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财产、法律与ZF——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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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于1801年6月30日出生，2001年6月底，在他的家乡米格龙（Mugron），人们举行了一个纪念他诞辰200周年的活动，有一些外国经济学家也赶来参加，然而，抗议全球化的人士举行的示威活动却使纪念活动被迫中断。本来，组织者还计划安排来宾访问Minervois的葡萄园，这一计划也不得不取消，因为葡萄种植者发动了暴力抗议活动，要求ZF提供补贴，以弥补进口葡萄酒的竞争导致价格下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这可真是一大讽刺。巴斯夏看到自己家乡这些光怪陆离的景象，一定又能写出辛辣锐利的好文章了。反对贸易保护、反对封闭市场，这是巴斯夏短暂的写作生涯中集中抨击的对象，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去世后一个半世纪，他的祖国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乐园，那些曾经要求ZF补贴的行业，每年都获得了数以百亿法郎的补贴；巴斯夏可能没有听说过全球化一词，但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会热烈拥抱对全球化，如果他从坟墓中走出来，看到反全球化竟然成为知识界的时髦，成为激进分子动员暴民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的一个好借口，他一定不会意外。不过，他对人类的乐观主义者主义心态也许会大打折扣。

巴斯夏具有19世纪的乐观主义心态，因为他站在人类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门口，站在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开端；而今天，经历了种种乌托邦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观。因为我们知道，理性的说服并不能使人们放弃他们的幻想和错觉，因为这些人之所以有幻想和错觉，并不是因为不能理解经济学或者法律，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种种控制和操纵的欲望，因为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操纵人类。而这些，其实，巴斯夏已经早就揭示给我们了。

被忽视的思想家

长期以来，法国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 ，1801年6月30日-1850年12月24日)一直名声不佳。马克思称他为"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中最浅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人物。"即使那些按理说应该对他比较友好的人士也对他相当苛刻。熊彼特曾经说过，"我不想说巴斯夏是个糟糕的理论家，我想说的是，他根本就不是个理论家。"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遍地认为，巴斯夏不过是伟大的亚当·斯密的观念的"普及者"而已。

德国社会学家和国家理论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是少数几位说过巴斯夏好话的人士，他写道，"巴斯夏清楚地区分了’生产’与’掠夺’，并列出了掠夺的主要形态：战争、奴隶制、神权政治和垄断。"而且，巴斯夏"甚至给出了垄断的定义，就我所知，这是前人中唯一完全正确的：它把暴力带入竞争过程，因而混淆了抢夺的劳务与赚取的劳务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被人咒骂或者受人赞颂其实都表明其重要性，然而，巴斯夏却在一个多世纪中被人遗忘了。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所著经济学史的第二卷中说，巴斯夏与整个法国自由放任学派都已经默默无闻，被今人忽视了。不过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凯恩斯主义退潮，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复兴，巴斯夏又被人们发现了，重新放射出光芒。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受到欢迎。

而在中国，巴斯夏仍然不为人所知，尽管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将他的另一本代表性经济学著作《和谐经济论》作为第二种出版，但其影响，可能是那一套丛书中最小的，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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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巴斯夏 经济学 OPPENHEIMER 进口葡萄酒 经济学家 价格下跌 葡萄园 组织者

短暂而灿烂的著述生涯

巴斯夏1801年6月30日出生在法国西南港口城市巴荣纳（Bayonne）。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17岁那年，他结束学业，到家族在巴荣纳镇开办的出口企业中工作。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便和恶果，由于政府奉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个地区商店纷纷倒闭，人口外流，失业人口增加。这是他后来毫不妥协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

