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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 Vol.1 国防经济学手册
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Vol1EditedByT.Sandler,IowaStateUniversity,Ames,IA,USAKeithHartley,Director,CentreforDefenceEconomics,UniversityofYork,UKDescriptionThisHandbookprovidesaself-containedsurveyofthecurrentstateofdefenseeconomicsintheformofchapterspreparedbyleadingspecialistsonvariousaspectsinthefield.Thevolumesummarizesnotonlyreceivedresultsbutalsonewerdevelopments,fromrecentjournalarticlesanddiscussionpapers.Theoreticalanalysis,econometrictechniques,andpolicyissuesareaddressed.Thechaptersfallintotwoessentialcategories:surveysandconceptualstudies.Surveychapterspresentasynthesis,interpretation,andevaluationoftheliteratureforparticularsubfieldsofdefenseeconomics,whereastheconceptualchapterselucidatetheanalysisofspecifictopics.Bothtypesofchaptersprovidedirectionsforfutureresearch.AswithothervolumesintheHandbooksinEconomicsseries,thisHandbookwillbeadefinitivesource,reference,andteachingsupplementforusebyprofessionalresearchersandadvancedgraduatestudents.不用太多介绍了，国防经济学的必读书目。以前论坛有人发，但是收费的。为了方便，这里重新发一下。按章节分，各取所需。版本为文字原版，可直接打印成册。新版开张，全部赠送。续贴[国防经济学]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Vol.2国防经济学手册2https://bbs.pinggu.org/thread-72975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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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事变革与国防经济发展
新军事变革与国防经济发展 －－－文双发、陈传君 转自＜瞭望＞中国现行的国防经济体制离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需要有相当的距离，必须进行调整和改革。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当前，探讨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当前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全面提高中国国防实力，为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防经济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 中国现行的国防经济体制离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需要有相当的距离，必须进行调整和改革。具体讲，一是国防经济建设相对规模必须以能够基本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并与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相适应；二是压缩一般常规武器生产规模，增大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比例，把信息化武器装备生产作为重点来抓；三是在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上，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力争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四是国防生产力布局由过于分散、多元的情况转变为实行集中与分散的有机统一；五是军工企业实行“转机建制”改革，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道路。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为顺应世界军事变革潮流，对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做出的新概括。 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我军建设必须实行“科技强军”、“科技练兵”、“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此，作为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国防经济建设就应走集约化发展之路，即实行由过去的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中国国防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国防经济的发展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现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发展，以满足多种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需要为主要目标，并积累一定的经济、科技力量，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时间在本世纪初。第二步，在更高的军事科技水平上，基本上满足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类型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满足国防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经济提出的各种要求，时间在本世纪中叶。 中国国防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是：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正由机械化装备向信息化装备过渡；在军事组织体制方面，正朝着“便于信息快速流动与使用”的方向发展；军事人才生成方面，正在积极培养新型军人；在战争形态方面，机械化战争正在向信息化战争转型。根据新时期军事变革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各国都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军事发展战略，以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以期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夺取主动权。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我国国防经济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大国防科研投入，加强国防高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力求以技术优势来夺取战略优势。 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军事技术“时代差”。这就给我国新时期国防经济发展和未来作战准备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尽快消除军事技术“时代差”成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认清当今世界国防高技术发展趋势，确定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目标，加快我国国防科技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第一、重视关键技术攻关。具体来说，现阶段应重点研究和开发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以战场监视、目标遥控为中心的侦查与传感技术；以传输信号、图像、信息为目的的通信技术等。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军用电子和信息技术落后，在战场监视系统、制导系统、信息化武器系统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重点攻克这些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瓶颈”技术。 第二、注重威慑力量建设。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海空军力量、战略打击力量必须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威慑力量的主体。海空军、导弹部队是技术性强、技术装备要求高、投入大的军兵种，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与国家安全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为此，必须从长计议，加强军事高技术研究，有计划、分步骤地装备现代武器，尽快实现海空军与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加快高技术机动装备发展。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速战速决，要求有快速机动装备保障。在当前相对和平环境下，要集中力量装备几支突击力强、反映迅速、机动灵活的“拳头”部队，这样才能既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的能力，又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第四、完善综合保障技术装备。