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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看到关于张维迎的评论都是一边倒的批评，谩骂，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通往寂静之路——“市场传教士”张维迎的信仰逻辑（专自《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
采访张维迎是个很难避免引发争议的事。
五六年间，他那些维护民营经济和为改革过程合理性辩护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民众情绪的火药桶；在推动北大改革所卷入的是是非非，也让他在学术圈子里四处树敌。
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自觉对价格改革有了明确思路的张维迎向会议组织者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组的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是“此文很好”，据说是当时《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如今，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9月，全国120多名会议论文入选者聚集在莫干山开研讨会。这个半官方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依然紧张，组织者们对会议极为谨慎，“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2007年，本刊曾作过封面报道《人民公敌——张维迎》，在报道中力求多角度的平衡和立场中立。随即收到“光华开除事件”的当事人——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致本刊的公开批评信。
本刊记者 徐琳玲发自上海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 采访张维迎是个很难避免引发争议的事。 五六年间，他那些维护民营经济和为改革过程合理性辩护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民众情绪的火药桶；在推动北大改革所卷入的是是非非，也让他在学术圈子里四处树敌。 2007年，本刊曾作过封面报道《人民公敌——张维迎》，在报道中力求多角度的平衡和立场中立。随即收到“光华开除事件”的当事人——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致本刊的公开批评信。 观点的分歧，一旦上升到道德的攻击，往往让我们忘记了那些需要去关注的重大问题。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往哪里去”的关口，这不光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决定和操盘的特权，也需要每一个普通大众去理性和独立地思考，并发生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经济生活危机不断的年代，记者觉得特别有必要去廓清张维迎那些主张背后的信仰逻辑，和他所在的“黄金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与30年改革之间的命运勾连。 抛开那些是是非非和诛心之论，在记者眼中，张维迎是个直率、爱较真、甚至有些偏执的人。他肯定还未能逾越人性的一些弱点。但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在一门被称为显学的学科里，一个信仰比较彻底、坚持比较彻底的人是可贵的。 从他选择的学术方向看，也许，张维迎从此要踏上一条通往寂静之路。他似乎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他谈在牛津留学的日子，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有那么一帮人自得其乐地在享受寻求真理的乐趣。“在国内，我们做演讲，如果台下少于五六百号人，就会有失落感。” 从名利缠身的明星学者到叫“市场”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忍受和甘心于这种可能到来的寂寞么？ 6月下旬，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 几年里和大众、媒体一直倔强对立的张维迎罕有地接受了采访。他依然表现得满腹疑虑，一见面就盘问起记者的专业背景，顺手拿过对方手里的书，翻看其中的圈圈点点，“你真的全看完了么？”他逼视过来。 当听到一位普通读者提及读此书并不费力时，头花白发的张维迎竟然显得很兴奋：“我太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来看看我的书，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你们。” 相比两年之前，这位性格强硬的陕西人展现出某种豁达的心态。“人总是在成长和学习中的，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别人了。”按照经济学的视角，无论是谩骂他的网民、炒作那些是非纠纷的媒体，还是其他敌人，都有各自合理的动机与诉求；甚至，他还谈起了佛经里的“慈悲为怀”。 “我现在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你看经济学家，特别是这些坚持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活得都特别长久，不管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眼下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焦躁。“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一谈到中央**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他急迫地说。 凭借着逻辑与常识，张维迎相信自己看到了更远。他演讲，他撰文，他出书，甚至违背意愿地配合媒体采访。他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市场的传教士。 可是，在这个当下，这些不合时宜的预言会有市场么？ 张维迎的孤独 2009年2月底，寒冷的亚布力，张维迎非常的孤独。 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张上台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批评**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更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 当场，中投公司总裁高西庆就和他争论起来。张维迎有些生气，他甚至更为严厉地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台下哄笑一片。他们在笑张教授太不懂中国国情，笑他过于书生意气——还有一些人则讥笑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觉得，高西庆和张维迎都在演戏”，一位与会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评论。 张维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态度严肃地提醒，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
观点的分歧，一旦上升到道德的攻击，往往让我们忘记了那些需要去关注的重大问题。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往哪里去”的关口，这不光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决定和操盘的特权，也需要每一个普通大众去理性和独立地思考，并发生出自己的声音。
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自觉对价格改革有了明确思路的张维迎向会议组织者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组的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是“此文很好”，据说是当时《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如今，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9月，全国120多名会议论文入选者聚集在莫干山开研讨会。这个半官方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依然紧张，组织者们对会议极为谨慎，“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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