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劳动力的非匀质性问题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方法很难令人满意（主要强调劳动力的匀质性和采用竞争式的市场分析方法），有几位研究人员又提出了一种替代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将劳动力市场总体一分为二：一级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有：工资较高、工作条件较好、就业稳定、工作安全、层级式结构等等）和二级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有：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提高或晋升的机会较少、就业不稳定、易于进行等等）。 对劳力分割理论的描述的起点必须由“领域”（segment）开始。这是一个与劳动力一级市场相分离的就业区域。穆勒认为，社会的、职业的以及空间的转移障碍，使工人们在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别是技能低下的手工劳动者及其子女，由于缺乏提高警惕工作技能的机会，只能长期“蜷曲”在低收入的就业领域（Mill,1885）。对低收阶层的人而言，令人向往就业领域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现代的双元结构理论就是按与穆勒相似的命题来发展的。帕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的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但相比较而言，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毫无个人升迁机会。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Piore,1970）。 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工资低，极易失业；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注重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劳动力市场侵害理论则强调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响。

因此，可以把双元结构派看成是强调工作特征，而不是强调工人特征。但是，强调工人特征的双元结构理论也是存在的：二级市场的工作多由非白种人、妇女以及年青人来承担，按劳付酬的规则 在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二级市场的重要工作多由年富力强的男性白人来承担。 一级市场的工作看上去是内部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工资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等与就业结构有关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规则来调控的，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此类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甚至可以说只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开放；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公共代理机构，也可能是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内部市场的工资结构安排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需要来制定，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没有多大关系。

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DoeringerandPiore,1971;Osterman,1984）。 早期双元结构理论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市场的维度（dimension）它与双元结构理论的联系最为紧密。在某些人看来，主要问题是就业的稳定性。尽管帕雷将劳动报酬问题置于最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但他同时也承认，区别一、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性质的最重要特征，是前者对劳动力的行为标准具有不同的要求，它特别强调就业稳定及持续能力（Piore,1979;Berger and Piore,1982）。在英国的文献中，双元主义学派通常以流动性概念解释这个问题（Mayhew and Rosewell,1979）。而其他作者与帕雷相近，将高收入作为区分工作好坏的主要依据（Bluestone,1970;Wacgtel and Betsey,1972）。 第二是双元结构图的综合程度。最初的双元结构派只是拿城镇中一少部分人的工作经历与其他手工业者进行比较，因而，是一种不全面的分类，继而，又根据工人和工作的性质，时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结果是一级市场被扩大了，划分的类别也有所增多，原来意义上的双元结构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分支。因而，对一级市场上的工作（如上层与下层的划分，独立层面与附属层面的划分。）又出现了次一级的双元划分（subsidiary dichotomies）（Edwards, Reich and Gordon,1975;Piore,1975）。 第三，严格地说，是双元结构学说本身生命力的问题。双元划分法的结构过于苛刻，不过是市场分割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在某些偏激的批评者看来，所谓的双元与一元完全是一码事。 尽管双元结构学派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还是存在着另外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一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多个区域组成的（Freedman,1976;Buchele,1976）；另一种认为，劳动力市场一个连续不断的工作链，“链”上的工资差别很大，但并不存在界线明晰的区域（Thurow,1975）。