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戴维·莱德勒
　　
　　引言
　　宏观经济学易于“革命”。革命是指一种知识上的颠覆，某种新思想或新观念提出一种全新的并且有效的对于经济体系的洞察，席卷流行的正统观念。1930年代中期“凯恩斯革命”颠覆了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继而“货币主义经济学”反过来革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命。在1970年代早期，“货币主义”反过来屈服于“新古典革命”，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彻底，它试图在根本上重建宏观经济学，以使自己跟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的某个分支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新”方法的优先权无疑已被其信徒过度吹嘘，但与此同时，具有持久价值的洞察力和分析工具已经被增添进经济学知识的宝库。
　　本章致力于评价新古典思想，并探究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宏观经济学这一流派的持久影响其贡献在哪里。这反过来将处理新古典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的联系，探讨这两大学说的本体对于经验证据的相对解释力，以及强力建议新古典应该拥有的出众的分析方法。本文主张，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独特方法已经运用于它的基础思想，尤其著名的是，它始终坚持的将采取最大化行为个人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连续市场出清的背景，以及当事人的预期通过他们参与其间的真实经济模型的预测来表征，是并不必要的限制。但是，它强调将以个体当事人预期的状态为条件的均衡行为作为宏观模型的基础是有价值的，已经对学科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是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通货膨胀和对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分析的回应。实际上，它早期的表现，看起来是试图重新表述货币主义的分析，不过是比它的先驱者——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更严格的方式而已。为将问题正确地显现出来，回顾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宏观经济学这一知识分子问题的特性是有帮助的。产生的经验证据很容易证明与那时流行的对经济运作和政策怎样用来提高经济绩效的凯恩斯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按照正统的学说，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支配性的财政政策，将会导致失业的持续下降，其代价仅仅是某种较高的但稳定的通货膨胀。当凯恩斯主义实验付之实施时，它失败了。产量和就业的所得，被证明是暂时的，而通货膨胀却不是一次性的升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而是持续的上涨。
　　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对此事实的解释是：首先，凯恩斯主义正统学说低估了货币数量作为影响总体总需求和价格行为的角色；其次，稳定的通货膨胀—失业交替的思想——菲利浦斯曲线——立基于私人经济部门遭受永久货币幻觉的隐含假设。对于作为对通货膨胀率近似影响的总需求压力，弗里德曼（1968）——更别提菲尔普斯（1967）——增加了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再者，由于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预期看作来源于过去的经验，而预期的形成方式是它能够最终跟上经验的步伐，因此他说，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由劳动市场的名义摩擦内在决定的失业率之下，其长期结果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不是较高的通货膨胀。
　　从政策处方和对经济的独特函数关系可靠性的经验判断的观点来看，货币主义呈现了与凯恩斯正统截然相对的一面，但并不构成对前者的激烈的理论挑战。凯恩斯主义模型已经包括了货币需求函数，如果货币主义能够正确地给出证据说明这种联系比过去所相信的更加稳定，那么这种修正将会很容易被融进模型。如果预期的通货膨胀属于菲利浦斯曲线的外在变量，依赖于过去的通货膨胀现象，那么将会改变人们对于如何实施需求管理政策的观点。但是，这并不需要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如何运作的观点作根本性的改变。并不存在比以扩展的IS-LM模型为分析模型的早期货币主义者所提供的事实更支持后者的判断的强有力证据。再者，也已证明大规模凯恩斯经济计量系统能很容易吸收货币主义的思想。
　　这里的困难在于，菲利浦斯曲线的形式很难比旧形式更令人满意。尽管有这样一种建议——在给定的预期下，经济中的总需求水平越高，则货币工资和价格增长越快——就经验的普遍化来说似乎是有理的，但是它并没有建立一种对与有意识地采取最大化行为的个体经济当事人相联系的现象的解释。货币主义者的“增广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是解释所需要的一种经验观察，其自身并不具有坚实牢靠的结构联系。在尝试提供一种解释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罗伯特·卢卡斯（1972），开始发起“新古典革命”，其建立在两个分析工具之上，也就是总供给曲线和理性预期假说。尽管理性预期的思想可能已经吸引了更多的注意，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更基础革新的却是它对特殊形状的总供给曲线的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它的货币主义变种）能够融进理性预期，但是它不能与连续市场出清、灵活价格的竞争性市场融合，后者是新古典经济学解释菲利浦斯曲线时提出的“总供给曲线”的必备要素。
