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价格和利润

9.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头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了。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领得工资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让给资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体现6小时劳动的3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12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3先令看成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6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虽然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第149页]乎都是无报酬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思想是荒谬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自己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6辨士的价值，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损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12小时自[第150页]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去，这12小时就创造出6先令的附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36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等于3先令，那末，资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为18先令时，就把他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的3先令的价值一并实现了。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在该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一定要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在商品上费去的，和商品实在费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重复说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资[第151页]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家拥有劳动资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资料贷给企业资本家的劳动资料所有者，简言之，就是放债的资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企业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第152页]的真相，把企业资本家相工人间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企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是正确的。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绝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所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先把工资除开不说，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辨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3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企业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然后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们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第153页]三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该是如何荒谬了。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利润的这个数目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显然，这个利润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并且——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所实现的价值则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到全部预付的资本，即假定为500英镑，其中有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们就看到，利润率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镑的利润只为全部预付资本的1/5。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exploitation〔剥削〕(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语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如何分配；而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语时，则总是用利润对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来测量利润。[第154页]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而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6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分得的就愈少，viceversa〔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则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资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资下降，利润就要上涨；假如工资上涨，利润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2先令，或者说他在一个工作日中只有1/3的时间是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的是4先令，资本家只得[第155页]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可见，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虽然各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各该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时间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12磅棉纱，而在一种较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在价值上为6先令，那末，在前一场合是12磅棉纱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是2磅棉纱也值6先令。这样一来，在前一场合一磅棉纱只值6辨士，在后一场合一磅棉纱竟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当生产力较高时，1磅棉纱体现1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较低时，1磅棉纱则体现6小时劳动。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辨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则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在这磅棉纱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第156页]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转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现在让我们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1)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较为流行的说法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3先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费用的等价，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资本家付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量的价格就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1/3，或增加33 1/3%[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出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便需要用8小时的劳动；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由100%降到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了的价值付给他，就好像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经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资料已经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第157页]的价格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6小时，而只是需要4小时了。现在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场合，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0%。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卑鄙地背弃了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败，但是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 这些情况我此刻不能详细说明，——原来失去的10%又重新被夺回来了。
    (2)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仍旧不变，但是由于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2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在这种场合，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现在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第158页]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现在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现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在工资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的场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无论是供给和需求，也无论是商品的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以外，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当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也应当心满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念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经济学家断定说，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的结果，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资本的经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同样增长起来。资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纪，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10小时。在反雅各宾战争{注132}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资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决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在181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注133}。在普遍应用[第159页]新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1765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题为“论工业”{注134}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说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 这恰好是1832年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所宣布的、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经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时间{注135}。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这里我们且把它的自然损耗撇开不说，——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现在举一架价值1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100英镑。如果这架机器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所损耗的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损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所能设想的程度大得多。
    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第160页]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也能用别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注136}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现今一切服从工厂立法的工业部门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值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缩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第161页]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而10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像从前12小时那样大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有说明的必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坏。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骗起见，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竟该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第162页]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在那些调节商品价格的规律之外，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场合——它们是一百个中的九十九个——我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简言之，这一斗争就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撇开这些情况来考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以及他们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面这一事实所制约，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经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现在终于发生了一个问题：在[第163页]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窝尼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第164页]口过剩论”{注137}一书里看出，该书作者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限界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者兼尸位素餐者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战争是为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而发动的)，仁慈的英国农场主(我们在先前某次会议上曾好意地谈过他们)，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对于为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注138}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
    这种比较也可以表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第165页]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国，这种限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父母为怀的不列颠政府不久前就开始奉行一种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第166页]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提高的情形来说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场主没有能够——正如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会劝告他们的那样——提高小麦的价值；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相反，他们不得不听任这种市场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经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注139}；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简单化，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
    这同一规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等所构成的这一部分，比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第167页]起来。这一规律已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过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300是用在工资上面，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总资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有500是用在机器和原料等上面，只有100是用在工资上，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不错，这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资本的增加比较起来日益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释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第168页]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第169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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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  这部著作是卡·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受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price and profit》)为题于1898年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手稿中引言和前6节没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收入本卷时，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第111页。[第733页]
{注121}  指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 第122页。[第733页]
{注122}  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第230页(《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held at Manchester in September 1861》.London,1862,p.230)。——第122页。[第734页]
{注123}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793 to 1837》.Vol.Ⅰ—Ⅱ,London,1838)、“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in 1838 and 1839》.London,1840)和“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London,1848)，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Tooke and W.Newmarch.《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Vol.Ⅴ—Ⅵ,London,1857)。——第122页。 [第734页]

{注124}  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R.Owen.《Obe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London,1817,p76)。该书第一版于1815年问世。——第122页。[第734页]
{注125}  十九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狂热地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第734页]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事详见“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49—876页)——第124页。[第735页]
{注126}  艺术和手工业办会(Society of Arts)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文中提到的报告是1864年逝世的约翰·摩尔顿的儿子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做的。——第124页。[第735页]
{注127}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所谓旨在限制和禁止谷物输入的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贸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124页。[第735页]
{注128}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26页(D.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1821,p.26)。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134页。[第735页]
{注129}  B.Franklin.《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In：The Works Vol.Ⅱ,Boston,1836.这一著作于1729年首次出版。——第137页。[第735页]
{注13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3页(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Ⅰ,Edinburgh,1814,p.93)。——第142页。[第735页]
{注131}  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英文著作选，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Th.Hobbes.《Leviathan：or,the 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In：The English Works Vol.Ⅱ,London,1839,p.76)。——第144页。[第735页]
{注132}  指1793年到1815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第159页。[第736页]

{注133}  卡·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抨击性小册子，题为“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London,1815)。——第159页。[第736页]
{注134}  指177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试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J.坎宁根的作品。——第160页。[第736页]
{注135}  指1832年2—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10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第160页。[第736页]
{注136}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对札格纳特的崇拜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传统的札格纳特祭祀的时候，常常有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 札格纳特的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161页。[第736页]
{注137}  威 · 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W.Th.Thornton.《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London,1846)。——第165页。[第736页]
{注138}  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的济贫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特别的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第165页。[第736页]
{注139}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79页(D.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1821,p.479)。——第167页。[第736页]

感谢楼主！

“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

总感觉这一点是有纰漏的。这句话只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对国民产品的积累的推进力量，但是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产品赖以产出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虽然说技术发展能从等量资源中产出更多的产品，但以数学极限的思想来看，国民产品的数量最终确实会在一个常数水平上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