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问我此生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指的是职业生涯,我一定要说:是对花冈惨案的采访。
采访花冈惨案的过程,是我人生中最冰冷和难忘的经历。采访的情景,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当那些老人,用冷静地语调,和我谈起被抓到日本当劳工,遭受折磨和摧残的经历,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深藏多年的苦难,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倔强地涌出来。四周静悄悄的,但那种苦难涌动的声音仿佛响彻天际,撼人肺腑,哪怕最冷血的人,也会忍不住涌出泪水。
我曾跑到洗手间哭泣,让泪水流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是那样的沉重。
我的采访做得很细致,每一句话都是亲耳听到的,听不确切的再追问。此前,中国媒体对花冈惨案的采访,很多都是编辑出来的,不严谨,而日本法律有规定,互相冲突的报道是不能拿到法庭的(甚至可能导致一些证据失效)。中国媒体不严谨的报道帮了很多倒忙,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敬业,在任何行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不仅被掳劳工事件,连幸存的中国劳工,都一直被埋没着。
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根据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事业所(工地)提交的“事业场报告”和外务省自己的“现地调查报告书”,写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38935名中国劳工的姓名、年龄、出生地、是否活着、死亡原因和强掳的过程等情况。战败后,日本政府为了逃避罪责,销毁了这份报告书,并一直否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但日本教授田中宏等人,根据日本和美国的相关资料,重新整理了一份长达4万多人的中国被掳劳工名单。4万多名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姓名、居住地等信息,厚厚的摆放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被虐杀,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但无论死去还是活者,他们不再是生硬的历史,而是鲜活的,是中国人的血泪!而做好这一切的,都是日本人。我见到几位中年人,他们哭泣着说:“从小只知道自己父亲死了,但不知道是被抓到日本,惨死在了那里!”
我看到旁边的日本人冷漠地坐着,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悲伤,尽管他们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
事实上,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此事。直到日本人来到中国,日本大学教授田中宏等人,根据他们整理出来的劳工名单地址,到中国寻找幸存劳工。
这就是真实的日本人!他们做事细致入微,以最大努力还原历史,作为教训留给自己的民族。他们要让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复活,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证据!
但是,当时,为了顾及中日友好,中国阻止他们那样做。幸存的劳工,像被驱赶的狗一样,偷偷地屈辱地重新聚在一起,抱头痛哭,放佛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日本当年在把南京大屠杀从教科书中抹去后,却加上了花冈惨案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我们始终是一个大约数,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去统计、去核实,去复原历史,而只是一遍遍地用愤怒的情绪表达苍白无力的抗议!这种抗议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因为,新一代日本年轻人根本不认账!就中国自身而言,至今没有重量级官员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祭奠。而被抓到日本的劳工,而花冈惨案的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日本人相信的是事实。中国人最爱说铁证如山,而实际上是最不重视证据的——在南京,为了搞房地产,顶着全国人民的抨击,把一所保存完整的慰安所遗址拆掉。所以,日本人到花冈惨案纪念墓地跪地谢罪,而顽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如果我们也像田中宏等人那样,认真核实名录,日本人敢不正视历史吗?不正视历史的,不仅仅是日本人啊!
这就是日本,一个狼性的民族。
花冈惨案,最让人愤怒的是,当那些老人要去日本法庭起诉,讨公道的时候,据称是外事办的一位官员,站在老人们面前训话,要求老人们吃饭不要大声,要注意中日友好……说一些注意事项没有什么不妥,当过分地一遍遍地强调,且是带着谄媚、讨好日本人的态度去讲,就让那些老人很茫然——他们分不清,到底是起诉日本重要,还是保持中日友好更重要。那天,我在下面手都在发抖,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记者身份。我终于忍无可忍,我问旁边的人:“这个王八蛋是哪儿来的?”声音很大。那人收敛了一点,但是,对老人们的再三嘱咐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有一位老人在日本面对日本的年轻人讲述过去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时,竟然面带微笑!因为,他要根据那位官员的要求顾及自身形象,尤其要顾及中日友好的大局!这一幕被日本媒体刊登出来,引起一片哗然。甚至有日本人质疑:这些老人讲的是实话吗?当年他们真的遭受了那样非人的虐到吗?不然怎么会笑呢?日本人对我谈及此事后,我很久没能从情绪中走出来……
我们不仅在冷酷地打掉我们的狼性,还在弱化我们的苦难和痛苦,以讨好给我们制造苦难的人,招致更多的蔑视。日本人对占领它的美军至今感激,因为,它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而不承认败在中国手里。败在中国这种劣等民族手里是他们的耻辱!这是我采访过程中,渐渐知道的源自日本人的真实答案。
这就是羊族的特点。
狼性民族是进攻性的。
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幸存劳工,被美军解救后,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中做证,因此结识了日本姑娘,有几位回国时是带着日本媳妇一起回来的。其中,有一位日本女人住在河南南阳,已经死去。我见到了她的儿子。那个日本女人在文革的时候被当成日本奸细受到冲击,她逃掉,装成哑巴四处流浪、乞讨,把孩子拉扯到,她这位来自狼性民族的女人,以自己的坚韧,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拉扯大了孩子,维持住了这个家庭。改革开放后,她帮助引进日本亲戚,到当地投资,被任命为当地县政协委员。我想去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去世。她的儿子到日本认亲,遭到冷遇。
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花冈惨案后来和解,日本公司拿出了一点钱作为和解,每个幸存劳工获得大约获得相当于3万多元人民币的补偿。我在采访田中宏教授的时候,问他:“我记得日本人向韩国的受害者赔偿了27万美金,美国、加拿大战时把日本侨民关进集中营,没有太多的死伤,每人也赔偿了2万美元,而花冈受害者死亡近半,伤病涉及每个人,他们每个人得到的赔偿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生命的蔑视?”
这个问题让田中宏很为难,虽然,我知道他对中国人是友好的,因为,他深深了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但是,作为一位记者,我必须这样去问他,因为,我在质问他所代表的狼性民族。那篇采访,后来被田中宏带到了日本。
可悲的是,花冈惨案的那点补偿,仍然惹出了很多不快。有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他的子女为了争夺这3万多元血泪钱,闹到当地法院,几个儿女为了打官司就花掉近3万多元,还没有一个结果。那位老人见到我时,非常难过地说起此事,唉声叹气,我想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到现在都没有能想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