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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率先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当地每月最低工资将上涨12%以上，最高一档的每月最低工资将达到960元。据悉，北京、重庆和东莞等地也在准备调高最低工资水平。
一些国内专家认为，在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增加个人收入，有利于迫使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利于扩大内需。相反，主流经济学却认定，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更多失业，这一结论已被写入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从而成为一条“铁律”。
这个结论的背后逻辑是，在劳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就意味着提高了雇佣成本，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减少劳动需求，从而导致失业。严格来讲，国内专家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并没有推翻主流经济学的铁律。我们认为，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必需的，但理由则完全具有中国特色。这一次，主流经济学可能真的“错了”。
企业一旦雇佣了工人，资方和劳方之间就确立了一种契约关系，即便他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并不是双方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写进劳动合同里。例如，何时需要加班就是一个无法预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款即便可以写入劳动合同，却无法向第三方证实。例如，劳动合同固然可以规定“工作勤奋应该额外奖励”，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工作勤奋”呢？一旦工人勤奋工作，每天加班加点，到结算工资时资方完全可以不认账，比如说“你并不比其他工人更勤奋”。
一旦诉诸法院，法院对这种双方都知道但是没有确凿证据的行为难以裁定。这种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情况或者条款无法被第三方证实的合同，就是所谓的“不完全契约”，资方赖账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敲竹杠”。考虑到我国并非像欧美国家那般法律完备并且执行严格，我国的合同“不完全”的程度更高。更严重的是，在人力资产相对低廉的当下，劳方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ZF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劳动合同的某些部分规定一些“硬杠杠”，其实是将一些难以证实的灵活条款变成了可证实的刚性条款。试想，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辛苦劳动的工人可能一个月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因为资方狡辩说工人的劳动并没有创造价值。这是比拖欠工资更恶劣的行为，然而它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对工人更加不利。在经济形势转暖并且对单个企业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提高了雇佣成本，这的确会在边际上减少雇佣，在这一点上主流经济学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劳动契约不完全的情形下，单个企业的敲竹杠行为会给其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带来负外部性，导致劳资双方的摩擦成本提高，并影响到行业的声誉。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个企业是不会考虑这些负外部性的，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结果损害了整体利益。
因此，ZF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约束了单个企业的行为，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正外部性。从动态的角度看，如果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行业的声誉得到保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乃是一项善政。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法治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忽视了我国的国情，因此得出了并不适合当前的一些结论。面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提高了工人的谈判地位，保障了在岗工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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