　　粘性价格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它解释了均衡移动时的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数量波动，因为总需求移动时价格并不立即发生改变。价格灵活性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当需求发生变化时，价格总是立即改变从而实现市场均衡。然而，个体当事人并没有掌握有关经济中所有名义价格行为的充分信息，因此会将市场上他们所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化错误地以为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结果，他们作出了改变他们供应的商品数量的反应。在总量意义上，一个未被预期到的需求增加将会抬高一般物价水平进而引起产量沿着总供给需求曲线扩张，而需求的下降引起紧缩。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观察到的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是对被误解的价格信号的自动反应。它们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价格起了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它的货币主义变种）将数量变化解释成是因为价格没有产生足够快的变化以保持市场出清。在这个重大的题目上进行两种方法的比较不能更刻板。
　　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假说能够与简单地从过去的经验推出预期的思想相融合，但是两种思想的联合运用当然不能轻信。如果当事人决不受粘性价格束缚，并且作出错误的数量决策代价巨大——由于对除了自己作为卖方置身其间的市场以外的市场的价格行为有错误的预期，他们都有讲他们的预期变得尽可能准确的激励，为此他们将利用一切可得的信息。最大化的当事人将会被假定为形成预期，如萨金特和华莱士（1973：328）设定的那样，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途径上依靠经济理论上说的决定那个变量的同样的事物。因此，尽管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文献包括将出清的市场与适应性预期结合起来的例子——这一变种不久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新古典理论的实体所代替，后者包括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两个孪生的假说。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情况
　　对于决定竞争着的各种理论，经济学家没有清晰的认同标准，但是某些相关的事实被广泛接受。对既往事实的解释能力，或（更好地）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得到较高的评价，因为这些能力是与可用的政策选择的特性以及各种选择被采用会有的可能的政策后果的洞察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重要的是逻辑的一致性和跟其他可得的而且广为接受的学说的知识相容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已经宣称在所有三个方面的标准上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更具优势。
　　正如下面将明显看到的那样，我非常同意西方世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经验构成了对1960年代中期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名词巨大驳斥。我并不否认1970年代末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强调的是货币数量对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作用，预期在通货膨胀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提供了对此经验的一个较佳的解释。如果我们被迫在两者之间单独进行选择，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卢卡斯和萨金特（1978）所宣称的，他们那个牌子的宏观经济学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但是，我们不必被迫进行这种选择。
　　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被梦想到之前，货币主义者，比如弗里德曼（1959）、布伦纳和梅尔兹（1963）已经开始攻击正统凯恩斯主义低估货币数量的重要性。再者，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肯定不是货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6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批评通货膨胀—－失业的永久性交替的思想，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行为和它们自身内生于经济结构，将会呈现这一暂时性的交替。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思想将会轻易地融入正统凯恩斯模型中，但经此修正的凯恩斯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一个价格粘性（不是刚性）、短期需求冲击通过数量变化进行调整、通货膨胀预期——尽管主要是向后看的——是内生的体系，在解释1970年代通货膨胀上至少与任何一个建立在价格灵活性、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的新古典体系一样好。如果一定要贴标签，1970年代的经验也并不驱使人们拒绝“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变体而拥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家提议的、用以保卫他们工作的方法论标准与前面描绘得颇为相似，并且在总体上或隐或显地为经济学家所采纳。