在以下的讨论中，双元结构这个术语仍将不时地被使用，但其分界线是指图7.1（b）中的λ；当工作报酬大于λ时，指的是一级劳动力市场，反之，则是二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使用双元结构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形象化，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抽象表达。 LMS（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方法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然是与众不同的。 第一个特征在于，它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人由于从事不同的工作而领取了不同的工薪。因此，劳动力的高素质并不是一级市场工人领取的高工资的惟一成因。很多二级市场上的工人也能胜任一级市场的工作，但是，他们无门以入，从而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个家庭或社会背景的优劣及素质的高低，而是经济不平等的延伸及其组成部分。 这并不是说，所有二级市场上的工人都与一级市场上的势均力敌。从总体上说，一级市场上劳动力的素质是好于二级市场的。但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各工作间的工资差别大大高于劳动力的素质差别；二是劳动报酬与劳动力素质间的因果关系成反比。当工资结构给定时，工资的判别要取决于雇主，而不是取决于工人的特征。在这种条件下，给付高薪的雇主能够在长蛇般的申请队伍中挑挑拣拣、择优录用。但是，由于工资差别大于劳动力素质的判别历而，劳动报酬是极其片面的。 与此相似的不同解释也适用于就业稳定问题。很多二级市场上的工人，由于家庭（年青人及已婚妇女）和社会（闹市区的非白种人）的角色定位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就业内在不稳定性的特征，尽管如此，LMS仍然强调就业稳定的重要影响作用。很多二级市场的工人，特别是已婚妇女，尽管向往稳定的工作，但结局往往是无缘问“鼎".，所以，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方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远不及劳动力的需求方，也不及社会制度因素在解释此类现象时更有说服力（Doerioger andPiore,1971,p.167）。 第二特征是由第一个特征演化而来的。市场力量对其运行结果的影响作用并没有被否认，但是却认为，其根源在于产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当求大于供以及存在工会组织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是产品市场的从属特征，而产品市场要依从于需求变化、雇主的权势以及生产技术。他们也同样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决定的，而要取决于企业内部的调控策略和权力关系。 第三个特征涉及拓宽研究分析的范围。传统理论将偏好看成是一定的，将公共政策看成是未定的，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却将二者看成内生变量。

因此，市区内的就业不稳定要归因于工人特征与工作特征之间的不匹配；工作飘浮不定的经历，使二级市场工人的离职率较高。青工和已婚妇女长期滞留于二级劳动力市场，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而是与他（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有关。 上述特征使劳动力分割理论得以独树一帜。如果认为这种理论只是一个描述过程，只是一种分类方法，以及与竞争理论学派的解释具有相容性，那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对劳动力非匀质（non-homogeneous）性认识的深化，使经济学家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劳动力市场歧视方面。反映歧视性质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观点可谓汗牛充栋。当代经济学家对歧视问题的分析起源于贝克尔的模型（Becker,1957）。 在前新古典（Pre-neoclassical）理论中，关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低下的有关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工资差别方面。早期研究者将女性低收入的潜在归结为：习俗与公众舆论，女性就业的从属特征（这是相对于丈夫而言的。因为按传统观点，男性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工人组织的支持，生活标准较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的适应面比较窄等。 这些观察为后来的争论设定的场景。埃奇沃思（Edgeworth,1922）和[福西特（Fawcett,1917,1918）提出了“拥挤”概念。这种假设认为，当其他条件不相上下时，如果某一行业中的女性太多，其工资水平就会下滑。50年后，伯格曼（Bergnann）曾明确地将这个思路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但弗洛伦期（Florence,1931）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解释很不全面。弗洛伦斯认为，产生性别工资差别的原因不晨于二者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更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家庭和社会习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流动性，二是男性不情愿同女性在一起工作，尤其是拒绝接受女性的领导和管理。 庇古又补充道，“雇主头脑简单且狂妄不羁，蓄意压低女性的实际工资”，这主要是因为女人处于“战略劣势”（strategic weakness）（Pigou,1952），此前，弗洛伦斯（Florence,1931）也曾考虑过这一因素。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33）运用著名的买方垄断理论终于对女性劣势进行了模型化处理（Addition and Siebert,1979,pp.225-228）。 在前贝克尔时代，我们还应当提一下缪尔达尔（Myrdal,1944）的因果原理（principle of cumulative causation）。他认为，美国的黑人问题起因于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及不断强化，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是白人反对黑人的行为；二是黑人的贫困状态；三是黑人的人力资本及文化特征。