。进化论者着眼于环境中“个体”的适应变化及其种群分化的“宏观生物学”问题，遗传学家却在分子层面确立了“微观生物学”的根基，使前者不得不与之接轨并经受动荡。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揭开了DNA的神秘面纱，生命的分子形态大白于天下，分子生物学异军突起。1958年，威尔逊与沃森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终身聘任，田野生物学与实验室生物学的较量就此展开。



沃森视分子生物学为“正统”，将博物学归入“古典生物学”，并将“生态学”变成了生物系的“贬义词”。威尔逊坚守进化论纲领，决定以“进化生物学”加固现代博物学的堡垒。“古典派”的个体生物学家与群体生物学家先是组成了“宏观生物学委员会”，在威尔逊的带动下更名为“进化生物学委员会”。威尔逊尝试联合数学家与遗传学家打造更为成熟的种群生物学理论，以此实现进化生物学的转型，并确定了以行为学内核的“社会性”研究深化一般分类学的“群体性”研究这个大方向。汉密尔顿1964年的《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为理想中的社会生物学提供了进化论的基石。论文以社会性昆虫的“亲缘性”为突破口，在直接的生存利益与间接的生存利益——生育利益之外，揭示了生物界的第三种基本利益——间接的生育利益。三种利益分别受到（狭义的）自然选择、性选择与亲选择机制的进化制约。“经典适应性”由此扩展为“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在个体遗传基因给直系后代的繁殖成功率之外，把旁系亲属相似基因的繁殖成功率也考虑进来，得到“汉密尔顿法则”：当行为的利益得失之比乘以相关者的亲缘度系数之后大于1（k>1/r），导致该行为的基因就可在种群基因库中提升频率，该行为也可在自然界普遍出现。膜翅目昆虫不育个体的利他行为之谜完美破解。



威尔逊1965年读到这篇论文，认识到利他行为的遗传问题正是一般群体生物学升级为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的关键。这年秋天威尔逊与还是研究生的汉密尔顿在伦敦相会，两人在皇家昆虫学会会议上联手与顶尖高手们展开交锋。一门堪与分子生物学分庭抗礼的社会生物学正在形成：1971年特里弗斯将亲选择原理改造为“互惠利他主义”原理，1973年梅纳德·史密斯将博弈论引入进化论，1975年道金斯在甄别基因与表型的基础上尝试发掘一种文化行为中特有的复制单元——模因（meme）。威尔逊在澄清基因概念方面也有贡献，但他的注意力不在于分析基因与表型的边界，而在于找到一个能够贯穿表型与行为的基因视角，以此统一把握从蚂蚁到人类一切社会生物的行为模式，进而触及贯通表型－行为－文化层次的协同进化问题，最终创建一种类似于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的进化论宏大叙事。在威尔逊这里，“还原”是为了给“综合”做准备。



三、社会生物学三部曲


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在新达尔文主义的盛世中推波助澜，连续推出三部专著来打造全新的社会生物学。



斯各特曾于1946年用“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来表示生物学（包括生态学与生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综合研究，而威尔逊追求的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1971年，《昆虫社会》出版，书中以黄蜂、蚂蚁、蜜蜂、白蚁为代表探讨了社会性昆虫的博物学特征及其社会行为的进化起源。在结尾章“对一体化社会生物学的展望”中，威尔逊提出以“相同的参数及数学理论”贯彻于昆虫与脊椎动物研究，进而使社会生物学从单纯的种群生物学或行为生物学之间独立出来的设想。1975年，大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问世，书中内容涵盖从集群微生物到灵长类的各种“群居”动物，也包括人类。威尔逊从遗传进化与行为机制两个角度详尽阐释社会性动物的方方面面，并在“社会性”的进化史上划分出四大生物类别：集群无脊椎动物、社会性昆虫、非人类哺乳动物与人类。最后一章的标题为“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强调人也是一种生物并且是社会生物，因此社会科学需以生物学作为基础，而社会生物学将成为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必要的中间环节。这一观点引发了一场学术与意识形态“对流”的文化风暴。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于科学之外的道德与政治考虑。人类学家首先发难，在学会年会上提议对社会生物学予以“正式谴责”。左翼学者也起来了，大波士顿地区高校学者、中学教师、学生及医生等15人组成反对社会生物学的“社会生物学研讨小组”，成员包括威尔逊的系主任勒翁廷与同事古尔德。小组与60年代兴起的激进组织“科学为人民”相呼应，在1975年11 月13日《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反对‘社会生物学’”的公开信，指责人类社会生物学证据不足且政治危险。威尔逊回信反击，随后于1978年推出了《论人性》，以进化生物学与遗传学的视角直面人类的社会行为：攻击、性、利他主义与宗教。正是在该书问世之际，威尔逊遭遇了著名的“泼水事件”。