如果不是，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争论已经证明具有广泛的说服力。然而，尽管宣称具有较优的预测力、对经济政策过程的特性具有较深的洞察力，当然时不时地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展示出在分析工具的使用上有主要优势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鼓吹者已经开始将增加的重点放在最后的一些因素上，他们宣称，比起前面的任何理论，他们的宏观经济学是更具内在一致性的，与微观理论联系更紧密。这当然是对的，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支持新古典经济学是有强有力的理由的。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无可置疑地，新古典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推演出对一个经济遭受各种冲击后的行为的预测。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争辩说，这种模型的关键部分应该逻辑一致的，并且能够经受个体当事人行为的提议的检验。个体当事人应该反过来来自理性的有目的的最大化行为的分析的这种提议，可能并不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我不是希望与这一特定原则争吵。争吵的原因，只有当我们试图按照根据个体行为的知识推出的对总体经济行为的一致预测而生发的寻找一个制度框架才开始产生，我将表明，新古典在这一点上作出的特定选择并不是我们可得的仅有的值得尊敬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议我们将当事人放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进行模拟，市场可以无成本地调节以将每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维持在静态均衡。他们的竞争性模型不同于那种由于其间的当事人当他们参与交易时不具有有关相对价格结构的完全信息的完全竞争经济的传统处理方法。在新古典模型中决定市场价格均衡结构的需求供给框架是有条件的——不是在对市场价格的统一结构有着充分的精确的信息上，而是在当事人对此结构的洞察力上（理性预期是最常用的词汇）。由于当事人被假定为是有目的的理性的最大化者，他们形成自己的预期，因此它们不同于变量的实际价值，只有一系列不相联系的随机误差的程度尚在讨论中。当事人在任何其他种类预期基础上运作，都会导致他们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结果违背了有目的的效用最大化假设。
　　“理性”预期的方法，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就是当事人形成预期，就像他们对参与其间的经济结构拥有完全的信息，只有在经济遭受随机的外在冲击的时候才会出现错误，要么是“政策惊奇”——政策行为的任何体系性的组成部分就是、并且被察觉出就是经济结构的部分，要么像在最近的文献中出现的技术的随机波动，融入他们所说的“真实冲击”。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给定目前可得的分析技术，将对经济的总体行为的预期归之于关于个人行为的前提是可能的。再者，在某一重要方法上的这些预测模拟真实世界经济的行为，特别是在货币工资和价格和失业与产出的数量同时发生运动的经济周期的情形下，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用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开拓的事实恰恰是作为支持它的论点而被提出的。
　　然而，就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来说，真正的关键点在于上述提到的分析技术，就其目前的发展状态来说，能够被用来从基于代表性当事人活动于灵活价格出清的竞争性市场的假设这个不过是比较明确的微观前提推导出带有经验内容的宏观预测。一个假设具有某种形式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模型不可避免地涉及微观前提与宏观预测之间联系的某种特别的元素。这不是因为不存在能解释价格粘性的个人最大化行为的模型，因为显然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分析能力不允许我们排除意外的简单例子（霍依特，1981）从而在总体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包括这种行为，并且考虑到这种行为影响预期的方式，然后明显地推出宏观预测。
　　结果，那些既希望将一些现象比如价格粘性视为当然，又希望建立带有经验内容的模型的人将会导致引入定量经验“法则”，容许数据发现表征这些“法则”的参数的定量价值。这里，看待这一处于紧要关头的主题的一种方式是，按照规避永久的障碍的策略，以达到真正严格的宏观经济学，即总量问题。新古典的假设，如代表性当事人和完全竞争，在不求助于经验法则之下，允许在个人和市场实验之间建立定义明确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如同容许它们伪造的假设那样，不是正当有理可辩解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将“自由参数”，如卢卡斯（1980）所命名的，在一个模型中的出现，看作是致命的缺陷，那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的代表性当事人之间的普遍竞争假说、完全价格弹性假说、以及理性预期假说，是没有对手的。如果经验证据在这种判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可能被否决，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著名的卢卡斯（1980），其提供的答案是，由于它们的基本模型不用“自由参数”，因此总是能够通过在基本的新古典模型中增加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参数建立起与事实更加或至少同样吻合的模型。经济模型并不被认为是对现实中所有因素的描述；通过揭示以增加参数来得到更精确的模型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并不奇怪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将转头来检讨这一争论。
　　
　　经验证据与“自由参数”
