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经济学何以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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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这要从国防经济学的性质谈起。当代国防经济学创始人希奇（Hitch）与麦基恩(McKean)曾经这样说过：“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国家安全可以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国家现在和未来可用的资源总量；第二，上述资源中分配至国家安全目的的分割比例；第三，所配置资源的使用效率。”今天，国防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越来越显著，国防与经济、军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实践中，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如今已经涵盖国防领域中所有的经济问题和经济领域中所有的国防问题。
姜鲁鸣：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实践也为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在当今世界，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形态，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带来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军事预算的日趋紧张和武器成本的上升，促使各国积极寻求改进武器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的办法；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资源争执、宗教分歧、边界争端以及民族和种族矛盾。这使国防经济的一些基本关系面临更高层次的调整与整合，迫切需要人们深入探讨新的国防经济问题。
郝万禄：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比如，以恐怖主义和暴乱为形式的非常规冲突越来越突出，同时，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核武器沦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风险也在增加。可以说，研究如何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非常规冲突的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也提升了国防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应用价值。这说明，冷战结束以后，国防经济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并未弱化，反而出现某些强化的趋向。
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主持人：中外国防经济学发展各处在什么阶段？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姜鲁鸣：西方国防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现代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经济主体行为的应用型经济学科，军事学、经济学、和平学、冲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融汇于现代国防经济学之中，成为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元素和分析工具，赋予了它多学科特质，这些特质与信息化战争对资源配置分析的要求是大致吻合的。比如，信息化战争是精确打击，资源保障追求精确配送，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具有“精确”分析的性质。现代国防经济学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重要理论支撑。
郝万禄：在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已初步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框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之际，用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重大国防现实问题，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因此，我国国防经济学面临转型，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库桂生：当前，作为为战争和军事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国防经济，正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变。国防经济实践所发生的基础性变化，对理论形态上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一种强烈要求：尽快消除传统国防经济学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经济学之间的不适应，以便对新的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作出系统的解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对国防经济建设提出许多新问题，这又从体制层面上呼唤新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的产生。
主持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郝万禄：首先，应当强化应用性研究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深化对国防经济本质以及运行规律的认识，对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需要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来谋划国防经济学学科发展，将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对策性研究。只有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国防安全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深化对国防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提出更加理性的真知灼见，才能用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库桂生：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十分重要。传统国防经济学受研究范式的局限，大多注重文字叙述，缺乏数理和计量分析，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方向性和操作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定量标准和执行尺度，致使对国防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缺乏经验检验和统计分析方面的支撑，削弱了国防经济理论的学术理性。为此，应当有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我国国防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
姜鲁鸣：还有研究内容的调整、充实问题。不但要探讨信息化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主体的动态关系，注重研究国防开支、军事人力、国防工业、装备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经济战等传统问题；还要注重研究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国防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要关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系统对抗能力等新课题。总的讲，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由传统经济体制和机械化战争形态条件下的以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依托的国防经济学，转向与信息化战争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防经济学。
姜鲁鸣：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实践也为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在当今世界，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形态，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带来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军事预算的日趋紧张和武器成本的上升，促使各国积极寻求改进武器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的办法；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资源争执、宗教分歧、边界争端以及民族和种族矛盾。这使国防经济的一些基本关系面临更高层次的调整与整合，迫切需要人们深入探讨新的国防经济问题。
郝万禄：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比如，以恐怖主义和暴乱为形式的非常规冲突越来越突出，同时，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核武器沦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风险也在增加。可以说，研究如何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非常规冲突的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也提升了国防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应用价值。这说明，冷战结束以后，国防经济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并未弱化，反而出现某些强化的趋向。
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主持人：中外国防经济学发展各处在什么阶段？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姜鲁鸣：西方国防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现代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经济主体行为的应用型经济学科，军事学、经济学、和平学、冲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融汇于现代国防经济学之中，成为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元素和分析工具，赋予了它多学科特质，这些特质与信息化战争对资源配置分析的要求是大致吻合的。比如，信息化战争是精确打击，资源保障追求精确配送，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具有“精确”分析的性质。现代国防经济学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重要理论支撑。
郝万禄：在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已初步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框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之际，用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重大国防现实问题，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因此，我国国防经济学面临转型，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库桂生：当前，作为为战争和军事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国防经济，正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变。国防经济实践所发生的基础性变化，对理论形态上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一种强烈要求：尽快消除传统国防经济学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经济学之间的不适应，以便对新的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作出系统的解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对国防经济建设提出许多新问题，这又从体制层面上呼唤新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的产生。
主持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郝万禄：首先，应当强化应用性研究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深化对国防经济本质以及运行规律的认识，对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需要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来谋划国防经济学学科发展，将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对策性研究。只有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国防安全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深化对国防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提出更加理性的真知灼见，才能用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库桂生：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十分重要。传统国防经济学受研究范式的局限，大多注重文字叙述，缺乏数理和计量分析，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方向性和操作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定量标准和执行尺度，致使对国防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缺乏经验检验和统计分析方面的支撑，削弱了国防经济理论的学术理性。为此，应当有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我国国防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
姜鲁鸣：还有研究内容的调整、充实问题。不但要探讨信息化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主体的动态关系，注重研究国防开支、军事人力、国防工业、装备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经济战等传统问题；还要注重研究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国防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要关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系统对抗能力等新课题。总的讲，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由传统经济体制和机械化战争形态条件下的以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依托的国防经济学，转向与信息化战争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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