目前我军综合保障技术装备与高技术战争要求有明显差距，后勤装备的整体配套比较差，难以完成保障任务，如海上补给船与作战舰艇比例不合理，影响海上作战。因此，着眼于整体配套，提高整体效益，重视发展高技术的综合保障装备，是我军高技术发展的重点之一。此外，战略打击和防御力量，如中远程导弹、核潜艇、太空卫星预警、反弹道导弹；常规作战力量，如中近程常规导弹、战术导弹和制导炮弹；Ｃ３Ｉ系统，如计算机网络、通信抗干扰设备等，都是应该兼顾的发展重点。 总之，国防高科技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力争以最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高科技成果。同时，还要注意把国防高科技成果运用到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中去，变成现实的物质战斗力，提高国防高科技成果的使用效益。 ●加强国防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更加突出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 第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按照现代教育规律和知识更新加速的要求，着眼新军事变革引起的军事人才宏观配置和素质构成的变革，坚持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人才同时并举、协调共进，通过军地兼容和功能互补，形成以军队自己培养为主、以地方高校培养为辅助、以社会特招为补充的多元育才新格局，面向２１世纪培养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既懂指挥管理又懂专业技术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第二，创新人才发展模式。以世界发达国家军事人才建设的成功经验为参照，博采众长，综合创新，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出发，形成独特的军事人才发展模式。 第三，创新人才素质。科学配置有效教育资源，选择有利的不平衡格局并寻找战略重点，以前导产业、先行区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通过谋求关键部位的质量优势，以非均衡发展带动人才整体素质提高。 第四，创新用人机制。根据新的战斗力标准和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政策制度创新，构筑优胜劣汰、尚贤爱才的效应场，使２１世纪的“军事人才高地”始终具有强大的集聚力和推动力。 ●调整和完善国防经济结构及布局。 调整国防经济结构，就是改变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国防经济有计划、有重点、按比例协调发展，即国防经济大系统所包含的武装力量、国防工业、武器装备、战略物资储备、国防教育等等，各个系统及其各系统内部都必须协调匹配，主次分明，先后有别，井然有序，既不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它部门脱节，又不能在自身内部相互分割，从而达到整体效能最优。 国防经济布局从内容上讲，包括军事工业布局、军事农业布局、军事交通运输布局等等。由于军事工业布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其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要着重推进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 从战争的要求出发，国民经济中蕴藏的国防经济潜力必须做到随时随地能迅速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这一要求只有通过建立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的物质准备；二是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国民经济能否迅速高效地从平时转入战时，关键在于经济动员这个“转换器”的质量。对此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经济动员组织机构；二是要有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三是要加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提高国民经济的军民兼容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四是要加强平时的国防教育，使全体国民做好思想准备。现代高技术战争使国民经济中的国防经济潜力转化实力的时滞过程越来越短，紧张程度越来越高，转化难度越来越大，只有建立起快速高效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才能可能改变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减少损失，赢得国防经济潜力迅速转让战争轨道，赢得国防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展，保证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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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简介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工具，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等问题的学科。与经济学一样，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也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其研究的核心是，寻求实现既定国家安全目标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或者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国防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和平问题的学科。这一学科的研究涵盖了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当今处于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来自军事和政治的危险可能比以前更多、更复杂。为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国防经济就伴随着人类社会，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各个角度思考战争经济和其他军事经济活动的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认为：“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不过，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现代国防经济学始于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 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研究冲突和国防问题时，重新塑造了关于人类交互作用行为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引入比传统经济理论更加犀利的分析方法——博弈论，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完全市场、完美信息基础上，忽视人类经济行为分析的错误，为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运用理论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和基本的理论原理，对国防经济中一系列问题，如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国防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恐怖主义、军事人力资源乃至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本学科特有的一些范畴、分析框架和理论原理。可以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就因应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军工生产、后勤管理、战争运筹等方面的研究。 二战时期的国防经济研究，对支持战争胜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如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对策论等，又为战后的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至于到冷战时期，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将经济手段视为武力手段之外的政策工具。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仅十分重视对威慑理论、军备竞赛、战争与和平等方面问题研究，而且对如何通过出口控制、贸易制裁、经济援助等政策举措来实现国家战略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冷战结束，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转向有关裁军问题、国防工业转型问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问题、新形势下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研究。而9·11事件以后，面临新的挑战，国防经济学家们，又将目光投注到冲突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军事联盟经济学方面上去。显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始终是因时、因势而变，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极强的政策指向性，旨在为现实的国防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判断和选择的基准。