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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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在著名高等学府暨南大学举办岭南大讲坛，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大众化、公益性讲坛，目前岭南大讲坛已经启动了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的公众论坛系列，公众论坛主要内容是以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为主，这个系列是设在中山图书馆，每周举办一次。第二个系列就是岭南大讲坛的学术论坛系列，内容是以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沿问题为主，这个系列每个月举办一次。　　学术论坛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期，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的第四期，这一期我们荣幸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来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杨教授今天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兼谈地方**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杨瑞龙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顾问，曾先后赴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丹麦奥登塞大学访问进修，在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已经出版了《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面对制度之规》、《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等多本专著，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杨教授曾经两次获得我国经济学的最高奖，第八届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第一层次的人才。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瑞龙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杨瑞龙：非常荣幸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联的邀请到著名的暨南大学，在“岭南大讲坛”这样一个具有很高荣誉的讲坛跟大家一起做交流。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我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我有一套特别的分析体系是制度经济学，我在演讲的时候会尽量地讲得通俗化，使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能够明白我所讲的内容。
　　内容非常清楚，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指中国经济转型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当然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核心的部分就是市场化。市场化的内容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描述这种转变可以有很多方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这种转变表现为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什么意思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这个角度上来看，它遵循的原则是等级规则，首先是构建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型的等级构架，界定每个人在这个等级构架里所处的位置，比如说是处长、所长等，这在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有条和块。界定每个人在这个金字塔型中的每个位置，然后再来界定与这个等级相对应的资源配置权利，你的位置越高你的资源配置权力越大。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有竞争的，主要表现为等级的竞争，你要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力必须要在这个等级中占有一个位置，位置越高等级越高。
　　老外不明白中国企业为什么有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等，他不清楚，每个主体要明白自己在这个等级中的位置，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现在要搞市场经济了，当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基础性的作用，你要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就必须确定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产权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遵循的是产权规则，也就是说，你想一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力大小仅仅和拥有资产的数量相关，拥有的资产越多资源配置权力越大，如果没有任何资产，除了可以配置你所有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资源配置权。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规则。
　　我们说中国自从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产权明晰化就是一条不归之路，要不就是明明白白地搞，要不就是偷偷摸摸地搞。怎样产权明晰？这是有一套规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我们叫做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按照这种自由的主流经济学看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它认为根本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权力多样化才能创造出经济利益多样化的一种前提条件，因此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激进式的改革方案，西方的经济学者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式，背后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
　　按照这样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他们认为苏联和东欧就是选择了激进式改革的道路。首先是在政治上民主化，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等级构架打破，搞多党制，原来的等级构架瓦解。然后经济上私有化，一夜之间将资源配置权力转向民间，手段就是私有化。当私有化把所有的企业推向市场之后，政治上搞“休克疗法”，控制物品放开价格，由于前面有一个私有化，企业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市场，价格放开之后，企业该死该活完全取决于自己，成本高于价格就是死路一条，成本低于价格就可以活下去，通过强制的手段将低效率的企业淘汰出局。
