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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莫迪利亚尼及弗里德曼提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认为：个人会将自己一生的财富资源均等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期进行分配，即在给定的一个时期里，个人的消费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而是由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和初始财富所决定。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成立，那么消费支出的变化就完全由消费者劳动收入的变化所决定，相应的增加消费支出就必须从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水平入手。
但是，Campbell和Deaton（1989）通过对美国的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居民消费支出并没有如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收入同步发生变化。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而言，由实际消费数据计算得到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以消费增量的标准差进行衡量），居民消费对于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他们将其称之为消费的过度平滑特性。消费平滑性特征说明，居民消费支出并不像持久收入假说所描述的那样完全由收入水平所决定，收入水平的增加也不会使消费支出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化情况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着过度平滑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使用1995—2003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持久收入假说并不足以充分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中国的居民消费相对于收入变化同样具有过度平滑的特征。也就是说，从历史数据的变化规律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并不完全由收入水平所决定，消费支出不会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中央ZF依据经典理论采取的通过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增长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也就在所难免。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消费行为假说
应该说，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为代表的经典消费理论是在简化甚至忽略消费者个体行为因素的假设条件之下构建起来的，其必然的结论是消费完全由收入水平决定，二者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相关关系。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居民消费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内在行为因素的作用会超过甚至掩盖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经典理论由于在分析前提上的简化处理，也就无法准确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习惯形成这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通过分析行为因素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来对消费平滑性进行解释，从而试图更为准确地描述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具体来说习惯形成理论（Wendner, 2003; Alessie and Lusardi, 1997）通过引入有效消费的概念将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做量化处理。它与经典消费理论的区别在于：经典消费理论假定当期的效用水平由当期的消费水平决定；而习惯形成理论则认为当期的效用水平取决于有效消费，即滞后消费对当期消费的调整值，也就是说习惯形成理论认为当期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消费支出状况，还与消费者此前的支出水平（滞后消费）有关。习惯形成理论实际上抓住了消费者这样一种心理特征，即反复的刺激会在消费者心中形成某种习惯水平，从而将会减少消费者对这种外部刺激的感受。可见习惯形成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比传统的理论更加接近实际，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消费行为假说。
当不考虑消费习惯的影响时，消费函数就是持久收入假说给出的标准形式；然而由于消费习惯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不能忽略，因此消费函数就是由滞后消费表示的消费习惯与持久收入组成的线性组合。分析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数量由个体的行为因素和持久收入水平共同决定，其中习惯强度的值越大，由滞后消费表示的消费习惯权重就越大，行为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就越明显。
理论分析表明，行为消费假说通过考虑行为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与持久收入假说相比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者的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确实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消费支出相对于收入增加具有平滑性特征说明，与收入相比行为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行为因素的存在通过降低消费者对外部刺激的感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外在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使得消费支出的变动表现得更加平滑。因此在我国当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无力刺激消费增长的情况下，ZF将启动消费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因素的调节上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行为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行为因素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我们使用1994—2003年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对行为因素（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影响进行简单的实证分析。因为考虑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具有持久性，会干扰习惯强度的检验，所以笔者使用食品消费支出数据排除这方面的影响。使用不同收入水平的面板数据是为了便于检验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习惯强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别，即行为因素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行为中稳定存在。
从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除了最低收入家庭和最高收入家庭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其他收入等级的家庭食品消费函数的估计式中，滞后消费项的系数，即习惯强度的估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显著地受到习惯因素的影响。同时，从显著存在习惯形成特征家庭（滞后消费项的估计系数比较显著）的估计式来看，习惯强度（滞后消费项的系数）大都保持在0.2~0.3左右，这要略低于龙志和等（2002）0.35的估计结果。
接下来我们使用Wald检验法，对混合估计模型中不同收入等级滞后消费的系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假设检验，进而判断行为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稳定存在。检验的结论是：在5%的临界值水平上，低收入家庭与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滞后消费系数存在显著差异，除此之外，通过显著性检验的5个估计式中，滞后消费项的系数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将显著性水平设定为1%，则可以认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习惯强度两两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对消费习惯强度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相一致，即居民的消费习惯是个体心理和行为习惯因素的体现，具有较强的内在稳定性，不会随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发生变化。通过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食品消费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明显地受到消费者行为因素的影响，而且行为因素影响的强度相对收入变化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可以说，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之前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提供了依据。
总之，经典经济理论认为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由可支配收入水平决定，相应的在消费需求无力的情况下，中央ZF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落脚点也应当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消费平滑性的经验事实说明，居民消费支出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水平，消费不会简单的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发生相应的变化。正是由于居民消费平滑性特征的存在，才会使得中央ZF试图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居民消费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制约和影响。一方面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行为因素的影响，消费随收入增加的欲望并不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使消费数据相对平滑；另一方面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因素具有较强的内在稳定性，不随收入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因而会长期稳定地对居民消费决策施加影响。
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一国经济渡过初级发展阶段，进入中高级发展阶段后，消费的稳定增长对于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越发明显，因而步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等成为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本文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当前阶段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宏观经济政策无力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认为：（1）居民消费支出相对于收入增长具有平滑性的特征，收入增加对消费支出增长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当中央ZF采取包括增加居民收入在内的各种直接、简单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刺激消费增长时，政策效果并不理想。（2）消费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对于改善居民消费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其出发点应当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使经济体制和环境因素对居民消费的约束和影响降至最低，达到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的目的，从而使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消费倾向这一指标来进一步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变化情况，改革开放前后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下降幅度甚至达到20个百分点。这说明，体制改革的纵深进展，尤其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成为制约消费支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减少城镇下岗、失业以及低收入居民的后顾之忧，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ZF要加大对义务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社会公共福利的投入，改善消费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建设，为居民消费提供切实的保障，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
第二，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税收和转移支付等ZF职能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逐步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之间的差距，努力减少社会中的不公平，使广大低收入居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改善，进而提高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
第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积极落实各项扶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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