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在军队与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催生了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始终以现实国防安全提出的需求作为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着眼点，积极参加了国家、军队及有关部委的课题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军委总部的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咨询。在学科建设上，积累了可观的文献资料，翻译了多部西方国防经济学著作，并出版一批现代国防经济学教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学奠定深厚的根基。中国国防经济学今天，面对世界国防经济学发展大潮，应对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发展中国国防经济学应当有新思路、新方法、新境界。 关注新需求，大力拓展国防经济研究新领域。只有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国防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未来一个时期，作为中国国防经济学，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作为关注的焦点。同时，针对“9·11”事件以后非传统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开拓冲突经济学、恐怖主义理论等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采用新工具，坚决突破传统范式。目前，我们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差距，最突出和集中地反映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落后。应尽快摆脱原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束缚，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中国国防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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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考研经济学专业：国防经济就业前景分析
国防经济专业介绍 国防经济”（其一级学科“0202应用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经济学科，并不是为有关理论宣传提供理论根据，而是为制定最佳国防经济政策提供经济论证，因而它需要回答和解决在既定的安全需求和资源总量前提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生产性用途和斗争性用途之间的比例、如何有效使用国防资源使之产生最大安全效益等核心问题。与其他经济学科相比，国防经济学带有较强的政治性，较多涉及国防等国家政治制度问题。不同的政治立场，在战争的根源、性质和胜负及国防经济制度等问题上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国防经济学是经济学和军事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交叉学科，是在国防与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学与军事学研究不断深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研究对象是国防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特殊矛盾既不同于军事领域的矛盾，也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矛盾，是军事与经济交叉而生的矛盾。 国防经济专业培养目标 1、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 2、培养学生掌握国防经济专业领域全面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新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培养学习型硕士研究生，使他们具有扎实的国防经济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国防经济科研能力，并能够胜任与国防经济相关的实务工作。 国防经济就业方向 就业前景： 近年来，我国国防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人员费与装备费、研发费的比例不合理，国防科研投入比重比较低，维持性开支比例高达2/3；再比如，军兵种费用结构不合理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投入的力度，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虽然已经具备了规模化、系统化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但军工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许多关键技术、元器件和重要材料仍受制于人，离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需要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应当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轴心，实现国防建设的自主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有创新能力的国防人才去努力，所以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就业前景看好。 就业去向： 1、中央和国家的国防部门、解放军装备和后勤部门 2、军贸公司、军工企业 3、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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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英文论文 20篇
Ananalyticalapproachondefense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thecaseofTurkeyandGreeceCapabilit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oConductCyberWarfareandComputerNetworkExploitationCivil-WarDefenceandPeaceEconomicsDefenceEconomicsandtheIndustrialBaseDefenseR&DandEconomicGrowthinIsrae--AResearchAgendaDefense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Turkey--anempiricalapplicationofnewmacroeconomictheoryDefensetreesforeconomicevaluationofsecurityinvestmentsDownloadPDF-TheEconomicsoftheUKDefenceIndustrialStrategyEXAMININGTHEDEFENCEINDUSTRIALIZATION–ECONOMICGROWTHRELATIONSHIP--THECASEOFSINGAPOREInDefenseofRothbardianWelfareEconomicsInternationalSecurity,DefenceEconomicsandThePowersofNations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ndinnovationinitiativeNorthKoreaInsideOut--TheCaseforEconomicEngagementTHEECONOMICCOSTSANDBENEFITSOFUKDEFENCEEXPORTSTheEconomicImpactoftheIraqWarandHigherMilitarySpending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SecurityTheEconomicsofJointForcesTHEPRIVATEPRODUCTIONOFDEFENSEWeaponomicsTheEconomicsofSmallArmsPDF格式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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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的现状及未来
