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生活的家庭。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李军
何巧梅告诉我太太她已经有两个月都睡不安稳了。
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ZF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ZF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