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全球的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了市场关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事实上，“二次探底”发生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从金融危机一般的发生机制来看，目前的危机仍然囿于金融市场内，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渠道也未形成。

以上次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了银行大肆从市场上回收流动性，这导致了大批衍生品被迫平仓，结果风险偏好进一步降低，大规模的银行危机造成银行信贷停止。

“金融市场波动-市场头寸大量平仓-流动性匮乏-市场利率上升-信贷收缩”，构成了典型的危机发生以及蔓延的链条。这样的传导链条，在目前的市况下其实尚未形成，因此简单判断“二次探底”，仍然为时过早。

其实，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存在着另外一条可能的衰退路径。这就是“财政紧缩-需求减少-经济萎缩”，这样的一条途径目前看来已经较为清晰，尤其在标普调降了美国的债务评级之后。

但如果金融性系统危机的可能性被剔除，那么，财政紧缩路径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将较为长期而缓慢。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宽松，来降低财政紧缩的压力，因此，过分夸大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可取。

在此之外，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旦经济危机再度爆发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即使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也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困难局面。反而，中国经济将可能再度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世界金融市场也将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增长和稳定。

作出这种判断的第一个背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从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了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2009年以来的两年半中，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从顶峰时期的9%降至2010年的4%，同时投资和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与此同时，商品出口额从金融危机前占GDP的35%减少到了近两年的25%，同时进口额占GDP比例也已经从2009年的20%提升至了2010年的24%左右，表明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开始扩大。

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单边依赖”减弱，也是一个重要的质变现象。

中国出口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都是中国。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也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消费者”之一：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欧洲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美国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同时，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

笔者认为，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国不再单方面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反地，中国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消费品的重要消费者和投资者，中国和发达国家已呈现出“互相依赖”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的可能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小于上轮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却能降低全球经济急剧减速的风险。笔者的测算显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大约三分之一的增量，而今年由于欧美增速放缓，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增长。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采取的货币政策紧缩措施相对“超前”，这也为未来可能的政策放松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形下，中国的通胀环境也将出现一定的好转，如果通胀不再严重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国央行也可以腾出手来，逐步放松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从中国央行的政策工具来看，央行可以首先降低目前已经达到历史峰值的存款准备金率，来为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如果通胀率能够持续降低，央行也可以选择降低利率。而在输入型通胀降低的情形下，中国央行也可以选择逐步放慢人民币升值，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仍然较为平稳，贸易顺差反而出现了大幅增长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的常态增长并不存在太多的疑问。

此外，中国政府的整体财政状况也较为乐观。即使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归入公共债务，中国的公共债务也不超过GDP的40%，短期债务和外债占GDP和外汇储备的比例也非常合理。即使中国面临突然的资本外流，也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即使全球出现“二次探底”，我们并不担忧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全球复苏的转弱反而减少中国通胀压力和降低资产泡沫的风险，使决策者更有时间专注更为迫切的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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