在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已初步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框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之际，用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重大国防现实问题，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因此，我国国防经济学面临转型，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当前，作为为战争和军事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国防经济，正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变。国防经济实践所发生的基础性变化，对理论形态上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一种强烈要求：尽快消除传统国防经济学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经济学之间的不适应，以便对新的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作出系统的解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对国防经济建设提出许多新问题，这又从体制层面上呼唤新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的产生。首先，应当强化应用性研究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深化对国防经济本质以及运行规律的认识，对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需要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来谋划国防经济学学科发展，将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对策性研究。只有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国防安全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深化对国防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提出更加理性的真知灼见，才能用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十分重要。传统国防经济学受研究范式的局限，大多注重文字叙述，缺乏数理和计量分析，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方向性和操作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定量标准和执行尺度，致使对国防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缺乏经验检验和统计分析方面的支撑，削弱了国防经济理论的学术理性。为此，应当有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我国国防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还有研究内容的调整、充实问题。不但要探讨信息化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主体的动态关系，注重研究国防开支、军事人力、国防工业、装备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经济战等传统问题；还要注重研究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国防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要关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系统对抗能力等新课题。总的讲，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由传统经济体制和机械化战争形态条件下的以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依托的国防经济学，转向与信息化战争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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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何以成为“显学”
这要从国防经济学的性质谈起。当代国防经济学创始人希奇（Hitch）与麦基恩(McKean)曾经这样说过：“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国家安全可以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国家现在和未来可用的资源总量；第二，上述资源中分配至国家安全目的的分割比例；第三，所配置资源的使用效率。”今天，国防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越来越显著，国防与经济、军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实践中，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如今已经涵盖国防领域中所有的经济问题和经济领域中所有的国防问题。 姜鲁鸣：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实践也为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在当今世界，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形态，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带来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军事预算的日趋紧张和武器成本的上升，促使各国积极寻求改进武器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的办法；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资源争执、宗教分歧、边界争端以及民族和种族矛盾。这使国防经济的一些基本关系面临更高层次的调整与整合，迫切需要人们深入探讨新的国防经济问题。 郝万禄：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比如，以恐怖主义和暴乱为形式的非常规冲突越来越突出，同时，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核武器沦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风险也在增加。可以说，研究如何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非常规冲突的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也提升了国防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应用价值。这说明，冷战结束以后，国防经济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并未弱化，反而出现某些强化的趋向。 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主持人：中外国防经济学发展各处在什么阶段？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姜鲁鸣：西方国防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现代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经济主体行为的应用型经济学科，军事学、经济学、和平学、冲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融汇于现代国防经济学之中，成为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元素和分析工具，赋予了它多学科特质，这些特质与信息化战争对资源配置分析的要求是大致吻合的。比如，信息化战争是精确打击，资源保障追求精确配送，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具有“精确”分析的性质。现代国防经济学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重要理论支撑。 郝万禄：在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已初步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框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之际，用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重大国防现实问题，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因此，我国国防经济学面临转型，必须以理性与科学的国防经济观取代传统的国防经济观。 库桂生：当前，作为为战争和军事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国防经济，正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变。国防经济实践所发生的基础性变化，对理论形态上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一种强烈要求：尽快消除传统国防经济学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经济学之间的不适应，以便对新的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作出系统的解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对国防经济建设提出许多新问题，这又从体制层面上呼唤新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的产生。 主持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郝万禄：首先，应当强化应用性研究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深化对国防经济本质以及运行规律的认识，对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需要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来谋划国防经济学学科发展，将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对策性研究。只有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国防安全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深化对国防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提出更加理性的真知灼见，才能用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库桂生：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十分重要。传统国防经济学受研究范式的局限，大多注重文字叙述，缺乏数理和计量分析，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方向性和操作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定量标准和执行尺度，致使对国防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缺乏经验检验和统计分析方面的支撑，削弱了国防经济理论的学术理性。