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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27日 09:36:30 来源： 广州日报
资产价格上涨不一定好
吴敬琏：警惕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泡沫化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对记者表示，流动性过剩并不一定就表现为通胀，也有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化，民众不要以为资产价格上涨是好事，它的危害不比通胀损害轻。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2月2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于央行提高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的效果，吴敬琏指出，2009年货币流动量太多，原定5万亿的货币发行计划，最后却带出10万亿。当前0.5个百分点的上调对货币增量控制不会带来实质性影响，关键还是金融监管部门对流动性的判断，并给出针对性政策举措。
改革土地定价机制
茅于轼：招标与拍卖相结合平衡地价
26日的年会上，在房地产研究问题上频出惊人之语的茅于轼又一次支招降低房价，他提出，应改革现有的土地拍卖制度为招标和拍卖相结合。
茅于轼认为，房价具有民生属性，而土地拍卖又缺乏上限，最终结果是，土地价格过高进而推动房价的快速上涨。
茅于轼认为，采取招标与拍卖相结合的方式，则有利于土地价格的平衡，其直接的结果是愿意低价转让土地的出让方成交可能性更大，这就可能达到地价的平衡，而非地价一路不回头地高涨。
最大风险是地产崩盘
汤敏：参考调控通货膨胀机制，建立城市基本房价指数
在2月2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指出，“十二五”期间，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地产的崩盘。
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类似调控通货膨胀的机制来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也有“每年不能超过3%~4%”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在责任方面也明确了“全国性通货膨胀谁负责，地区性通货膨胀谁负责”。
汤敏建议，把农村的房子、小城镇的房子、经济适用房等排除掉，把非常高档的房子排除掉，再来建立一个城市基本房价指数。这个指数要反映社会容忍度。
建立福祉指数取代GDP导向
吴晓灵：福祉指数体系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
中国经济50人年会26日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演讲中指出，想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就应考虑在“十二五”规划中改进人民福祉。
吴晓灵指出：“十二五”是经济转型也是社会转型，转型关键在于机制：微观是企业机制，宏观是政府的行为机制。
她认为，企业的微观机制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真正解决平等保护所有产权。“中国最大风险在于现在没有落实保护产权，于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财产转到外面获得一个身份，有的人在外面发展了，有的戴了一个帽子（变成外国人）。另一个担心则是现在的富二代很多都没有父辈创业精神。”
而政府机制方面，吴晓灵指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了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的资源，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对一个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对于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她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以改进人民福祉为目标。
“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提幸福指数，但是我觉得很多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国家提出小康社会，提的目标都是客观指标、物质产品指标，福祉是民间很古老的一个说法。”
吴晓灵介绍说，人民福祉指数体系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4个部分，4个指标下面包括：居民生活（收入与消费），社会环境（安全感和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等），在这之下还细分为46个小的指标。
吴晓灵认为，用一个能够反映客观情况和主观情况的福祉指数体系来引导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比地方政府总是单纯追求GDP有进步。
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特约支持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昨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此次年会主题为“‘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顶尖经济学家们，围绕着“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十二五”期间总体发展脉络等问题纵论中国经济发展。
“未来5年到10年，世界经济将经历一个高通胀、低利率时期，危机不断，因此，发达国家不敢轻易使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这样的国际环境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中国经济的调整有其内生性因素，但金融危机也客观上从外部加快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王一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金融危机影响未消
“十二五”国际环境复杂
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弭，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它也对中国未来5年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昨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可以说我们将处于这么多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说，未来5年到10年，世界经济将经历一个高通胀、低利率时期，危机不断，因此，发达国家不敢轻易使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这样的国际环境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则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的调整要早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调整有其内生性因素，但金融危机也客观上从外部加快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王一鸣说，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转型，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财富积累、劳动力转移，使中国完成了从经济弱国到大国的目标，那么接下来，中国将进行第二次转型，这一次目标更高，是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
中国未来发展
“社会转型”地位重要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发展转变应该从哪里开始？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昨日在演讲中指出，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社会转型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客观看，就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而言，可以看到社会转型更滞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则表示，就“十二五”发展而言，一些关键性问题值得思考。如，“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十二五”期间，我们是否有必要成为世界的市场，除了做一个出口大国，是否有必要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这种国家定位和角色定位的转换值得思考。（记者柳建云、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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