　　我以前曾作过评述，判断经济模型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根据简单的逻辑，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最大化假说与最后的结论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经济分析的全部，那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确就是唯一值得玩的游戏。否定这一观点的人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其他标准是相关的，展示这一标准是如何支持他们的观点的，并期望他们的推理将会被认真对待，这就是我此处的目的所在。
　　开始我想说，经济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解释经验观察，从更加普遍的假说出发对描述了这一观察的陈述进行推演。再者，更关键的是，这些假说应该也能产生与事实并不矛盾的其他陈述。一系列假说在预测上的力量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好。假定一门经济学可以单单从最大化行为的假说出发、就我们所关心的所有现象推演出正确的预测，使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我们不能达到此理想目标并不是关键。毋宁是，即使我们偶然发现了它，我们也不会知道。对我们的模型我们最能确信的是它们与我们收集至今的证据一直不存在矛盾。事物的真正特性，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将永不矛盾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
　　作为实践层面的事情，我们必须总是更关心在不甚理想的理论中做选择的标准，而不是设计不能达到的、不具有操作性的有关理论完美的标准。对这些单调的任务来说，主要的必须是合乎经验证据，有一点上的确是没有争议的，一个理论对某一现象作出了系统性的错误预测，那它就是错的，需要修正，不管它是怎样严密地合乎其他的标准。一个理论必须从现象的所有方面提取，对它们无话可说，然后出现“描述性的不精确”（或不完全），但是并不让其错误。出错的问题只有当一个理论对一些现象产生明确的预测但结果是错误的时候才会发生。描述性的不精确是任何抽象模型的内在特性，但出错不是如此。用基础逻辑课程的标准的陈词滥调来阐述，“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的陈述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这一陈述与其特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一些黑天鹅存在。
　　因此，我否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内在优越性的原因不在于从中可以提取一些有趣的事实，以及对此已无话可说，毋宁是对于一些他们力求解释的现象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预测，并且如果试图作出挽救，参数像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那样的“自由”运用是必不可少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给自己设定的基础性任务就是为由弗里德曼提出通货膨胀——失业交替的暂时特性提供定量微观经济推理的基础。但是，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不是基于经验证据的支持。那些描述了一系列已经知道的事实的陈述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来是显而易见的，不是由于它的正确性，而是建立模型的人在逻辑上的娴熟。这里，新古典经济学发现自己陷入困境。
　　开始时，它通过假定菲利浦斯交替反映了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弹性，而将连接货币工资和价格的变化与“过度需求”的自由参数去除。此时就产生了一个关于通货膨胀和就业波动之间定量联系的可检验的预测。经验证据显示，那些波动的相对振幅并不与我们以为我们从这一供给弹性的微观研究中所知道的相一致。相对于通货膨胀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是系统性的相对较大，因而在劳动力错误地将名义工资的变化看作是实际工资的变化的时候，不能被看作是沿着劳动供给曲线运动，也不能被解释成沿着新古典线移动。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在经济周期里就业与实际工资相互作用的特性，是很难与新古典的推论相融合的。新古典假定实际工资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业波动与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边际产量计划运动相联系。
　　在新古典的世界里，数量变化是由于价格波动。因此，产量和就业的变化应该至少与价格水平的变化同步（或滞后），但是真实世界经济周期中的一个特征事实就是，数量变化常常超前于价格水平的变化。再者，如果价格水平自由移动以保持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均衡，经济应该始终位于对货币函数的长期需求上，但是经验观察暗含着，经济经常性地、系统性地长期“偏离”这种关系。在1980年代早期，关于所有这些现象的预测被放置于同一个真实世界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对于19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大损害，正如1970年代的经验是对196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的一大损害。随后，许多国家宣布，货币紧缩伴随着不正常的低的真实余额（相对于决定它们的需求的变量来说）、迅速的并且是严重的产量与就业收缩，最后才是价格和货币工资的反应，而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应该在那个时刻就产生价格的变化，并且按照他们宣称的，只有很小的数量变化。