为此，应当有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我国国防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 姜鲁鸣：还有研究内容的调整、充实问题。不但要探讨信息化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资源配置效率和相关主体的动态关系，注重研究国防开支、军事人力、国防工业、装备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经济战等传统问题；还要注重研究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国防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要关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系统对抗能力等新课题。总的讲，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由传统经济体制和机械化战争形态条件下的以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依托的国防经济学，转向与信息化战争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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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郭朝蕾：国防经济学的演变
自近代以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用经济学的技术来解决冲突和安全问题”，藉此以分析经济方面的各相关因素对战争的支持能力或制约、战争收益等方面问题。国防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运用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科。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这一巨著中，看到有关国防与经济关系研究的最初的踪迹，斯密专门就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战争费用的筹措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1914年F·W·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1921年A·C·庇古的《战争经济学》先后出版，意味着至20世纪初，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正式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60年，以3本当代经典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国防经济学正式创立”。这3本著作分别为，查尔斯·J·希契和罗兰麦基恩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刘易斯·Ｆ·理查森的《军备与不安全》；托马斯·Ｃ·谢林的《冲突的战略》。这些著作主要是以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为观照点，研究在东西方对抗的条件下“核威慑”、“军备竞赛”、“冲突与国防”等方面问题，可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自此以后，欧洲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界对国防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国防经济学研究。1996年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可以说集中凝聚了国际经济学界在国防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心血。 正如姜鲁鸣所言，“在不同时期，国防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早期的国防经济学研究滥觞于国防开支对国民经济影响和国防开支筹措方面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期冲突范围大大扩展，战争发展为国家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战争”需要以“世界”为边界分配和控制资源，因此人力资源和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很自然地成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因应战争的需要经济学家们的目光，主要投注在军工生产、后勤管理、战争运筹以及“如何有效地削弱敌人的经济”等方面。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推进，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探讨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在二战及其停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因战争范围扩大所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也进一步扩大，其研究方法也进一步扩展，于是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活动分析和对策论等研究方法应运而生。而这一系列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成为和平时期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方法，以致对1950年代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显然，国防经济学并不仅只是被动地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它同样也能够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战结束不久，世界很快就进入“冷战时期”，也有人称之为“核战略时代”。在冷战初期，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武力手段之外，通过有效地经济手段这一政策工具也可以实现或保持各种战略目标”，所以经济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工具”。因此“奖友罚敌”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政策目标，于是出口控制、贸易制裁、经济援助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出现系统化、权益化和货币化的新趋势。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从此前的规范方法进一步引入实证方法；对军事力量的规模、装备、部署和给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去，由此微观经济学的概念结构成为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冷战的升级，使一个“以恶制恶”的办法――核威慑越来越成为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经济学家称之为安全”的一系列问题也因之大大增加，“威慑模型”和“军备竞赛模型”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战争风险的加大，促使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人们开始注意到高投入的国防体制、东西方对抗的逐步发展，诸如此类因素的扩展有可能带来经济崩溃的后果。总之，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范围又进一步拓展到军事联盟方面的问题，即盟国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协调的方法，对防务负担分摊等方面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经验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长，国家间进入一个愈益相互依赖的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地愈益提高，以致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又得以进一步扩展。在麦奎尔看来，国防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是：1.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政治经济学；2.国防和国民经济；3.国防战略和结构；4.成本－效益分析、规划决策和国防管理。研究内容和研究重心的变化，使得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成为必然，博奕论的应用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从多种意义上讲，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不啻意味着爆发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降低，由此一些国家的国防开支也会随之下降，由此而带来的裁军问题、国防工业转型问题、与武器销毁相关的诸问题、新形势下战争样式变化后的武器供给问题等；尽管大国间的战争威胁已经不再紧迫，但是“敌存去祸，敌去招过”，一些国家及国家之间一度被冷战所掩盖的种种矛盾，如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很可能会酿成地区冲突甚至战争；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但也扩展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定义和范围，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国防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假如，将这一阶段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做一浓缩，或许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军费理论、国防工业基础理论、军备竞赛和裁军理论、冲突理论和军事人力理论等方面。