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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近3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各个行业发生集约的过程。在很多行业里，大概有4、5家企业会占据行业内一半或者说更高比例的总销售收入，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是全球商业体系的制高点，而制高点主要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所占领，这方面的挑战实际上是要更巨大。
我们认为，有一系列的企业叫做系统集成企业，它们通过巨额的采购、支出，向供应链的合作伙伴施加巨大压力，让它们降低成本，同时又刺激它们的技术进步，这使产业集约度迅速提高。另外，系统集成者与在供应链法律上独立的企业进行密切配合，从而构成所有权控制权分离的新形式。换句话说，商业力量变得集中的时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这样一个全球平等的竞技场。
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怎样的影响呢？英国政府每年会编制全球研发支出的排名报告，主要对全球1400多家企业进行评级。2007年，全球研发1400强的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5450亿美元，在1400强里大概前100家是占据了60%的投资额，也就是说，一个很小的数字，100多家企业就在领先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整合和全球危机
在危机中我们看到，并购交易额随着全球股票市场的崩塌而大幅度下跌，但是实际上2007到2009年间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在2007、2008年大概有169项跨境并购，交易额超过30亿美元，2009到2010年大概有20项并购企业的交易超过10亿美元的市值，超过400亿美元的特大型并购也在其中之内，但是其中没有一项交易是涉及中国企业收购高收入国家的企业。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主要发生在金融行业，危机最激烈的时候高收入国家政府在金融机构周围树起了保护屏障，鼓励银行加快非传统并购活动，几个月前这样的交易根本不可想象，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银行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全球化和全球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在过去30多年里，高收入国家的领先企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生产体系。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全球性公司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全球价值链，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商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1997年到2008年间大概有2219项跨境的特大兼并交易超过10亿美元的市值，换句话说超过2200家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护照。
可以说，在30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之后，高收入国家的商业企业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的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已经超过母国的资产，比如达到总资产的57%，另外其销售额大概占据总销售额的61%，国外雇佣人员数目达到总人数的58%。特大跨国集团和母国之间关系正在削弱，因此它们在总部所在国家的认同感也会越来越弱。
全球化与中国大企业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增长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外资企业占了中国工业增加值28%左右，在中国出口额也是占了一半以上，占高科技行业产出的2/3，占高科技行业出口的90%左右。对于那些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来说，它们是非常看重中国的长期增长。最近几年，中国最大型的企业也是迅速加大了对海外资产的收购，所以国际媒体对此也有比较激烈的讨论，我之前开场白也提到这样的报道，刚才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也强调中国的这些企业还是在非常初级的全球化的阶段，中国大企业对外做的直接投资和领先的国际企业相比还是非常小的。可以预计，未来会改变，但是目前的现状是这样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到荷兰的1/5，不到英国的1/10，不到美国的1/20。中国的大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业务，或者说不存在。中国在高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不到200亿美元，相当于《财富》500强里一家中等市值企业的资产水平。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企业现在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大企业却在高收入国家基本上看上去无足轻重，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我中有你”，但是“你中却没有我”。
最近几年来，中国特大的国有银行也开展了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2009年从市值来看世界前三大银行都是中国的，根据市值也有10家中国银行排进《金融时报》500强企业，尽管有这么巨大的市值，中国大型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银行界的并购浪潮中却没有出现，中国公司在高收入国家资产并购和股权投资方面也是受到非常强烈的媒体的监督和政治审查，所以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业务的开展上，可能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做一个总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现代世界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全球政治经济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于未来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形状，国际社会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有不同的紧张压力。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中，对过去30多年来全球商业体系的演变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要对中国企业在这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有充分认识，这点非常重要。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赶上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尽管他的人口加起来比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大3亿，但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5，出口额也非常小。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上，许多中国本土企业也已经开始在销售和股票市值方面成长为领先企业，但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国际都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向外资开放，许多全球性公司在经济部门里，包括高科技产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样的合作，其性质和程度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新技术的开发上还是不够的，还不至于使中国继续参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也是值得研究。中国大型企业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还落后于总部设在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所以对高收入国家影响非常有限。
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相对的弱势，这是一个事实。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持续进行的并购活动我们也看到这是事实，得到了体现。对于中国想要成长为大企业、国际化企业的中国公司，它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在与高收入国家大企业发展合作方面，中国企业还会有一条比较漫长复杂的路。
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彼得·诺兰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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