　　当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有答案。开始时，货币紧缩产生的效应主要在价格上，只要政府当局能够始终保持这一政策。也就是说，政策必须是可信的——如果它通过对预期的作用影响到行为的话。在新古典的模型中，一个政策越不可信，由此产生的价格水平的变化将越会被误认为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数量反应也就会越大。尽管政策已公开宣布，也许在1980年代早期政策是不可信的。至于数量变化先于价格水平的反应，其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价格水平的观察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标价而非实际成交的价格；二是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低迷，终究不是源于货币紧缩，二是由经济的供给一方的一些外生变化引起的。为什么经济明显偏离他们的货币需求函数？也许这些函数的估计所用的数字仅是货币需求所依赖的真实变量的一种不完美的测量。此时经济明显的偏离它的货币需求函数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造成的幻觉。
　　当然，所有这些建议都具有某种真理性，但是这也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由参数的多种排列，凭这一点使它的模型符合经验证据。是什么机制导致任一政策变得可信呢？我们怎么来检验测量误差，当它来自与我们观察真实变量的无能？我们怎么来为一个特定的周期的在需求一方和观测不到的供给一方配置责任，而不考虑价格和数量波动适是和放大？所有这些观点并不是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依赖有关调和它和经验证据之见的自由参数的价值方面的推理是独特的。它的支持者赞成运用自由参数的另一种途径批评并不是没有优点的。其要点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它们的另外的途径看起来面临同样的困难，因为它能避免求助与自由参数。
　　或许新古典经济学家回答上述的将有一那又怎样？ 终究，卢卡斯(1980) 确实告诉我们在一个新古典模型引入自由参数的确将改进它的预测性能。但是，这个答案将不完全做得到。 凯恩斯（或货币主义）模型也面对关于政策的可信性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在一个新古典系统上没有改进多少。不过，它能够在面对那些数据时，放弃对观测不到的供给方面的冲击、测量误差等等的猜想。如果我们在一个信息完全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中加入价格粘性的假设，当经济面临着需求方面的冲击之时，作为均衡机制，我们可能模拟出数量变动出现先于价格变动，并且我们可以毫无困难的产生真实变量、包括真实余额的长期一致性。我们并不怀疑价格数量波动的相对放大。要求新古典经济学增加自由参数的经验之谜，产生于它设法取代的凯恩斯理论的框架，一旦以价格粘性为特征的自由参数被允许在里起作用。
　　这里的选择是在两个模型之间， 一个(新古典模型)恰恰就是不依靠自由参数而产生关于厂两波动的预测，而另一个( 凯恩斯理论的货币主义版本)不是这样的；很容易得出如果新古典模型在其他预言上是得到经验支持使我，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没有做到。在新古典与新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选择也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应该运用哪些自由参数，在修改标准的完全信息的瓦尔拉斯模型的析的什么阶段部署它们。
　　
　　价格粘性假定
　　按照先前的讨论，相异于传统的凯恩斯模型的货币主义者开始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而且正如我现在将辩论的，它的吸引力因为它利用的自由参数相当无害的事实更进一步提高， 与之相连的是在特定市场上“超额”需求和供给的水平引起的货币工资和价格的变动率。首先，虽然凯恩斯理论并不将我们正在讨论的参数系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数量值，但是也不容许为了融合模型和遇到任何数据的需要，给以任意的数值。这些参数至少要求带一个非负号， 但排除了给予真实世界出现的逻辑上可能的观察以相当宽的变动范围，进而失去了反驳凯恩斯模型的可能。
　　更重要，价格粘性假定比未对数量与价格随时的相对作用不能解释的观察的被发现的特殊的理性化更进了一层。也就是说，它至少是一个描述精确的经验的普遍化，其正确性独立于任何的宏观经济观察。在真实世界，劳动市场许多分支的定价过程，其特征是根据货币工资和较长的一段时间来订立契约；同样地，长期劳动合同，按照货币工资拟定，也表现为许多最终市场的特征；我们所说的合同并不是在同一时刻签订的，它们往往是重叠的；随后的事实就是，在总量意义上，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会展现出凯恩斯经济学推出的关于需求变化的那种粘性；结果就会引起数量的真实变动，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而不是价格的变动。这就是费歇尔（Fischer，1977），费尔普斯和泰勒（1977）和奥肯（1981）的工作。
　　再者，微观经济学文献使我们能够通过最大化行为来解释工资和价格的粘性。巴罗（1972）和Kawasaki等人（1983）用调整价格的成本来作为此一现象的原因。现在有一篇文献，是由霍尔（1980）调查的，解释了工资粘性是在企业与它们的雇员之间分担需求波动内在风险而设计的合同的后果。曼库·奥尔森（1984）已经提出，在经济的市场部门，寻租联盟的存在可能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相联系，其原因简单来说就是，这种联盟会发现，较之执行数量方面的协议，控制联盟成员的定价行为要容易得多。
　　那么什么是接受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困难呢？问题在于，尽管很容易解释在个体试验水平上粘性工资和价格的存在，但是几乎不能证明可能解释为什么粘性应该以货币工资和价格为特征而不是相对工资和价格。因此，巴罗（1977b）声称，最优合同应该与相对价格相联系，并且争辩说，处理它们的模型不能因而被用于解释货币工资和名义价格的粘性。由于在真实世界的确存在按照货币工资设定合同的情况，这里的正确推论应该是，必定存在一些特定的最大化模型中遗漏的因素否决了它们的发生。难以置信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早已得出最大化模型必定正确的结论，合同不可能像它们公开的那样的事实、它们因而并不能被用来作为经验普遍化的基础，当被嵌入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时候，有助于产生对世界有用的预测。