而其中的热点问题，则为新形势下国防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核扩散、和平红利和非常规冲突等方面。而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方法的地位更进一步上升为主要分析方法。一般而言，我们往往将实证分析归结为恪守在“是什么”的原则基础之上，但是从这一阶段的国防经济学文献看，国防实证分析所涉及的往往比“是什么”所涉及的内容蕴含更为丰富，它所要求的必然是可检验的，在逻辑结构上是严密的，并且具有“有用性”的特点，即可供人们判断或选择。例如，对国防采办、军备竞赛以及恐怖主义方面的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是什么”层面上的研究，因其研究的可检验性和研究逻辑的严密性，为现实的国防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和选择的基准，所以这些研究都具有了十分突出的政策含义。同时，研究内容的扩展，也使得规范分析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对安全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安全的定义，提出了新的安全观。由此，我们想到一句格言“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则是灰色的”，理论研究只有在追踪现实问题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9·11事件以后，国防经济学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或许说挑战也是动力它又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新发展，从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冲突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军事联盟经济学等。 冲突成本，作为冲突经济学领域中尚在发展的一个分支，过去一直由政治学家们所垄断。人人皆知战争是昂贵的，但是对于战争成本与收益的实证分析却较少有人谈及。然而自从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收益框架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以来，研究面貌顿时为之焕然一新。对于战争的评判开始有了一个更为理性、更具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对于战争成本的估计不仅要考虑军事成本，还有考虑到非军事成本即民j间经济为此付出的成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在估计军事成本时不是简单地计算冲突中所发生费用，还要考虑到冲突的额外成本、更换装备的成本、人力资本的损失、尤其是可能引致的长期成本（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战后重建、恐怖主义更大范围更高强度地反击）等。此外，在对伊战争的成本估算中，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由于战前的决策是建立在有限信息的不确定性之上的计划编制而非后见之明的评估。因此估计成本时需要认识到事前的估算会与实际结果不同。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收益框架对战争进行评估。至于非军事成本的估算则更为复杂，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即便美国只发射一颗巡航导弹到巴格达，美国经济也将付出代价。冲突对经济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冲突会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而且，不应当忽视的是，如果没有冲突会怎样？机会成本同样不能忽略。周密的考虑必然会带来操作难度的加大，这也正是国防经济学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和增添新的研究方法的动力。有些研究十分耐人寻味，一些经济学家在成本估算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在估计收益时采用最低估计的方法，以海湾战争为例，若估计战争将花去英国30亿英镑，则政府必须估计至少能够从战争中获取30亿英镑的收益的前提下，才值得采取行动。这或许又可以为我们理解美英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多了一层因由。 9.11事件的发生对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和军事联盟经济学等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恐怖主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早在二战期间就已产生。但近来的恐怖主义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特征，比如不对称性、跨国性等。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危险的非对称性，与传统的军队之间的对抗不同，恐怖分子以个人或组织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跨国恐怖事件具有超越国界的外部性因此在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的集体行动时就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尤其让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一些恐怖活动还得到某些国家的支持。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种非对称性威胁已由现实世界扩展到了网络世界。针对恐怖分子在进行传统攻击的同时，利用网络进行数字攻击抑或数字侦察以使其攻击更为有效这一现象，国防经济学家提出数字战争威胁论的概念。 尽管，军事联盟问题早就受到关注，但是阿富汗战争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 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将联盟视为以集体防御－安全形式提供公共物品的俱乐部”，“这就引起了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国是否能从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成员而获益。”对美国而言，其所提供的战略核保护伞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特征，而对联盟中的有些国家而言，只需要利用美国或其他大国为联盟防御所提供的努力即可，由此而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即所谓的对大国的“剥削”。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我们面前依然有大量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待研究。比如说，与下列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可以进一步深入：战争与冲突、恐怖主义、实现和平、维持和平和建立能够提供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新秩序。还有，有关国防企业未来的一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假如我们将1960年作为国防经济学的创立之年的话，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国防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我们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因其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方法的发展。如王逸舟所言，“好的方法论比好的本体论更有意义”，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科”，充实、完善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其能否得以顺利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如上文所述，实证分析作为国防经济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而国防经济学家们的实证分析，远远突破对“是什么”的回答，同时又具有了可检验性、逻辑性和有用性的含义。早在1960年代博奕论就引入了国防经济学，发展至今“纳什均衡”已成为国防经济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再如“委托－代理”分析、合理预期理论、动态均衡方法，均在国防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说，当代国防经济研究运用了最新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 我国的国防经济学研究迄今已有近20年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在卢周来看来“我国传统国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延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很抽象。”如此，使得作为一门经济学应用学科的国防经济学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意义。一些研究或为“大而不当的空泛之义”、或为“撞击反射式的应对”、或为“根据不足的‘创造’”。从根本上说，这些现象的出现还是源于思想上的平庸。当“平庸”涉入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方法，建立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国国防经济学体系”。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复杂的，我们所应对的是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我们在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认真借鉴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国防经济研究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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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并中国经济学年会征稿启示