25岁那年祖父去世，他继承了家族在米格龙的财产，从而使他在以后的25年中不用为衣食奔波，过上了"体面的农民"和学者的生活。巴斯夏雇人经营家族企业，从而得以集中精力追求学术事业。他大量阅读了萨伊（Jean-Baptiste Say）、亚当•斯密、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孔德（Charles Comte，也许是他最钟爱的作者)和迪诺耶尔（Charles Dunoyer）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当时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他的邻居库德罗伊（Felix Coudroy），他们在一起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旅行、诗歌、政治经济学、人传记等方面的著作，并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就在这些阅读和讨论中，巴斯夏逐渐形成自己的观念，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有趣的是，库德罗伊最初是卢梭的信徒，也跟当时卢梭的大多数信徒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巴斯夏曾经说过，他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而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讲话，最终，他把库德罗伊转化成了个古典自由主义者。

巴斯夏第一篇见诸报章的文章发表于1834年4月，是对波尔多、里昂等人商人的一份请愿书的回应，这些商人们要求取消农产品关税，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保留制成品关税。对前者，巴斯夏表示赞赏，对后者，巴斯夏则予以批判，并指出这两者是自相矛盾和伪善的，他写道，"你们争取少数人的特权，而我则要求赋予所有人自由。"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应当全面取缔一切关税。

接下来一篇文章《税收与葡萄》则反对对葡萄酒征任何税，在这篇文章中，他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自由理念；第三篇文章则反对一切土地税和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然后是1844年夏天，巴斯夏将一篇论述法国、英国关税的影响的手稿寄给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学报》（th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在1844年10月号上发表，题为《英国和法国的关税对两国人民的未来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French and English Tariffs on the Future of the Two Peoples），毫无疑问，它是当时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捍卫自由贸易、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由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章。此时，巴斯夏已经成长为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坚定而不知疲倦的捍卫者。

这之后，巴斯夏一发而不可收拾，为报纸撰写了大量小册子和文章，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写作生涯。他的这些文章结集为两卷本的《经济学的诡辩》（Economic Sophisms5）先后在1844年和1845年出版。

巴斯夏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1845年巴斯夏见到了英国自由贸易主义代表人物、曼彻斯特学派领袖科布登（Richard Cobden），决心组织法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社会运动，1846年，他在波尔多成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自由贸易、经济自由观念。然后他到巴黎，成为他参与创办的一份宣传自由贸易的周刊《自由贸易》（Le Libre échange）的秘书长和编辑。

当时的法国人厌倦了代表着特殊利益集团的君主的腐败，1848年二月发动革命，迫使国王退位，然而在随后的动荡中，种种乌托邦争相在社会上表演。为了与这些观念进行斗争，已经身患肺结核的巴斯夏竞选成为国民公会议员。他最初与诗人拉马丁关系还不错，并使这位在后来的革命和临时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具有自由贸易色彩，但当拉马丁开始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后，巴斯夏就公开反对他的做法。在国民公会，他坚定地捍卫财产权，为公民自由辩护，并据此对右翼和左翼的限制主义的经济政策左右开弓，他反对君主专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军国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不幸的是，其时的大多数议员都沉溺在狂热的改造社会的幻想中，而对他的理性的洞见没有兴趣。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勇敢地与攻击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种种学说进行斗争。

巴斯夏曾经深刻地剖析过法国政治的困境，结果果如他的预言，法国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新生的共和国垮台了，君主又回来了。不过，巴斯夏没有看到拿破伦三世加冕，就于1850年圣诞之夜在罗马病逝，刚刚写完其最完整地表述经济理论的《和谐经济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部分章节，其中有一部分在他死后才发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抱病写作了其最著名的论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巴斯夏先是搬家来丢失了已经写成的手稿，然后重写一遍，但自己觉得太学究气，很不满意，就付之一炬，写了第三稿，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经济学名篇。

巴斯夏思想摘要

巴斯夏的著作多写作于1848年法国革命前后，其时，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他的文章直面民众错误的想象和精英分子知识上的谬误，由于他的文章大多都是专为报刊而写作，因而所谈论的都是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但行文中都贯穿了他对最基本的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领域基本理论的思考，因而使他的文章在引人入胜的文笔下面，透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分析范式