　　现在，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的他们能够仅仅从基本的关于口味和技术的假设前提推演出任何东西都是正确的，那么它的支持者勉强运用按照货币工资设定的合同作为为解释的经验普遍化就显得不可理解了。然而，除了需要已经讨论过的“自由”参数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也需要我们接受有关制度安排的非常重要但是未得到支持的断言。考虑下面的问题：在每一个新古典模型里当事人实行交易，但是交易的存在预先假定了产权和法治安排的体系以容许他们进行交易；而且，新古典模型被频繁运用于分析一个部门或另一部门的政策问题，但是政策的存在，既预设了某一种类的政府的存在，也预设了这一制度具有实行有目的行为的能力。
　　我们可以接受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些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作为经济中的个体适应最大化行为的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在某处开始，我们在将社会制度解释成为个体口味和技术的后果这一点上的无能，并不会阻碍我们理解我们的经济。精确来说：如果在与产权、市场和政府同一层次的社会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什么是货币交易，包括按照货币工资订立契约的实践呢？为什么我们在解释这一点上的无能妨碍了我们假定其为某一经济分析片段的起点？然而，如果我们将货币交换处理为这样的一个起点，我们当然能够按照上述提出的分析来解释货币工资和价格的粘性。
　　总结来说，运用于通常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价格粘性假定，容许在决定某一参数值的时候比起理想状态有更大的自由度。再者，以目前我们的知识状态，我们还不能对现象作充分的理解。但是，给定货币交换的制度，货币工资和价格的黏性能够被解释为是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它们存在于微观水平，它们对宏观经济现象也有某种暗示作用。因此，给定认为存在价格粘性与否认其存在的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选者了前者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害，尤其是因为另外的途径看起来也是依赖于对自由参数和微井解释的制度假设的好的分享，以便得到没有错误的预测结果。
　　
　　理性预期
　　世界可能（确切的说是应该）像个体当事人的活动与连续出清灵活价格的竞争性市场完全一致那样模型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基础。另外一个则是理性预期假说。有关未来价格行为的预期是当前市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的思想古已有之，与此紧密相关的命题是，只有当这种预期被实行，经济才可以说是处于完全均衡状态。新古典经济学扩展了这一概念，他们争辩道，第一，我们应该把预期看作是一个经济模型的结果，有关其结构的知识是被赋予当事人的；第二，要达到完全的均衡，模型必须是分析中的经济的“真实”的一个。凭此，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增进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经济理论由于这一洞见而永久性地改善了。必须指出，我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这一洞见的方式并不热情。有两个主题特别值得考虑，一是不得不需要作出对经济的“模型”—－其归因于当事人在分析他们的行为——的选择，二是不能不考虑政策当局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处理“可信性”问题的方式上。
　　对于设计来揭示经济模型的长期均衡特性的分析练习来说，将之归因于同一模型的模型知识之内的当事人当然是非常合适的。预期形成的任何其他基础，在一些条件或其他条件下，将会导致当事人出现系统性误差，引起他们修改他们的形成预期的方法。因此，它不能成为一个完全均衡结构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也并不是说同样的步骤作为在任一特定历史事件上起作用的应用工作的基础就是合适的。如果预期应该“依靠，在正确的方式上，经济理论所说的实际上决定那个变量的是相同的事情”，那么可以确切地说，当试图理解历史上的特定时刻的特定经济的行为，我们必须归因于当事人的预期，而预期不是基于我们现在相信的是那个经济的正确模型，而是基于斯时斯地可用的且确信的经济理论所说的是一个合适的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命题。在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中有好些是罗伯特·巴罗（1977a，1978）所作的经验研究，它们考察了二战后美国的货币对失业、产量和价格的影响。这些论文声明，只有货币数量“意料之外的”变动才会影响那个时期的就业和产量（相对于趋势），巴罗将经济中的当事人处理成，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竞争模型，补上货币数量论的原始版本，并且通过这些模型预测产量。然而，在1945－1976期间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持有新古典信念，本来就没有进行新古典革命的必要。在此，我们清楚的知道，直到1970年代中期，企业相信的是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核心的一段就是永久性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这一点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关键私人部门当事人类似的共同属性。的确，由卢卡斯和萨金特（1978）用以支撑他们工作的科学重要性的最初断言，就是在于它破坏了凯恩斯主义在这一点上的共识。逻辑一致性需要新古典经济学将那段时期的经济史建成模型，通过假定当事人以错误的凯恩斯模型所形成的预期在美国经济中参与运作。否则将会卷入一个毫无希望的逻辑难题。