《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并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防经济学领域”论文征稿启示《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刊是本专业领域的高标准学术年刊，年刊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快速推进中国国防经济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平等对话。《中国国防经济学：2004》、《中国国防经济学：2005》、《中国国防经济学：2006》、《中国国防经济学：2007》、《中国国防经济学：2008》等相继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已成为本领域高水平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读文献。与此有关，中国经济学年会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ZF部门和新闻界共同关注的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学术会议。自国防经济学领域2004年开始组团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以来，国防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最重要交流领域之一，在推进国防经济学研究主题拓展、研究方法现代化和与其他经济学的交流、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011年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将于12月初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根据编委会安排，《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将由我院负责编辑工作。所征集论文将优先遴选送交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部分优秀论文将收入《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欢迎投稿。一、投稿方式（注明投《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通过电子邮件寄至：guofangjingji@126.com（推荐）；或将打印稿寄至：100081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年刊编辑部（收）二、投稿内容任何与国防经济有关的内容。内容涵盖但不限于国防经济理论、国防费、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动员、国防采办、军事人力、国防财务、国防审计、军事物流与供应链、国防经济史、国防经济思想史、国防经济学新发展等领域。三、投稿体例1．稿件应包括以下内容：（1）首页（注明“国防经济领域”字样、题目、中英文摘要、关键词）；（2）正文[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单位、基金资助说明（如有，以题目的脚注形式）、感谢语（如有，以姓名的脚注形式）、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标题、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3）作者信息页（单独一页，注明作者详细单位、电话、电子邮件等）2．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等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1)、(2)、(3)等。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3．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中文正文末尾，必须是作者文中真正引用的文献，并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名字）顺序编号排列。体例如下：布伦纳，1999，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经济学刊》，第8期，第49~56页。王今美、张松，2000，《中国新股弱势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9~56页。EhtishamandYanWang,1991,InequalityandPovertyinChina：InstitutionalChangeandPublicPolicy,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5(2),231~257.CarlRiskin,RenweiZhaoandShiLi,2001，China’sRetreatfromEquality:IncomeDistributionandEconomicTransition.NewYork:M.E.Sharpe,49~56。必须在正文中标明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根据Black(1948)的结论……”、“单峰偏好……(Black,1948)”、或“正如吉登斯所言：‘……’（吉登斯，2000）”的形式。四、投稿日期投稿截止日期：2011年8月15日。五、投稿注意事项1．论文不得涉秘，如有涉秘则须请单位保密审查，否则将不提交年会或收录；2．如论文已在别处发表，请在文末注明已发表的刊物和时间。3．论文应无版权问题。具体格式及页面要求等见附件《论文格式》。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国防经济学：2011》编辑部二0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联系方式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邮编：100081电话：010-62288950传真：010-62288950电子邮箱：guofangjingj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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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加国防经济学议题
国防经济学中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思路■刘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经济纵横》 2007年第6期本文共分2页:[1][2] 摘要：本文引入国防产业链的概念，分析国防产业链的组织结构、链接形态和规制模式，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产业链；国防工业；规制；思路 一、国防产业链的特征 国防产业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国防产业链的价值终点是为国防提供支持和保障，这与一般产业链的价值指向是民用商品有很大不同。从军事战略和国防安全的角度讲，要求产业链部分节点的生产技术、工艺方法和空间布局等必须对外保密，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总装、直接影响武器性能的关键系统和专用配套零部件、特殊元器件等环节应对外严格保密，部分环节由国家直接掌控。第二，国防产业链是开放性、社会化的。部分节点的保密性要求并不影响国防产业链的整体开放性，武器装备的生产应纳入社会大协作的产业链中，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共同参与，根据各自的资源条件和核心能力分工协作。第三，国防产业链延伸长、涉及面广，呈“金字塔”状。国防产业链的辐射面很广，上游可延伸至基础原材料行业，中游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通讯设备、导航设备、电子部件等行业和部门，经多层次的分包、转包环节，在下游进行系统集成和总装。产业链从上游至下游逐渐由宽变窄，上游参与企业数量最多，至中游逐渐减少，下游总承包企业一般只有几家。总承包企业完成最后的武器总装任务后，不需通过各级批发商等分销环节进行销售，而是由唯一的顾客——政府(军队)以国防采购的形式向其直接购买。 二、国防产业链的组织结构、链接形态与规制模式 国防产业链的核心要素包括产业链的组织结构、链接形态及政府的规制模式。组织结构指产业链中企业的分布状况及产业链不同层次的垄断与竞争程度；链接形态指为完成武器装备生产任务，产业链各节点开展分工协作的制度性安排；规制模式指政府对国防产业链各环节的正常运作干预与否、干预程度及干预内容的政策取向。 (一)国防产业链的组织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防产业链逐渐呈现出一种“寡头主导，大中小企业共生”的组织结构。在产业链下游，世界军工企业的兼并浪潮愈演愈烈，企业组织规模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企业数量逐渐减少，形成少数寡头垄断的格局。从1990年到2001年，美国大型军工企业通过兼并，使原有的32家减少至9家。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控制了40％左右世界战斗机市场并几乎囊括美国所有军用卫星的生产和发射任务，波音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用飞机、导弹和航天产品制造商之一。大型军工集团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充分发挥不同企业在人才、技术、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形成1＋1>2的合力效应；也能使企业集中各种资源，加大研发投资，促进技术创新；还可提高本国军品生产企业在国际军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是有一定限度的，处于国防产业链下游的寡头军工集团不可能将产业链上游所有的生产环节实行完全的纵向一体化。