巴斯夏最著名的论文是其《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在这里，他从一个虚构的小孩打破窗户玻璃的故事开始，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分析范式：一件行动、政策，既会有当下就可以看得见的，立刻就可以把握到的后果，也有当时看不见或者给其它主体带来的后果。事实上，他揭示了哈耶克后来反复强调的行为之非预见的（unintended）后果。这就意味着政府在采取某种政策的时候，必须相当慎重，否则，会以它所无法预料到的途径，导致严重的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自以为在采取某种有益的政策和限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抑制了哪些可能更好的办法之出现。

事实上，在巴斯夏对政治、社会问题的观察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分析框架。当政府管制贸易的时候，的确给某些行业带来了好处，但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当政府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时候，它就减少了民间更有效率的投资。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由于每项政策所涉及的对象对是具有自己的计划和愿望的人，因而，政策的后果是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的。正因为人的无知，自由才是可贵的。如果谁幻想自己可以准确地预测行动之所有后果，那么，全面的社会计划就是可能的。无视人类行为和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导致的就是某些人致命的自负。而巴斯夏所揭示的看不见的一面，就为任何狂妄的社会计划设定了一个知识上的界限，也是解剖种种狂热的社会政策的锐利的手术刀。

法律

在巴斯夏看来，法律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护每个人的人身、财产和自由。巴斯夏的论证简单而有力：维持生存、发挥自己天赋的能力和吸收利用自然资源--换句话说，人身、自由和财产--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它们要先于、并且高于所有的人为立法。并不是由于人们制定了法律，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才得以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人们才去制定法律。

巴斯夏反复批判了法律创制财产权的观念，认为那是掠夺的特征。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保卫他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甚至可以使用暴力，那么，若干人也就有权团结起来，获得某种共识，组织某种集体性暴力，以正规化地提供这种防卫服务。于是，他得出结论："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法律乃是行使天赋之正当自卫权利的组织；它是用集体性暴力替代个人的暴力，它只能在它有权行使之范围内行使，只能做它有权做的那些事情：即确保人身、自由和财产之安全，使正义之治降临于所有人。"只有这种法律及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政府，才是正义的政府。

然而，不幸的是，法律却遭到了扭曲，法律不再将自己仅限于维持正义、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是走向了其反面，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专制制度]或者多数人互相掠夺[民主制度]的工具，它把掠夺行径粉饰为一种权利。

法律是在两个大相径庭的理由下被人不正当地利用的：愚蠢的自私自利，和虚伪的仁爱之心。前者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和商业垄断、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政策的基础，其结果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而在民主制度下，曾经被掠夺者并不是努力取消一切掠夺性法律，而是拼命争取自己也参与到掠夺中。从而，民主制度不过是把少数人的掠夺变成了普遍的掠夺而已。

使法律扭曲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自负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普遍的法律上的掠夺来实现普遍的福利的幻想。

在巴斯夏看来，法律乃是消极意义上的一种治理工具。人们通常认为，法律的目标就是使正义获得胜利，而巴斯夏则特别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说：法律的目标是防止不正义占据支配地位。事实上，使法律得以存在的，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只有在不正义不存在之时，才能获得正义。法律不能被用于实现财富的平等，不能被用来促进艺术发展、增进宗教感情，解决就业问题，救助贫困人口。法律唯一正当的职能就是捍卫所有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任何积极的社会措施，都必然是损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而赋予另一部分人以特权和照顾。

国家

接下来就是国家。巴斯夏为国家下了一个经典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这一点，而把国家拟人化，一边是国家，一边是民众，国家与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被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决心要对后者遍撒甘露，后者则有资格对前者要这要那，要求前者赐给他人间一切福气。而这种拟人化，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灾难与革命的祸根所在。

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人们总是期望政府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般把他们拿到的东西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原因很简单，国家也是由内阁成员、官僚、警察等等构成的，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希望多占有而少付出。