　　这里阐述的要点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争辩说，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当事人有关经济结构的信息特征其本身就是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信息改变，经济的行为随之改变。如果这样说正确，那么经济知识本身的状态变成任何一个经济模型的关键部分，不求助于经济思想史就无法研究经济史。当然，后者的洞见不是新的。这是特别是与哈耶克的后期工作相联系的某种奥地利经济学的核心，而哈耶克就是从与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非常类似的立场出发进入这个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活在任何时空下的当事人应该被认为是相信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经济“似乎”最先是由1970年代的一群独特的美国经济学家倡导的理论所强调的机制所驱动，当然他们将自己摆在与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相区别的位置。然而，对于这里的比较，我几乎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家。
　　非历史的天真烂漫的一个类似典型能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处理“政策可信性”问题上的方式上得以发现。毫无疑问正确的是，在一个新古典的世界里，一个公开宣称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只有当公开宣称被相信时才会使得效应集中在价格上。正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尽管这里他们的先驱是米德和丁伯根，而不是凯恩斯——将政策制定者的任务看作是追求给定经济结构约束下的社会效用函数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典型的私人部门代理人看作是在由其他私人部门代理人的活动和政策制定者的活动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假定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代理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答案，我们被告知，将通过“微分博弈论”的运用而得以发现，在那里，政策制定者与私人部门代理人之间通过可观察的行为相互交流并且彼此建立可信性。最终在这个博弈中一个“均衡”出现了，每个代理人的最大化行为强加其他人一个约束，从而导致那个行为得以维系。对这一典型的分析是知识上的挑战，但是对它的经验上相关性的一点怀疑确实是适当的。
　　真实世界里的“政策制定者”并不是置身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之外的实体。他们是内生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代理人。再者，他们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多，远远超过通过发送和接受市场信号来建立他们的可信度这种途径。尤其是，他们取得了他们这样做的地位并且也得以维持，这是私人代理参与政治过程的结果。在“公共选择”分析领域的主要文献就集中这一点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别出心裁试图引起对此问题的注意。然而我正在建议的是，把宏观政策制定的分析建立在“微分博弈论”上很容易忽视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方面。或许政治制度和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只是被制定和被改变；或许意识形态在此也没有影响，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毋宁说，我是怀疑政策分析的新古典方法，在忽视这些因素之时，有把我们引进死胡同的危险。
　　结论性评论
　　这篇文章的主体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评论。这并不意味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尽管这场新古典革命夸大了它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并且这些我已在这篇文章里有所批评，它也的确如此，正如这篇文章开始所注释的，在宏观经济学里的革命往往超过它被吸收进主流学科的持续的重要的贡献。当然新古典革命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我将要指出的。
　　首先，评论新古典一直坚持的均衡建模思想。如果用预测的内容值得构建一个经济模型，然后，代理人有目的的和一致的计划公式化以及他们能够执行这些计划的假定，的确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但是，在个人方面，执行这样的计划恰恰是我们说均衡行为时我们所意味的东西。如果关于计划性质的假定并不允许我们对行动说些什么，如果我们仔细考虑非均衡的可能性当他们不存在个人代理方面时，那么这个基于个人行为分析的经济模型就不符合预测的内容。这个想法是相当陈旧的，确切地说，自门格尔（1871）以来的奥地利经济学这就是个不变的主题，但只要瞥一下19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文献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忽视它了，需要被提醒才能知道它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恰恰是那样做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困难不在于其均衡假设的风格，而在于它坚持我们要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建模，正如个人的均衡策略是在一个以连续出清的竞争性市场为特征的制度框架内公式化并执行。在目前的分析技术状态下，这一框架就是唯一允许完全连续的个体微观经济均衡和宏观行为之间联系这一事实，是没有理由坚持认为由其他更不质朴的方法得到的宏观预测是不值得考虑的。然而，这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由分说地正在做的。然而我们不应该让对方法论概念的特定运用的不满导致我们低估它的普遍重要性。