很少有人能对缪尔的观点提出挑战，但是，恶性循环解释有时会陷和循环论证的陷阱中。我们从中（特别是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论述中）可得出教益是：市场也会失效，只有借助于ZF干预才能打破这个循环的锁链。 在前贝克尔时代（即1957年以前），这方面的理论文献只有布朗芬伦纳（Bronfenbrenner,,1939,1956）撰写的两篇论文。布朗芬伦纳审视了买方垄断与工会组织的问题，认为雇主歧视是形成工资差别的原因。布朗芬布伦纳的一个观察结论在此值得一提。他认为，如果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一起工作，那么，为了避免二者间的劳工冲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成本，雇主一般倾向于少数民族群体支付较低的工薪。W是主体民族的工资水平，X是雇主雇用少数民族群体时的预期成本。这种观察的诱人之处有三点： （1）可以把这种分析看成买方垄断案例的一个拓展（LundahlandWadensuo,1984,pp.13-14）。 （2）在雇主看来，雇用外族劳动工会提高成本。但殊不知，这也是一种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措施，或可达到瓦解和征服的目的（Roemer,1979）。 （3）究其实质，布朗芬布伦纳的分析过程（即W-X）与贝克尔所采用的方法是相似的。贝克尔假定（但理布朗芬布伦纳不同）：只有少数民族的工资低于主体民族时，雇主才会从少数民族中雇用工人。 贝克尔的歧视理论是在“身心不悦”（physical distility）的基础上建立的，含义是某些人宁肯承担一定的费用，也愿与某个群体的成员打交道。不愉悦的感觉来自于个人的偏好，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这种费用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如宁愿放弃一部分收入。贝克尔进一步论证道：“当歧视行为付诸实施时，为了行使这种特权，该人要么是为此直接支付费用，要么是放弃一部分收入。当把问题简化为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时，我们才触及到了偏见与歧视的精髓。（Becker,1957,p.14） 贝克尔是强调个人行为（而不是群体的行为）的。 从他分析过程中可以推断出以下几个预期。首先，歧视系数值（d）越高，无差异曲线的凸性越明显，企业就越倾向于雇用男性工人。其次，男性与女性的工资差别越大，歧视女性的成本就越高，女性工人的比重就越有可能趋于上升（但是，与无歧视行为时相比，女性的雇用比例仍处于偏低水平）。再次，在生产过程中男性对女性的可替代程度越低，女性在雇工人数中的比重就越高（与理想的性别构成比例的稍许偏差，都会引致利润的急剧下降。 很多人认为，贝克尔将歧视原因与歧视行为完全割裂开来，背弃了早期的研究传统。原因是，他以歧视偏好解释歧视行为以及歧视的影响作用，而丝毫没有考虑到形成歧视的原因（Lundahl and Wadensuo,1984,p.4,p.20）。但不管怎么说，贝克尔模型中的歧视可以用一个量化的数值来表示或测度，而不是简单的表述为歧视现象的有无，这确实具有很多优点。但是也要看到，贝克尔所称的偏好、偏见，或不管对d做怎样的定义，S.韦伯早在1891年就已经隐隐约约地触及了这些概念，前面所称的d与布朗芬伦纳所称的x也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贝克尔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d纳入经济模型中，从而使标准的最优决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是，歧视偏好的定义和假设显得似是而非，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很成问题。因此，即使假定歧视是存在的，而且也可以按某种方式运作，但它的根源还是锁在一个“黑箱”里（Dex,1986,p.20）。但这并不影响实证分析过程的进行。评价一种理论的流行方式，一是看其假定的合理性和简洁性，二是看其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贝克尔的许多结论与我们的常识是吻合的。 贝克尔模型的最大缺陷，也许是他未能将歧视问题放到广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加以剖析。形体差异假定（physical distance assumption）并不一定十分重要，也许仅仅适用于性别歧视而已。只有当企业、所有者、雇主集于一身时，歧视的假定也许才能适用；而所有权与管理权一经分离开来，雇主对劳动力特征的偏好就不会发挥什么作用。消费者歧视涉及的面太窄，也许史适用于人际间面对面的服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模型中剖析的偏好效应只与就业场所有关。假如，为了在就业场所满足个人的偏好，歧视型雇主必须要放弃一定数额的利润。但是，把偏好作为雇主的惟一目标函数，其中能蕴含着多少道理呢？如果由于放弃利润，他必须得搬离白人居住区（原因是白人居住区的房价远远高于黑人居住区），或者说，由于不雇用黑人工人企业利润将减少，他难以负担教育子女的费用，这些都说明，雇主在就业场显然没有探讨这一问题。歧视问题必须置放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来讨论，同时也要兼顾一定的消费模式（对产品的需求）。仅仅考虑利润水平是不够的，还要涉及支出函数问题，我们应当沿着这个分析路径走下去。 尽管贝克尔的分析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毕竟为后业的大量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的政策设计都旨在向人们提供均等的机会，而不论其人种、性别或其他团体特征。