而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国家自己就可以创造出给予某些人的特权和好处。人们希望国家多多地给予，又希望国家少征收点税，这两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而这，正是法国历次革命的根源。只要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政府，只要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增进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仍然指望法律赐予他们一切，一句话，只要他们认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就等同于羊群与牧羊人的关系，那么，革命不断的局面就不会改观。当政府在民众压力下所作出的的承诺不能实现的时候，人们就在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的鼓动下，更换政府，以为新政府同时满足那两个不难两全的承诺；而乌托邦分子也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方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的方案替代别的乌托邦分子的方案，结果就是在法国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一波接一波革命。

巴斯夏的结论是：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政府应当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用于防范和镇制捏造、欺诈、失职、犯罪及暴力行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撒胡椒面，管了很多与它的基本职责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致命的自负

巴斯夏透过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的观察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现代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都因为在过分大方地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的国家，与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公众之间，介入了两类人：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他们的学说尽管形形色色，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基础上，这种假设可以说有史以来人的心智所能形成的最奇怪、最自负的想法：他们把人分为两类。第一群人是普通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人都属于这个群体；而政治理论家本人，则构成第二个群体，主宰者。

所有的乌托邦理论都首先假定，普通人没有积极性，没有洞察力，没有主动创造性，是消极被动，容易受他人意志和力量的左右，可以被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赋予这些人自由，他们必然会走上邪路。在这些乌托邦分子看来，如果说民众还有什么天性的话，那就是不断堕落的趋势。赋予他们良心自由，他们就必然堕落成无神论者；赋予他们教育的自由，父母们必然热衷于花钱请老师教导自己的孩子不道德和错误的东西；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会使这些民众堕落。

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立法者来为他们制定方案，以拯救人类。这些社会的组织者、发现者、立法者、或建国者则是控制普通人的那种意志和力量，是宇宙的原动力，是造物的力量，其崇高的使命就是用这些零碎的普通人作原材料，重新构造社会。这些理论家看待人的方式跟园丁看待其花园内的林木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跟民众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粘土的关系，可以将其揉搓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形状。

这种理论最典型的，是巴斯夏经常批判的卢梭："不管是谁，如果想要勇敢地投身于创造一个民族，那他就应当相信，他具有改造人性的能力，而他本人则必须是完美的，与众不同的，他能够把每个人改造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一整体，个人才能获得其生命和其存在的全部或某一部分。这个立志创造一个民族的人应当相信，他有能力改造人的体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可以用一种道德的、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的存在，来取代其肉体的、独立的存在；一句话，他必须清除人身上自然的力量，赋予其不同于其天性的力量。"

人不可能靠自己取得进步，只有立法者有这种能力，而立法者实现其为人类设定的目标的工具则是运用法律和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就像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共和政府的原则是美德，而建立美德必须要用的手段就是恐怖。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罗伯斯庇尔要求实行专政，既不是为了驱逐外国入侵，也不是为了镇压反对派。相反，他之所以要求实行专政，是为了把他的道德原则强加于整个国家。他的全部欲望就是使用恐怖手段从法国彻底根除自私自利、好面子、习俗、礼仪、时尚、空虚、爱钱、好好先生、诡计、小聪明、淫荡和贫乏。此时，巴斯夏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大声斥责这个狂妄的乌托邦分子："啊，你这无耻之徒，你竟然如此地自负！你竟然认为人类是如此地无无足轻重，你竟然想改造一切。先改造你自己吧！这对你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了。"

对乌托邦分子致命的自负，巴斯夏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自然天性是如此地恶劣，根本就不能赋予他们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些组织管理者的天性却偏偏是那么好呢？这些立法者和他们的手下不也都属于人类吗？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比起别人来，自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民主

虽然鼓动每次革命时，这些乌托邦分子都以民主为旗号，其实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民众。

表面上，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人民，说人民具有某种天生的智慧，他们被赋予了令人倾倒的直觉能力，他们的意志总是正确的，公意是不可能出错的。他们希望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而他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一旦通过革命或是选举，乌托邦分子掌握权力，他的口气就全变了。人民又成了被动的，死气沉沉的，没有自觉意识的；而立法者则成了全知全能的人物。现在轮到他来创造、指挥、驱使和组织了。人类则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专制时代又降临了。当有人反问他们：如果人类是如此地无能、不道德、无知，那他们为什么嚷嚷着要捍卫这些人的普选权？等待他们的可能是监狱。