　　个人的均衡建模确实应该是宏观经济推理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对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经验上的强有力的预测这样的基础中得到关于行为的经验普遍化越少，越好。
　　对此，完全类似的争论可能会在理性预期这一点上得到推进。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存在一个真正的意识，即这一假说不过是有目的的追求最大化的假设的独特的结果。代理人知识的状态以及他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期的性质，形成了经济的当前结构的关键部分，并且有助于决定当前最大化行为的后果，这个思想一点都不新。正如已经指出的，这是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的组成部分，然而当我们再一次来看一眼19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文献，我们就会看到，重新唤起这份洞察力是多么有必要。
　　就像对均衡思想一样，对理性预期概念的批评针对的也是其特定的、专门的应用方式，而不是其本身的基础思想。这充其量在逻辑上可疑的，分析历史上的一连串事件“似乎”就是代理人将他们卷入拥有仅仅是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创造出来的有关经济的视角。如果分析的唯一目的是揭示分析下的事件发生期间我们共同相信的经济学的缺陷，或许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表述词语。然而，将知识状态影响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经济结构的假说公式化表述出来是重要的，同样，调查经济结构随实际经验和经济学说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式也是重要的。这是理性预期思想对经验工作的关键暗示。
　　由政策可信性问题引出的有关宏观经济学预言性内容的问题也是真实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看起来并不是正在沿着调查这些事件上的最丰硕的途径，不会改变正是新古典的最初的洞察力已经唤起了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一事实。他们已经强调，政府行为的一个实证理论必须是一个为私人部门创造条件的关键因素，我已经批评他们，不是因为提升了这一观点，而是因为甚至不能去尝试将当前可得的政府的实证理论合并进入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
　　值得明确指出的是，这一章所讨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单个主题的不同方面。至少从斯密的《国富论》（1776）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一个社会在组织其基于私人产权的自愿交易的程度，能够期望得出资源利用和配置（更别提分配）问题上的一致的答案。从他们的争论中已经涌现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理解，在代理人决策相互协调、这些决策基础的信息是分散的情况下的制度框架分析，必须处于任何试图抓住这一主题的尝试的中心。
　　新古典经济学坚持我们假定在我们将他们的决策制定模型化之前，代理人拥有由他们的福利相关的经济结构方面的所有的系统性信息，就像共同的知识。他们也坚持，在分析代理人相互作用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行为是通过价格机制相互协调的，这个价格机制从不容许他们的计划与足够长时期的可观察的结果不相协调。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要求我们不要将有关市场经济解决分散信息和协同决策的问题的解决能力的某一（或极端的）建议，看作是要讨论和调查的假设，而是应堪称公理化的假设。要坚持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要求我们放弃对受市场协同的经济活动的一致性再作怀疑，并且要求我们将活动限制于对一致性特性的描述上来。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大萧条以来的那些年流行，如卢卡斯在《新闻周刊》（1985年2月14日，第60页）已经说过的，“是基于政治需要，不是经济上的真理”，那么，确实像霍依特（Howitt，1986）已经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的流行也反映了它与新右翼的意识形态是相一致的。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并不比凯恩斯更多的意识形态倾向。沿着问题本身的逻辑讨论这一点上的公正的严肃性，确实是卢卡斯和萨金特的作品的标志，。如果“新古典革命”的这一特征被接受，当然在这方面与以前的历次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没有什么区别。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义革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也都是在他们各自的方式上同样的向批评开放。更应指出的是，在拒绝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出现的极端性上，我们不应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失去洞察力，终究来说，它是好东西。正如我将期望的，当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推力回到了《信息和协调》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就象从莱荣霍夫德（1982）那儿借用另一句话所说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上，与新古典革命根本没有发生相比，我们对有目的的最大化个人行为的确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