　　这样的激进式改革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但是实际上未必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前苏联和东欧，当然怎样来评价也不是我要来讲的。我们可以找到案例，证明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有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比如说波兰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也不错。但是这种改革的路径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没有按照这样的改革路径走，中国是走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和前面的激进式改革道路相比，有什么特点呢？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主要是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前苏联东欧是推倒重来，重新构造一个政治体系，以便使这个政治体系和多元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对应结构。中国在改革之初，省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部长还是部长，不仅仅如此，而且借助原来的省委书记，借助原来的部长来推行改革，推行市场化进程。
　　这种改革就是非常有特点的，不像是前苏联和东欧一样，有的西方学者批评中国说你们这样的改革，他们从一个既有的逻辑出发说你们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给自己挖坟墓，市场化的进程走下去，会将原有的组织资源瓦解掉，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认为要走市场化道路首先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在前，是不可能有经济上改革的成功。
　　但是我们对老外说，你们还是不了解中国，我说中国确确实实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程度来说很少是见诸文字的，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只做不说的，或者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多样化之后，后面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我说你确确实实是没有看到中国大张旗鼓的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观察到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你会发现有悄悄地变化。
　　我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当初主管机电行业的一共有几个部啊，有七个机械工业部，分管中国的机电行业，但是今天一个也没有了。你听说过、你看到过对七个机电工业部改革的文件吗？没有！七个机械工业部是领导改革，为了激发效率，又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我们是改利润分成流程制度，经营权也归机械部，给一个利润基数，告诉企业如果利润超过基数，超过部分**和企业进行分成，这样机械部就愿意了，利润变成了企业的既有资金，就可以自作主张了。这一块慢慢增长，就会降低七个机械工业部的谈判能力，接下来**机构改革的时候，很自然的将七个机械工业部调整为一个机械工业委员会，由机械工业委员会来领导改革，承包制了，所有权、承包人和承包基数都由机械工业委员会来定，经营权归承包人了。这样一下子又动摇了机械工业委员会股份制的权力，谈判力下降了，接下来下一轮机构改革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调整为机械工业部，由承包制又变成了股份制，**开始做董事长了。派出董事和董事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到了公司里，对不起，屁股指挥脑子，对我有利我就听，对我没有利我就说其他董事、股东不同意，很自然机械工业部又没有权了。在机构改革时又变了机械工业组，开始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并到国家经贸委，然后变成机械组、机械科、机械员，现在机械员国家经贸委都没有了。
　　我们是这样改革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中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并不是像外国学者说的，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样的，中国政治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十五年前开人代会的时候，昨天市长还在喝酒，明天就要表决。前几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可能前一两个星期市长就不敢喝酒了，因为有一个代表行使否决权的问题。现在说透明化、公开化、“市长电话”等等，都是发生在中国，没有市场化会有这个东西吗？不可能。这都是市场化进程中最后反过来体现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中国的改革横断面来看，总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往前走的时候，政治上会跟进，当然跟进的步伐我们可以讨论。
　　第二个特点，增量改革。很显然，你既然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进行改革，在等级构架，在改革的某个始点上，等级构架不能动，但市场化要进行，只能这样改革。所以中国就是这样，我们经常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为什么中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因为老人是在等级构架里的，当然是先来搞新人，新人越来越多，老人越来越少，最后大家都是年轻人。住房改革2000年前，根据你的工龄来享受，然后新来的人就没有了，博士毕业到暨南大学不分房子，不满意到中山大学也是这样，到其他的学校也是这样，只能是这样。这是中国的特色，叫增量改革，中国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增量改革，所以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的很显著的特点。
　　中国改革的利和弊是不可分的，什么都是双轨制，老外就想不明白，中国怎么回事，**什么机构都没有变，价格不知不觉就市场化了，怎么回事呢？中国就是通过双轨价格，我就不多说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中国什么都是双轨制的，然后慢慢并轨，当然在并轨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不可分的。
　　第三个特点，是先试点后推广。为什么先试点后推广呢？因为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有什么问题呢？改革成本是由上面来承担的，大的成本就是所谓的政权稳定问题，这时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在等级构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下级向上级传达改变要求，上级经过综合平衡，根据你的要求形成一个改革方案，而且自上而下地实施。这个时候上级**能不能制订出一个正确的方案，或者说上面正确的方案能不能不被歪嘴和尚念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实际上每一个下级**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所以向上反映改革要求的时候，都会将有利的信息极大化，不利的信息隐藏起来。改革方案从上向下实施的时候，每一层的**都会将有利的措施放大，不利的措施尽量缩小，这样信息不对称导致改革风险不可控。
　　在保持等级构架的情况下，既然你也不知道中央不知道这个改革方案行不行，所以先划一个地方试一下，看一下情况怎样，行了就推广，不行了就退回来。中国的改革就存在一个所谓的改革优先权的问题，谁来分配呢？**在**行为中进行，如果你获得改革的优先权，就有可能先拿到超额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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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根源就是来自你这里的价格双轨制。。。。。渐进的市场化产生了很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