而在民众方面，由于他们对法律、对国家的性质的错误理解，在巴斯夏看来，现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普遍掠夺的制度。每个阶层都竞相拥挤到立法机构门前大喊："我也要参与掠夺，我也要！"人们要求实行累进税，无息贷款，最低工资制，义务教育，对工业的资本鼓励，等等。一句话，人人都想靠牺牲他人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国家的干预则使人们能把掠夺的责任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换句话说，任何人都不用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安排使他们在享受他人财产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

自由贸易

交换，与财产权一样，乃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每个生产或获得某一产品的人都应该可以选择或者立刻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或者将其转让给地球上任何人，只要该人同意以某种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与他交换。如果他并未有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的行为，而仅仅为满足另一个人的便利，那么，剥夺他的这种选择权，乃是把掠夺行径合法化，是对正义的律法的践踏。

当巴斯夏与自己的同仁在波尔多、在巴黎、在马赛、在里昂等地建立自由贸易协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自由贸易的时候，有些同样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曾说，用"自由"二字太扎眼了，而巴斯夏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并不仅仅是贸易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财产权的问题。自由贸易一词所指的是一个人支配自己劳动果实，换句话说，即他的财产的自由。

他巴斯夏看来，交换，与财产权一样，乃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每个生产或获得某一产品的人都应该可以选择或者立刻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或者将其转让给地球上任何人，只要该人同意以某种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与他交换。如果他并未有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的行为，而仅仅为满足另一个人的便利，那么，剥夺他的这种选择权，乃是把掠夺行径合法化，是对正义的律法的践踏。

贸易保护的实质是掠夺，是少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利用国家暴力掠夺多数人。巴斯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虚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看到某个商人从比利时进口低价铁，某个巴黎的铁加工厂主大为生气，如果他自己全副武装跑到边界线上阻止进口交易，就会遭遇商人个人的抵抗，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位苦恼的工厂主想到了巴黎的法律工厂，于是他跑到巴黎向议会讲了一套歪理，然后，国会就通过法律，对国产铁实行贸易保护，于是，就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那位商人从比利时购进低价铁，而只能购买国产的高价铁。贸易保护法律使本来不正当的侵犯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变为正当的，而本来拥有正当交易权利的人，反而成了不正当的了。

巴斯夏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福利损失，更将其提高到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法律压制贸易自由、也俺压制财产权的时候，就为所有利用法律进行掠夺的行径敞开了大门。每个人都会竭力去操纵法律，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操纵法律。立法机构的门前肯定会人头攒动，而立法机构内部也必然充满无穷无尽的斗争，人们的精神将会陷入混乱，一切伦理都将毁灭，特殊利益的鼓吹者中间暴力频仍，选举战将愈演愈烈，大家互相咒骂、揭丑、讽刺、毫不掩饰彼此的憎恨；公共警察力量将被用来干那些不公正的掠夺勾当，而它本来是应当防范这种行径的；所有人心中不再有对、错之分了，因为所有人的良心中已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政府将承担起维持所有人生存的重任，并将被这一重任压垮；将会出现政治动荡，出现毫无意义的革命，出现堕落，由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乘虚而入了。这是扭曲法律所不能不导致的必然灾祸。

巴斯夏宣称，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制度，是一种公正的行动，是自由的实现，是权利高于法律的观念的成果。

历史上的巴斯夏

巴斯夏去世之后的数十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一直被看成是自由贸易最坚定的捍卫者。他的著作在法国以外发挥了很大影响，比如比利时、意大利、瑞典和普鲁士。意大利自由放任自由主义者费拉里（Francesco Ferrara）尤其借鉴了巴斯夏对财富的政治性抢劫（掠夺）的分析。