因为这会极大增加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成本，不利于分工和专业化收益的实现，特别是在分工越来越细、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因此，在国防产业链的中上游，还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通过市场竞争接揽产业链下游企业外包出来的生产任务。美国拥有军工企业约10000家，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美国国防工业协会近三分之二的成员也属于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承担武器装备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和原材料及部分武器系统的分系统和主要部件的生产任务，他们有很多大型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如，机动灵活、反应灵敏、能快速响应市场，且危机感强烈、富于进取。在充分发挥相对于大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基础上，中小企业可在国防产业链的特定环节和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 (二)国防产业链的链接形态。采取何种方式将处于国防产业链各节点的大中小企业有效链接起来，这直接影响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各链环个体效率的提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柔性化的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应是现代国防产业链最适宜的链接形态。 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最有效的组织间协调莫过于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柔性化组织手段，它们可突破固定的组织层次和内部命令系统，借助于现代计算机和网络工具，实现产业链中跨行业、地区甚至国界的企业间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从而发挥超常的竞争优势。从实践看，现代制造业正呈现三大趋势：第一，制造业由传统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向多样化、柔性化生产转变。第二，随着生产的多样化和柔性化，产品在供应、生产和销售间广泛存在的互补性，要求传统上被分割的设计、供应、生产、销售和服务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第三，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对纵向一体化的需求。武器装备生产属于特殊制造业，其需求还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不确定性，和平时和战时波动非常大。因此，国防产业链应具有适时、快速调整能力，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武器装备的供给弹性，以应对剧烈变化的市场需求。另外，为同时满足武器装备小批量生产和大幅度降低成本的要求，在产业链各层企业中应提倡采用敏捷制造、模块化等先进生产方式。这也要求国防产业链在链接形态上保持一定柔性，以实现产业链各层次、各模块化界面的动态对接。在国防产业链中，通过柔性化、虚拟化的战略联盟，构建分层竞争、跨层协作的企业间准市场网络组织，可有效地迎合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并能很好地满足军品生产降低成本、快速反应和敏捷运作的要求。 (三)国防产业链的规制模式。国防产业链是以生产武器装备为目的的特殊产业链条，出于国防安全及经济因素方面的考虑，世界各国一般都对其严格规制。主要规制方式包括反垄断规制、进入规制、价格规制、质量规制和保密性规制等。在国防产业链下游，面对企业重组形成少数寡头垄断市场的格局，是否应实施反垄断规制是政府规制国防产业链的重要政策选择之一。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放宽反垄断法限制，鼓励军工企业重组，并对合并的企业提供一定数目的直接和间接补贴。美国在国防产业链下游的反垄断规制取向直接促成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声、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格鲁曼5家企业垄断市场的格局，增强了国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要占世界航空工业市场的65％，大大增强了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竞争的能力。 在国防产业链上游，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放松或解除了企业的进入规制，并积极引导和鼓励掌握创新技术的中小型企业进入该领域，促进上游企业的竞争，拓宽本国国防工业的基础。为防止自由进入可能导致的秘密泄漏、技术扩散，很多国家都制定严格的国防科研生产信息保密制度。如，德国的《工业领域保密指南》、《安全审查法》，俄罗斯的《联邦保密法》等都对国防科研生产的保密工作做出明确和严格的规定。 军品质量也是政府对国防产业链的主要规制内容之一。质量规制主要针对的是武器装备最终产品，在产业链中上游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质量则由市场或准市场组织予以保证。在国防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政府还要实施价格规制。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国防采购中，成本加激励费(CPIF)规制、成本加奖励费(CPAF)规制、不变的固定价格(FFP)规制和固定价格激励(FPI)规制等激励性规制形式被广泛采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部分割断了采购价格与武器生产成本之间的直接联系，能促使产业链下游企业努力降低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成本。 三、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目前，我国的国防产业链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大型军工企业集团几乎囊括了产业链上、中、下游所有的军品生产任务，开放性、社会化协作程度低。军工企业集团“集而不团”，不能充分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产业链下游缺乏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军工企业，产业链中上游竞争程度弱。产业链各层次企业间主要以资本为联系纽带，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痕迹和行政管理的色彩，在技术和产品等方面的分工与协作程度不高。政府对国防产业链各环节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后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思路应是： (一)集中军口和民口优势资源，在国防产业链下游打造几个新的能创造军工核心能力和抢占国际制高点的跨行业大型军工企业集团。以形成战场导向型的国防工业基础为目标，以陆、海、空、天、信息战武器系统为龙头，打破军民界限、行业界限，破除部门观念，对现有的军工企业集团下属企业进行进一步重组，以市场手段积极吸纳部分民口高技术企业加盟军工集团。 (二)面向社会加大国防产业链的开放度。放松或解除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的进入规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人产业链中上游非核心领域，尤其鼓励创新性强的民营中小企业的进入，并使其不仅充当配套、协作的“跑龙套”角色，而且能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从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逐步向上升级。应在政策的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立法程序，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以法律承诺的形式开放国防产业链中上游市场。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防产业链的文化障碍。 (三)构建“寡头主导，大中小企业共生”的企业间准市场网络组织。建立、健全贯通产业链各层次的信息网络，以武器装备生产任务及其专业化分工协作为纽带，采用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柔性化方式，突破企业的有形界限，弱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发挥和协调不同层次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提高国防产业链的整体效率水平。 (四)改革政府对国防产业链的规制模式。对极少数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重点军工产品，实行强进入规制；对常规武器装备、分系统和零部件实行弱进入规制；对一般军民通用品，放开进人规制，实现市场的完全可自由进人。还应根据国际军品生产技术、保密性及国家安全战略要求等变化，适时动态调整进入规制。同时，强化价格规制、质量规制和保密规制，尽快改革国防采购中现行的“成本加5％利润”的定价机制，引入各种激励性规制形式，促使产业链下游企业提高效率。进一步调整和细化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认证和质量认证，明确企业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保密控制和质量监管。 (五)调整政府对国防产业链的宏观管理体制。在主管国防工业的部门和主管民用工业的部门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协调机制，对国防产业链中涉及的军口和民口资源统一进行宏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