五．宏观经济学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十分紧密的学问，当然也不排除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阿洛格斯科夫（George Alogoskoufis）探讨劳动力市场在开放经济中的作用，并说明工资刚性、国际竞争力其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如果你承认就业规模位于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上，并接受消费性工资具有刚性特征的假设，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产出与失业的主要方式，就是高速位于生产性工资与消费性工资之间的那枚“楔子”。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如果名义工资未被完全指数化，突发的通货膨胀将使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双双下降。但是，此类政策不可周而复始地予以实施。周期性地实施这一政策将使工资制[一主体乘觉起来，从而能推断出制定政策当局的意图。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需求政策是通过竞争力的作用来改变“楔子”的大小，而供给政策却可以直接发挥影响作用。总需求扩张政策能增加产出，降低失业及削减竞争力，这个调整过程会引发通货膨胀。在新的短期均衡状态下，当前往来账户将有所恶化。总供给扩张政策是通过降低税率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其间，竞争力会增强，产出量会增加，失业率将下降，当前往来账户有可能恶化。伴随着这个调整过程的进行，通货膨胀率交有所降低。 近期，很多欧洲经济学家呼吁：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和降低失业率，各国之间应当协调一致地实施“两手抓”（即一为需求，一为供给）的方略。而上述结论则为各国实施此类“联合行动”，打好了一个理论上的铺垫。 近几年来，很多经济学家深切地感到，只有从根本上关注或改变固定工资制度，经济滞胀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的工资制度应予废除，应当普遍推行利润分享式的工资计划（Weitzman,1984） 近年来，流行欧美国家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也许是劳动力市场难能健康运作的最明显的证据。“久病不祛”，令众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韦茨曼（Martin Weitzman）坚信，变革传统的工资制定方法是祛除上疾的惟一良药。在一系列雄辩有力的论著中（Weitzman,1984.1985,1986,1987），韦茨曼认为，ZF应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推选利润分享制（profit-sharing），传统的固定工资制度应当赢余。韦茨曼的建议引起了人闪极大的兴趣，它是促使英国ZF在1987年度财政法规中对“利润挂钩工资体制”（profit-related pay,PRP）提供补贴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章的目的，是介绍韦茨曼的有关建议，并回顾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进行的实证检验，同时，也探讨其他劳动报酬制度的影响作用。 为什么说普遍推行利润分享制能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韦茨曼本人对此有三点解释。最重要的一点，是劳动报酬方式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劳动报酬与绩效挂钩能激发劳动者勤备工作的精神。因此，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将得以提高对劳动力需求也具有政策性启示。韦茨曼认为这个结论不太到位，是“欠火候的皮蛋”（ medium-boiled）。 利润分享制的要旨在于提高警惕工资的可浮动程度，用韦茨曼的话说，这是一只“火候适中的皮蛋”（ medium-boiled）。与传统的工资制度相比，利润分享制度下的工资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工资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 第三种情形的假定是，在利润分享式经济中，劳动力需求将始终于出超状态。韦茨曼认为这个结论最到位，是一个“过火候的皮蛋”（medium-boiled）。这种情形是利润分享制度中的主角，但的来已经受到了一些严厉的批评。在韦茨曼看来，滞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产品需求发生扰动时货币工资并不能随之相应地调整，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推动工资上扬，并带动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韦茨曼认为，如果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平均成本之间嵌入一枚“楔子”，那么，全面推行利润分享式的工资制度后，国民经济就会出现一个长期的劳动力需求出超局面，因而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当劳动报酬制度能解决失业问题时，货币政策就可以更有效地“专攻”通货膨胀问题。因此，利润分享制是一剂“医治”滞胀的灵丹妙药。 在利润分享式制度中，韦茨曼明确无误地排除了员工参与决策 的可能，也不实行职工持股计划。 这种制度的政策含义也值得深思。韦茨曼呼吁，应实行税收补巾措施以鼓励 工人和企业采用并坚持利润分享制度，但是如果有关的论证未入佳境或存在漏洞，人们就很难判断这一制度优劣及有效性。如果利润分享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绩效来实现的，那么，实施这一制度就只对企业自身有利。因此，ZF补贴对社会公众来说是否具明显的正外部性，恐怕还是一个存疑未决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调节能力的增强，也许具有更广泛的政策性含义，但是，仅就改善劳动力市场与工资制度之间的关系而言，即使抛却利润分享制度，也可能存在着其他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韦茨曼却认为，普遍推行利润分享制可以使国民经济永久性处于劳动力需求旺盛的状态，从而可以解决滞胀问题。这对ZF和整个社会夫疑是有利的，但却未必有利于单个企业。如果所有其他的企业都继续实施利润分享式的工资制度，则违背规则的企业退到原先的固定工资合约制度中，就会得到好处。正是依据外部性原理，以及要求所有的企业在经济衰退期都实行利润分享制度才能维系劳动力需求旺盛的这些先决条件，韦茨曼才使自己的理论与公共补贴政策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并不仅涉及利润分享制是否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而且还与这种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渠道有关。 韦茨曼的利润分享制受到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影响所及甚远。利润分享制的流行范围很广，且大多未享受公共补贴，这说明，韦茨曼所称的“欠火候皮蛋”的结论或许是成立的。在英国，利润挂钩工资体制（PRP）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对上述政策启示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