然而，进入19世纪末，随着整个西方思想的转向，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沉寂，巴斯夏也逐渐被人遗忘。西方急剧地从自由国家变为民主国家，也即由利益集团控制的、每个阶层通过政治交易获取特殊利益的实体。法律恰恰走向了巴斯夏所批判的方向；而知识界则热衷于巴斯夏曾经批判过的种种乌托邦，尽管其形态要更精致，从而也更有暴力性质。在这种社会和知识气氛中，巴斯夏当然成了过时的人物。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互相掠夺为特征的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按照乌托邦幻想建立的国家制度也暴露了其违反人性的性质，于是，古典自由主义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巴斯夏又复活了。不过最早，巴斯夏是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而不是在他的祖国法国，因为法国一直就是喜好幻想的知识分子的天堂。以传播古典自由主义为己任的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组织翻译出版了他的三本著作。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则相当重视巴斯夏的知识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经说过，他对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是后无来者，米塞斯对"社会理性主义"的分析，相当明显地受益于巴斯夏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性质的讨论。哈耶克对"社会公正"乃是一种幻象的评论，也与巴斯夏对国家创造平等之幻觉的批评有契合之处。在米塞斯的弟子、美国新奥地利学派穆瑞•罗斯巴德看来，巴斯夏对国家的掠夺和国家授予的特权利益的深刻分析，使他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捍卫自由的斗争中的锐利武器，也是福利分析的一套重要陈述。巴斯夏对罗斯巴德本人的影响似乎很明显。美国著名古典自由主义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写作了一本《经济学的一课之师》（Economics in One Lesson），完全就是对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的扩充、普遍化，将其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用来分析种种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哈耶克也高度评价这一范式。

关于本书

法文版的巴斯夏《全集》（Oeuvres Complétes ，Paris: Guillaumin, [various dates of publication and reissue])共有七卷。他的著作，大约有2/5被翻译成了英文，组织翻译出版的则是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其中《和谐经济论》是全译本，而《经济学的诡辩》（Economic Sophisms）则并没有把法文两卷本《经济学的诡辩》中的所有文章全部译出。

本书英文本题为《政治经济学文集》（Selected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Translated by Seymour Cain ，Irvington-on-Hudson: FEE, 1964。电子文本见下列地址：http://www.econlib.org/library/Bastiat/basEsstoc.html)，收录了集中反映巴斯夏方方面面思想的文章，包括他最著名的论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和《法律》等。另外，译者将《经济学的诡辩》中的《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一文译出作为最后一章。在翻译《法律》一文的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两个英文译本另一种由（Dean Russell）。书中注释有三种，一种是巴斯夏法文版全集编者所加的注解，一种是英文译者的注解，还有一种是中文译者的注释，均已逐条注明。

经济学理论与文章的机智、雄辩，一般是很难相提并论的，而在巴斯夏的文章中，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巴斯夏的文章充满了有趣的寓言、辛辣的反讽、机智的辩论，阅读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然而，由于本书是经过英文转译，加上译者的英文理解能力和汉语表达能力有限，巴斯夏行文之妙，或许只能传达一二，实为莫大的遗憾。

要紧的是，二百年后，理解巴斯夏的洞见。巴斯夏150年前就痛快淋漓地批驳过的观点，在我们的时代，竟然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巴斯夏150年前曾经嘲笑过的种种幻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把那些好心肠的人士的幻想，看成是为大众谋利的不二法门。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说这二百年人类有任何长进的话，那就是，他们编织的谎言更精致了；而我们时代的悲剧之一就是，巴斯夏曾经以信任的口吻谈论过的经济学，再也不屑于当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捍卫者了。


