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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行改革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89年后的改革还算是原来意义上的改革的话。在我看来，原来意义上的帕累托式的改革在89 年后就已经死了，92年后强行推行的改革，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被抛离了改革的列车，改革已经变成了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然而，现在所谓的改革又站到了十字路口。
89年后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单条腿走路，就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而zz体制改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陷入了停滞，定格在了89年的夏 天。92年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把中国这个蛋糕成功的做大了，然而这10来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实质是中国得益于自加入wto后享受到的经济全 球化的红利还有中国独特的人口优势。这十来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把中国蛋糕成功做大的同时，也掩盖了原来存在于中国经济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存在已久的结构性矛盾在这10来年中并没有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07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 机，中国的经济又一次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相似， 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投资和出口在中国的经济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而中国的高投资又与中国官员的考核升迁制度密不可分。在唯gdp论的 考核制度下，由各级地方政府取代企业成为主要投资方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最优选择，因为这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gdp飞速的上升从而实现自己仕途上的升迁，至 于投资后所产生的回报率问题，投资存在的边际递减问题，由于过量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了次要的问题。由于政府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投资，再加上中国落后的金融体系，以及人为的存贷差，对于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自主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中国居民在变相的补贴企业资本和政府，这也造成了居民消费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gdp中的比例反而在不断的下降，并且中国的投资长期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消耗巨大（这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取代私营企业进行投资的结果）的现象。如果没有2000年后的经济全球化帮助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中国的经济可能早已走到了悬崖的边缘。然而现在，受到重创的美国再也无力充当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或者说美国政府和美国家庭将不得不长期处于去杠杆化的状态，（美国政府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出口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美国人过去那种举债消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美国现在是处于高失业的复苏状态），再加上现在欧洲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在未来年度里缩减政府开支，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了这次g20欧美发达国家各国首脑的共识，寄希望于欧美发达国家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需求水平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给世界其他各国国内的就业和政治环境造成了困扰，迫于各自的国内政治形势，贸易摩擦将会成为常态，那么我们可以就清楚的看到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将会日趋减弱。再加上中国政府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未能缓解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顽症，反而加剧了这种 结构性矛盾，并且使得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现在中国这种高投资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日益走到了尽头。
中国的改革向来具有倒逼的性质，无论是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还是92年后变味的改革无一例外的都具有这种特征。现在中国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经济可能存在的下滑和社会原已十分尖锐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对于执政当局的重要性都决定了中国zf已经不得不启动再一次的改革了，或者说站在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面临抉择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改革，首先要实现从原来的这种高投资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这些年来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政府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公平，让处于底层同时又人数巨大的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同时我们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和医疗教育体系，让老百姓做到后顾无忧，这样他们才敢花钱，我们国内的消费需求才能够上来。
第二我们的zf必须真正做到从经济中退出。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和美国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管得太少而我们存在的问题是zf在经济中管得太多，管得太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权贵资本，权力市场化以及利用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到处可见， 使得整个市场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透明，法制化的基础上。这大大打击了私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运营成本。再者由于政府的过度介入使得价格失去了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价格不能成为反映市场供需变化的风向标并引导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现代社会中，要求政府在经济中应该只充当一个裁判员和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是完善法律法规，创造一个公平的，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适度的监管，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经济中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像陈志武老师所说的，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控制住与民争利的欲望，在经济中既作为规则的制定者，监管者又作为经济的参与者，那么这首先就是一种不公。而且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已经证明了国有经济的不合理性和存在的天然缺陷，如果国有经济是有效率的，是更高层次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当初又为什么要进行所谓的改革呢？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想要进行真正的经济转型，那么放权将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三，我们再也不能一条腿走路了，现在中国积蓄的社会矛盾，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我们现在的zz体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还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最终只能加剧社会的不公，从而使得中国走向更加危险的边缘。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必要的zz改革，让zz改革还是提留在89年的当口，那么我们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将得不到彻底的解决，现在进行的所谓技术性修补，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第四，我们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现在的改革将不同于以往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是40、50、60年代出生的几代人的改革，而现在的改革将是70、80、90年代这几代人的改革。40、50、6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都经历过物质的匮乏，zz的动乱和对人性的极度压抑，改革对于他们这几代人来说物质的改善将优先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对于70、80、90年代这几代人而言，特别是现在的80后和90后，他们生长的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了，那么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将更加注重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而非物质需求---即他们要求现在的改革能够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法治化的社会。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zz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这是中国zf面临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成功转型与否，更加关系到整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长治久安，避免再次走入到历史的轮回当中。向左转，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将使中国回到改革的原点，那是开历史的倒车。向右转，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不再回到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的死胡同中去，还能够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向现代公民社会的成功转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真正建立。只是向右转要求zf必须拿出70年代改革的魄力，毕竟在92年后进行的所谓改革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何权衡各方的利益，不仅把蛋糕做好，还要把蛋糕分好，将考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智力和魄力。只是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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