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帖
经济学家:“体制内”与“体制外”(上)
巫继学
对经济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每一种分类都可以帮助人们对经济学家这群人的认知。过去我写文章曾说过: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近来,我觉得有一种划分,可能更能把握经济学家群体的立场、利益诉求。这种区分可以称这为“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这可以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角,以便正确认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
以体制为界区分的两类经济学家
将经济学家区别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基本标准就是经济学家是置身于国家社会经济体制之内还是之外?以我的理解,凡是在政府体制范围内任有公职的就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否则就是体制外的经济学家。有人说,这要看学者们是否受国家供养而定。言下之意就是说,即便在体制内任有公职,只要不拿薪水、不拿任何经济报酬,就不算体制内经济学家。也有人说,这要看学者们在公职上每年的工作时间而定,如果他每年达不到一定的职能工作天数,也算不得体制内经济学家。还有人说,就是他在公职上,拿了相应的报酬,也能保证一定的职能工作天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干职务活暗地里干自己的私活,恐怕也难入体制内经济学家。这些质疑都有其道理。是否置身于体制内的公职上,是一个基本判断,它是一类经济学家的基本标识,一般标准。但是,任何划分标准,都不可能没有例外,都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个别地说,只要这位学者在这个公职上能够基本完成他的职务工作,无论他是否是全职,是否报酬拿全额甚至分文不收,是否同时兼干自己的私活,都不在话下。
那末,什么是体制内经济学家?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所有公有制下的大专院校中的经济学学者,所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学者(各级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有党政机关部门中的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单位,所有党政系统主办的媒体(报刊、电台、电视、网站以及各类传统与新兴媒体)中的经济学学者;在一定时段承担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教委等一切公费项目的民办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学者,至少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上是干的是体制内的活。
这样说来,体制外经济学家就比较容易界定。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学者是从公职上退出来的,退离休的,退职的,离职的,被清退出来的,等等,即原本是公职上的人现在成为学术自主身,成为独立研究者;转轨市场经济以来,有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也加入到经济学研究行业,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也有科班出身,甚至也有人数不少的海归分子。
还有一部分人可称之为双栖学人,很难说得清他们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可能既是体制内又是体制外,既不是体制内也不是体制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学人兼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事,在两者之间挑挑拣拣,出出进进;一种情况是,体制内的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工作与经济研究毫无关系,只是在业务时间或者工作的空隙中进入这个领域;一种情况则是,体制外的一些学人,在体制内的经济研究与教学机构兼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体制内”与“体制外”给予了经济学家什么差异
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跻身于经济学领域,或就现实问题,或就理论(学科建设)问题,或说策问题进行研究。
然而,两类经济学家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经济学家,站在体制内与站在体制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公共财政供养(至少自己从事的职务研究是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后者是非公共财政供养;也就是说,前者是体制支持着他的研究课题,后者却不然。
由于体制内经济学家是国家供养的学者,他们首先有学术职称的标识以及地位认定,这些界定大体如下:从最初级的助教(研究员实习员)开始,一路攀升,讲师(助研)、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硕导、博导),学部委员;与此平行的还有专家评价系统:单位专家,省部级专家,国级专家;如果要在党政部门,以官本位为基础,还会有处级研究员、厅级研究员、省部级研究员之差别。相应的称谓,某些同仁还时常将其印在自己名片上,引以为荣。体制外的学者就没有学术职称可言,同时也没有如此复杂的身份标识,大不了有些同仁会自称教授、研究员,有的人觉得这样还不够甚至自称“高级”研究员。有的人也许是心有不甘,会通过关系(也有受聘的)弄个兼职教授、研究员之类的称号。有的人或许出于愤世嫉俗,或者出于醒目,会有意说自己是“独立”学者。由于在物质上精神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学家的区别,不是多与少、厚与薄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这种原生态的差别,很可能是两类不同学者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
由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的地位不同,一类是国家机器中的职能部件,一类是国家机器之外的自由运行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就不能相提并论。首先,研究经费,体制内的自然由政府提供,各种课题经费、项目经费、研究基金,可谓名目繁多。每项研究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上百万。据说,某中央重大研究项目研究出版一本书的经费就100万。当然,除过一些部委、一些单位自己的课题是封闭招标之外,国家也有一些大的基金项目对社会是开放式的,体制外的经济学者也可以去申请国家各类基金课题。但在国家职能机器上的学者与不在其中的还是有所区别的,换句话说,命中率是不同的。即令体制外的成功获得了某项课题,那他也就等于分时段成为体制内学者,不再是体制外独立学者的。即令从事相同课题的研究,体制内外的学者资料资源同样天差地别。有些资料是可能通过购买获得,但有些资料是难以对体制外学者开放的。项目鉴定与评奖,同样是体制内经济学家的强项。自己出的钱做出的研究成果,通常又会自己再出钱找专家评审鉴定。尽管国家项目现在实行了盲鉴,但其间漏洞百出,实难以鉴定论高下。至于花钱开鉴定会,更是花钱买好的大卖场。说到奖项,去到方舟子的“新语丝”上浏览一下,真叫人倒吸一口凉气。奖项中的腐败,与官场中腐败堪称孪生兄弟。这一切对于体制外学者来说,虽然没有那些资源,没有也罢,可能会更少些精神污染。
正由于不同的供养、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两类不同的经济学家各自承担的职能、责任、负责的对象就大不相同。体制内经济学家是政府职能运转中某种职能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是为政府职能服务的。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他们应担当的责任。而且他们的全部研究必须对现行体制与现行政策负责,必须对领导意图负责。当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有独立见解,可以与现行政策、现行理论观点不一致。但研究成果是一回事,对外言论必须与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如果他吃财政的饭,不为政府研究课题服务,如果他拿着财政供养的钱,却干自己的私活甚至干些反政府反现行政策的活,如果他在公开场合、或者开放媒体上的言论与直接批评供养他的政府,那他就犯了体制内经济学家之大忌。因为这是严重的违犯职业道德!相比之下,体制外经济学家就自主甚至自由得多了。他可以完全听由自己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指引他的言行,他可以完全任由谁给钱给谁说话、给谁辩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现行政策发表评论甚至严厉批评,只要他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之内。他怎么说不会有人说他违背职业道德。体制外经济学家、香港学者郎咸平,成功地演绎了这种角色。
体制外经济学家由于没有供养与见解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了利益关系,一般说来,他们处于更客观、更独立、更自由的位置,因而他们的见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轻视体制内的学者,他们自己的优势,经费优势、资料优势、人力优势,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获得官方承认。
我想有了以上几个主要逻辑结论,便不难演绎出两类不同经济学家面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面对国家经济政策、面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给出解释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