转载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 asp?ArticleID=22820

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

蜡烛、纸媒、提灯、烛台、路灯、烛花剪、灭烛器制造商，动物油脂、植物油脂、树脂、酒精及与照明有关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者，致尊敬的国会议员们：
先生们：
你们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你们抵制了各种抽象的理论，你们完全不理会商品供应是否充足、价格是否低廉，你们主要关心生产者的命运。你们希望他们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压力，也就是说，把国内市场完全留给国内企业。
我们乐意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们应用自己的——我们怎么称呼它呢？你们的理论？不，再也没有比理论更具有欺骗性的了；你们的学说？你的思想体系？你们的原则？不过，你们讨厌各种各样的学说，你们厌恶思想体系，至于原则嘛，你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中不存在任何原则；那么，我们就将其称之为你们的惯例吧—— 没有理论、也没有原则的惯例。
我们正在遭受一个外部竞争者的毁灭性的竞争，他生产光线的自然秉赋要比我们的优越得多，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向国内市场倾销光线；只要他一出现，我们的生意就完蛋了，所有的消费者都去用他，法国的一个工业部门——其派生出的影响是数不胜数的——就完全陷入停顿状态。这个竞争者，不是别人，正是太阳，他向我们发动了无情的战争，我们怀疑，他是受可恶的英国佬的挑唆才对我们下毒手的（多么出色的外交手腕！），因为他对那个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相当关怀，对我们却没那么慷慨！[1]
我请求你们发善心通过一部法律，要求关闭所有窗户、老虎窗、天窗、内外百叶窗，拉上窗廉，关上窗扉，关上船上的圆玻璃窗，舷窗盖，拉上遮阳蓬 ——一句话，关上能使阳光照进屋子的所有口子、洞眼、裂口和缝隙，因为它损害了我国的这一重要产业，我们充满自豪说，是我们向国家奉献了这一产业，而国家如果不经过一番搏斗就抛弃我们，那绝对是忘恩负义。
尊敬的议员们，请你们发发善心，严肃地对待我们的请求，至少在倾听我们陈述应该扶持这一产业的理由之前，不要轻易地拒绝这一请求。
首先，如果你们下令尽可能地切断自然光照进室内的一切渠道，因而创造出对人工照明的需求，那么，法国所有行业都可以从中受益，不是吗？
那时，法国要消耗更多的动物油脂，那就需要饲养更多的牛羊，于是，我们会看到平整过的田地、肉类、羊毛、皮革、尤其是农业健康发展离不开的肥料会大大增加。
如果法国消耗更多的植物油，我们会看到，罂粟、橄榄、油菜的种植面积会扩大。这些植物高产但消耗土壤地力，而我们上面提到的家畜饲养数量增加，生产出更多的肥料，正好可以弥补土壤地力的消耗。
我们的荒地也会遍布能生产油脂的树林。无数蜜蜂将从山区飞出来，采集这里宝贵的花蜜，而现在，这些蜜源都白白浪费了。由此，各种农作物的产量都会提高。
船运业也会大发展。成千上万只船会出海捕鲸，只需要很短时间，我们就可以形成一支庞大的船队，足以捍卫法国的荣誉，并使我们这些陈情者——蜡烛商的爱国热望得偿所愿。
巴黎各个制造业部门会如何呢？今天，种种烛台、提灯、及枝形大烛台上的金箔、青铜和水晶令大型商业中心熠熠生辉，而如果你们通过这部法律，那时，这些商业中心的景象必将相形见绌了。于是，那些在沙丘之颠劳作的贫穷的树脂采集工、那些在阴暗的矿坑中冒险的矿工，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也能逐渐发财致富。先生们，只需稍加思索，就可以肯定，如果你们答应我们的请求，那么，整个法国，从富有的Anzin公司股东，到最卑微的火柴商人，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会大为改善。
先生们，我们已经预计到了你们拒绝我们的请求之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无一不是出自自由贸易鼓吹者的陈词滥调。我们敢说，你们提出用以反驳我们的每句话，其实都可以用以反驳你们自己和你们赖以制定你们的所有政策的原则。
你们是否要告诉我们，尽管通过这种保护措施我们获得了益处，但法国作为一个整体，却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为消费者得承担所有的代价？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谈什么消费者利益。一直以来，你们一旦发现，消费者的利益与制造商的利益不一样，你们就毫不犹豫地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你们这么做是为了促进工业、为了提高就业。这次，基于同样的理由，你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