《论人性》荣获普利策奖，但威尔逊并未止步，继续向人类社会行为的特有层面——心灵与文化问题进发。1981年与1983年，他与精通数理方法的博士后拉姆斯登合著出版《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进化的过程》与《普罗米修斯之火：反思心灵的起源》。书中梳理了基因与文化协同进化的逻辑脉络：一方面，基因先天决定人体在感知、记忆、情感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心灵在后天学习中对文化基因（culturgen）的复制与传播做出选择；另一方面，文化基因（作为人体的扩展）在身体的行为方面制造差异性并接受自然环境的选择，导致相应基因的遗传频率发生变化。“文化选择”造就“人性”，文化基因成就永恒，文化能力犹如“普罗米修斯基因”为人类盗取的“圣火”，使自由的心灵得以在机械法则的控制之下诞生、发展。



1998年，已经退休的威尔逊又推出了这项工作的收官之作：《统合：知识的联合》。此时他更像是一位哲学家，回顾了自古希腊以来人类追求统一知识的梦想，指出拥有成熟遗传学基础的现代综合进化论已为弥合“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分裂提供了重大契机。



四、博物学家的“生命之爱”


作为新时代的博物学家，威尔逊积极投身环保事业，在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上阐发环境哲学，再应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实践，成为一位高瞻远瞩的绿色先知。



1979年迈尔斯的热带雨林报告唤起了威尔逊的使命感，随即与戴蒙德、迈尔斯等学界名人组成了环保同盟。接下来，威尔逊加入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1986年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担任美国分部的科学顾问。1980年《哈佛杂志》邀请专家展望未来，威尔逊提出了基因及物种多样性消失的问题。1985年他的《生物的多样性危机：科学的挑战》一文引起多方关注，1988年主编出版“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生物多样性》，获得畅销，1992年又出版了《生命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一词渐渐走红并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但他承认这个词是由1986年会议的负责人罗森首先提出的。威尔逊打造了一个更深奥的概念：生命之爱（biophilia，1984年出版了同名专著）。



biophilia与philosophy类似，后者指“爱智慧”的文化天性，前者指“爱生物”的情感本能。弗洛姆曾在1964年的《人之心：其善与恶的天才》中以此表示“生命的爱”（love of life），威尔逊则将其定义为“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生命的过程的内在倾向”。《生命之爱》是对他同时期两部书中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原理的环境哲学演绎，“生命之爱”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基因，早已在进化史中成为人性的一部分。“统合”地看，哲学、宗教等文化形式世代相传的道理也是如此。



1990年，由于在岛屿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意义，威尔逊荣获克拉福德生物科学奖——相当于生态学与进化论的诺贝尔奖。同年获“世界自然基金会”年度金质奖章，1993年再获“国际生物学奖”，这一年他还与克勒特合编文集《生命之爱假说》，收录了马古利斯、罗尔斯顿等一线学者的前沿成果，使“生命之爱”观念在理论上更加丰满，在学术界更具影响力，日益成为环保实践者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1996年威尔逊从哈佛大学生物系退休，此后依然保持活跃，写作、演讲、拍纪录片、创办基金会，近年来又有大量新作问世，2010年还写了一部关于蚂蚁的小说。社会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依然是这些工作的两大主题。时代一直在变，博物学家与大自然之间的那份感应永葆青春。

昨日阅读1小时，累积阅读263小时

学习3小时，累计 38.5小时。

昨日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200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216小时。

昨日阅读1小时，累积阅读36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