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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经济学“造反派”郎咸平教授，以其一贯的好斗姿态叫板于把持中国经济政策话语权20余年的主流经济学泰斗们之后，主流们先是一脸的不屑，被讥为“集体失语”，继而在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群情汹涌的压力下，主流泰斗们开始挂不住面子、撑不下架势，以气势汹汹之态，从政治、道德两个高地向郎仔压来，开口“改革成果不容否定”、“十六大精神不容偏离”，闭口“经济学家要讲学术道德”，以政治挂帅为纲，以道德牌坊为目，企图要郎仔无话可说，可谁知郎仔属好斗血质，愈来愈兴奋，把多年来道貌岸然、气宇轩昂的经济学界，搅起来阵阵涟漪。
当然，我们普通百姓不懂“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更不懂主流泰斗们从西方自由世界引入的自由经济学说体系，所以，我们无法判定郎仔和主流泰斗们在“学术意义”上的孰是孰非。但是，我们可以双方的话语中感受出基本的立场，接收到可以用一般尺度去判别的信息。最近，声音比较大些的泰斗，有张维迎氏，以连篇累牍的驳斥，痛诉其改革“设计者”的“艰辛”、“坚韧”、“风险”，痛斥郎仔辈“心态不平衡”、“学术无道德”、“做人不严谨”等等。
以张维迎氏的言行，似紧密地围绕住在“民营资本”的酸辣苦甜，讴歌其崛起、赞叹其财富、痛心疾首其被“威胁”，比如，张维迎氏不止一次地絮絮叨叨什么，“实际上许多民企收购国企是吃了大亏，血本无归”，爱之切、惜之痛，跃然其间。8月24日，张维迎氏在没有与郎仔正面交锋的前提下，就郎仔的挑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自然有表功“中国有那么多的学者20多年来冒着政治风险探索改革的道路，献计献策，怎么能说他们都是没有良知呢？”（《经济观察报》），自然有高傲“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经济观察报》），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吹捧和痛心“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经济观察报》），我倒是认为那些“为我们创造了财富”的“我们”，在脑满肠肥之余，不会在乎什么“诋毁”，因为有张维迎氏样的敢于“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的不至于“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经济学泰斗们在“善待”着他们，他们怕什么“诋毁”？
在访谈中，张维迎氏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经济观察报》），首先这句话很隐晦地划分了个界限，把“骂政府”与“骂富人、骂企业家”等同起来，凡“骂富人、骂企业家”者极可能也“骂”了“政府”， “富人、企业家”毕竟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政府”难道与“大众的流行舆论”是如此格格不入？
更加有意思的是，张维迎氏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作为格言“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把“妓女”、“性关系”拿来类比“只要不骂（富人、企业家）的或者帮（富人）企业家说话的”当中的“不骂”者、“帮说话”者与富人、企业家们的关系，张维迎氏可谓入木三分，就是说，在“不骂”者、“帮说话”者与富人、企业家们的“性关系”中，并不是都是“妓女的心态”所能够体味的，其中必有高尚、廉洁、不阿，妓女看来是张维迎氏所不齿的。
什么是“妓女”，妓女有什么“心态”，妓女者，出卖色相、肉体以换取金钱利益之女也。华灯初上，街头巷尾，或骚姿弄首、或打情骂俏，被嫖客看中，讨价还价于先，勾肩搭背、共赴鸳帐于后，交易完成，各奔东西，一切都按市场“规则”来，这是其一，是低级的妓女式的“性关系”。另有一种形态，风流美貌，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时尚飘逸，或周旋于富贾、或交往于贤达，一笔笔生意在轻歌曼舞中达成，一个个项目在酒店宾馆中启动，“成功”之余，或抽头成大款，或被包养而成贵妇，纸醉金迷、香车宝马，这是其二，是“高级”的妓女式的“性关系”，旧称“交际花”，据说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有生存形态”，过去，在作家茅盾的《子夜》中见过，据说如今又活跃在都市商场。要说“心态”，我看不论“高级”、“低级”，都是一个字，钱，有钱就是“爷”，无钱就是狗，没什么含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桩个案，“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瞭望东方周刊》），果然，以张维迎氏们在中国经济政策决策圈执牛耳的地位，事情朝着他们的设计向前发展，这“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当时还犹抱琵琶，后来因为“亚信科技”这样的民营企业“参加了”这个“十分庞大”的电信市场，人们才对张维迎氏们的老谋深算别眼相看。
至于人们后来惊呼，“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瞭望东方周刊》），亚信果然不凡，资本市场运作到美国，以中国电信市场的背景，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至于后来股价由天上跌到地下，那是后话，如果张维迎氏始终以“老黄牛”的姿态远离财富与喧嚣，在亚信为社会“创造财富总量”的时候，独守书斋，清贫治学，“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那就十分“圆满”，就未必会有今天需要他“独立于”的“大众流行舆论”去“诋毁”他。且慢，说破英雄惊煞人。
在亚信成功打入电信市场的4年后，“2003年的金秋，对于亚信而言可谓喜事频传。正值隆重庆祝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亚信向外界宣布中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将出任公司独立董事。…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先生表示：‘我们非常激动的欢迎张维迎教授加盟亚信董事会。张维迎教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我们的董事会创造价值，特别是在为亚信寻找、制定适应未来的长远发展战略上。’”（《亚信网站主页》），“鼓与呼”者与既得利益者终于成功“联姻”，学术与财富齐飞，学阀与富豪双赢，投桃报李，其乐融融。在亚信对外公布的每年数千万美金的盈利背后，张维迎氏不会置之度外。
再回头看看“妓女”和“妓女心态”，张维迎氏说“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那么，张维迎氏能不能站在阳光下，拍着胸脯说，给亚信做“独立董事”纯属“学术”、“无涉”金钱。如果拿了富人的钱，还拿的很多，那么，高举着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为牌坊的经济学泰斗，面对中国60%以上的人年收入低于2000元，西部农村更是低于500元的现实，这种处处、事事“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行为，是不是有点怪异，用张维迎氏的话说“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种“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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