你们自己确实也已经预料到了这种反驳理由，当人们对你们说，消费者有权自由获得铁、煤、芝麻、小麦和纺织品，你们回答说，“不错，但是生产者也有资格排斥这些东西。”说得很好！如果消费者确实拥有自由获得各种商品的自然权利，那么，生产者也有禁止其进入的权利。
你们还可以说：“而生产者和消费者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如果制造商从贸易保护政策中收益，他也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反过来说，如果农业繁荣，也能为制成品开辟市场。”说的好。如果你赋予我们在白天提供照明的垄断权，那么，我们为满足生产需要，肯定会购进大量动物油脂、木炭、植物油、树脂、蜡、酒精、银、铁、铜和水晶，而我们和我们的供货商发财之后，我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从而会给国内各个行业带来繁荣。
你们会不会说，太阳光照是大自然慷慨的赐予，拒绝这样的赐予就等于拒绝这种赐予本身，借口却是想鼓励人们自己生产这种东西？
而如果你们采取这一立场，你们就是自掘坟墓，记住，迄今为止，你们一直在排斥外国商品，而这些外国商品就相当于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你们只需要拿出满足其他垄断者要求的一半理由，就足以满足我们的请求了，而这是与你们一贯的政策完全一致的；仅仅由于我们的要求比他人的要求更有根有据就拒绝我们的要求，等于承认这样的方程式：+×=+–。换句话说，这将是滑天下之大稽。
同样是生产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气候条件不同，劳动和大自然是按不同比例结合的。而大自然所贡献的那部分总是无偿的，人的劳动所贡献的那部分才构成了价值，才需要掏钱购买。
假如里斯本出产的橙子价钱只有巴黎出产的橙子的一半，那是因为，前者拥有充足的自然光照，这当然是不用掏钱的，而后者却需要人工温室，当然得购买者掏钱了。
于是，如果我们购买了一只产自葡萄牙的橙子，我们就可以说，与巴黎的橙子比起来，有一半是免费赠送，换言之，只需要掏一半钱。
现在，正是由于它是半卖半送（原谅我们有这个词），你们坚持要禁止它进入法国。你们说，“如果法国劳工得拼了命工作，而外国劳工只用付出一半努力，而另一半由大自然慷慨赐予，那么，法国劳工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外国劳工的竞争？”然而，如果一件产品的一半是免费的，就让你们发布禁令排斥它，那么，对一件完全是免费的东西——光照——你们怎么竟然允许它进入竞争？你们要想不陷入自相矛盾，就应当在排斥那些只需半价因而伤害我国工业的产品之外，禁止那些完全免费的东西，对此应当有更充分的理由，你们也应当有更大热情。
另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从外国进口一种商品，比如煤、铁、小麦或纺织品，如果我们掏的钱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要少，两者之间的价差，就是我们所获得的无偿赠送。这一赠送的多少与价差的幅度是成比例的。如果外国人只要我们掏3/4、1/2或1/4的价钱，那我们就相应得到了1/4、1/2、和3/4的无偿赠送。而如果慷慨的赠与者一个子儿也不要，比如太阳赐予我们的光线，那我们所得到的就全是无偿赠送。因此，问题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出过的，你们是希望法国从无偿使用光线中获益，还是希望从维持那些昂贵的生产活动获得所谓的好处？请你们作出选择，但请讲究逻辑；因为，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禁止进口外国的煤、铁、小麦和纺织品，这些进口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接近于零，那么，你们允许价格本来就是零的太阳光线一整天都在照射，就是自相矛盾的。
[1]“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Perfidious Albion）是指英格兰，法国人通常用这个词嘲笑英格兰的浓舞，在在英国，由于经常有雾遮挡阳光，它所需要的人工照明，跟法国差不多。1840年代，法、英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英译者注
阿尔比恩（Albion）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英格兰或不列颠的称呼。——中译者注



本译文选自：《财产、法律与政府》

作者：[法]Frederic Bastiat

中文译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