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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问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经济增速下滑较快，大量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外向型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破产，由此造成就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缓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确保2009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适时做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无疑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但从现实来看，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扩大内需，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有些模糊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澄清。笔者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限度地提高扩大内需的效果，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扩大内需应着重发展实体经济，而不应过多关注虚拟经济
在扩大内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声音：扩大消费的前提是收入的增加，股市的持续低迷则使大量股民特别是大量中产阶级被套牢于股市，不得不缩减消费，因此，政府救市可以作为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突破口。笔者认为，尽管上述观点不无道理，重振股票市场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但面对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严峻现实，我们不应当将关注的目光过多地盯在作为虚拟经济的股市上，而应当将提振实体经济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换言之，如果要在救股市和救实体经济之间做出抉择，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将拯救实体经济放在优先地位。
众所周知，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实体经济始终居于决定地位，虚拟经济则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既然如此，面对当前股市低迷和实体经济下滑并存的现实，提振实体经济才是政府一切调控政策的根本，实体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后，就可自然为虚拟经济的繁荣提供坚实基础。忽视对实体经济本身的刺激，试图仅仅以救股市作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突破口”，无异于舍本逐末。
应当承认，股市的暴跌和持续低迷使一部分股民损失惨重，消费需求减少，因此应当引起决策层的关注。但另一方面，与国内13亿人口相比，股民的数量毕竟是少数，政府在进行扩大内需的决策时，必须将增加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增加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需求作为考虑的重心。可以说，如果数量上居多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收入与消费需求能够不断增加，其拉动内需的作用将会非常明显。而增加这些人群收入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便扩大就业渠道，增加收入来源。因此，面对危机的冲击，要拉动内需，政府政策的当务之急是救企业、增就业，而不是单单救股市。
在股市持续低迷、股民损失较大的环境下，市场期待政府政策救市的呼声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金融宏观调控者的政府部门采取一些刺激股市的措施也是应该的。但是，世界各国金融市场运行的历史经验表明，股市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的调控行为只能顺应这些规律，不能违背更不能破坏这些规律。依此而论，投资者应当认清股市运行的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适时做出投资决策的调整，而不能将“解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的政策“救市”上，更不能要求政府采取违背市场规律的措施去对市场运行进行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事实上，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最有效的救市措施不在于股市本身，而在于股市之外的实体经济，如果政府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能够产生实效，其所产生的救市效果将要比拯救股市本身的效果更为明显。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资的政策性效果，防止资源的误配和资金的浪费，把握投资方向至关重要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及时出台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由于扩大投资需求具有速度快、牵涉面小、易操作等优点，因此成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首选。2008年11月我国出台了未来两年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且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总体要求，在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计划；2009年2月又在此基础上启动又一轮数额为1300亿元的中央投资计划。可以预见，随着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渐显现。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资的政策性效果，防止资源的误配和资金的浪费，如何把握投资方向便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在投资方向的把握上，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既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支持相关产业的振兴和发展。从已有的投资计划安排看，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对于欠账较多的基础设施，利用扩大内需之机，通过增加投资促进其快速发展和完善，可以说正当其时。但与此同时，在投资计划的进一步落实过程中，也应当将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相关产业的振兴与发展。一般说，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带有一次性的特点，其所衍生出的后续需求往往带有短期性和不可持续性。相反，产业方面投资的增加则会形成新的直接生产力，由此不仅可以带来就业的稳定增长，还会随着项目投产后生产的持续进行而带来原材料、动力、设备等的不间断需求，从而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在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注重相关产业发展，特别是要配合国家的产业振兴规划安排投资计划。
其次，在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安排上，也要把握好投资的具体方向。例如，在已有的投资安排中，交通基础设施无疑是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很多地方在交通设施建设中热衷于建设高速公路就很值得探讨。其一，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并不适合大力发展占地过多的高速公路；其二，如果说经济发达地区发展高速公路还具有必要性的话，在经济不发达、车流量较少的西部地区大量建设高速公路则是一种浪费；其三，高速公路的全封闭性使其不仅不能带动沿线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给沿线农村的交通出行带来新的不便。因此，笔者认为，从节约土地、减少投资浪费以及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与其大量修建高速公路，倒不如多修建一级或二级公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如何优化投资方向的类似问题。
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点应当是“雪中送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与消费能力；长期来看，提高弱势阶层收入的根本方法还是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投资和消费共同构成了国内需求，因此扩大内需除了扩大投资需求外，也包括扩大消费需求。笔者认为，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应当更多关注农民、农民工、城市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
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扩大内需应多关注弱势阶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弱势阶层人数上的优势意味着在这一群体中蕴藏着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如果能使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其所产生的内需扩大效应将非常可观，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就可以获得强大的内部动力。
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不同的消费与储蓄倾向，也决定了扩大内需应更多地关注弱势阶层。中国目前储蓄率较高是客观事实。虽然高储蓄可以增加投资的资金，但在目前国内消费需求不振的背景下，高储蓄也存在着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面。虽然2008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已经超过20万亿元，但从其持有者分布来看，大部分属于中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所持储蓄很少。这就反映出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储蓄倾向完全不同，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和较低的储蓄倾向，高收入者的消费与储蓄倾向则刚好相反。换言之，低收入者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消费，很少或基本上没有用于储蓄；高收入者由于动用较少收入就可满足全部消费需求，故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或金融投资。两类人群消费倾向的差异说明，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点应当是“雪中送炭”，提高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与消费能力，而不应是“锦上添花”，继续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扩大弱势阶层消费需求的核心是提高其收入水平。为此，应当多种措施并举。一是应对低收入或贫困者发放消费券。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开出了发放消费券的药方，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对居民发放了消费券，国内杭州、成都等市也通过这种方式救助贫困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一种有效辅助方法，应当予以推广。二是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放消费券只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措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长期来看，提高弱势阶层收入的根本方法还是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将政策的着眼点更多地转向实体经济，特别是要为吸纳了大部分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尽可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我国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收入分配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广大劳动者处于收入分配的底层。这种分配格局不仅有失公平，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应当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四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由于农民构成了我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我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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