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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激发经济思想的音乐
恩雅的六张专辑1988浮水印(WaterMark)曲目01.Watermark02.CursumPerficio03.OnYourShore04.StormsInAfrica05.Exile06.MissClareRemembers07.OrinocoFlow08.EveningFalls...09.River10.TheLongships11.NaLaethaGealM'óige12.StormInAfrica(PartII)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1.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2.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3.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STORMSINAFRICA.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5.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6.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ORINOCOFLOW.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8.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09.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10.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Track11.mp31991牧羊月(ShepherdMoons)曲目01.ShepherdMoons02.CaribbeanBlue03.HowCanIKeepFromSinging?04.Ebudae05.Angeles06.NoHollyForMissQuinn07.BookOfDays08.Evacuee09.Lothlórien10.MarbleHalls11.AferVentus12.Smaointe...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SHEEPHERDMOON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ARIBBEANBLU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03.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EBUDA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05.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06.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BOOKOFDAY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08.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09.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ARBLEHALL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11.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Track12.mp31992凯尔特族(TheCelts)曲目01.TheCelts02.Aldebaran03.IWantTomorrow04.MarchOfTheCelts05.DeireadhAnTuath06.TheSunInTheStream07.ToGoBeyond(I)08.Fairytale09.Epona10.Triad(St.Patrick,CúChulainn,Oisin)11Portrait(OutOfTheBlue)12.Boadicea13.BardDance14.DanYDwr15.ToGoBeyond(II)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TheCelt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Aldebaran.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IWantTomorrow.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MarchOfTheCelt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DeireadhAnTuath.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TheSunInTheStream.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ToGoBeyondI.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Fairytal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Epona.mp3http://redsky.vip.sina.com/mp3/myoldman/theme05.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OutOfTheBlu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Boadicea.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BardDanc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DanyDwr.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ToGoBeyondII.mp31995树之回忆(TheMemoryofTrees)01.TheMemoryOfTrees02.AnywhereIs03.PaxDeorum04.AthairArNeamh05.FromWhereIAm06.ChinaRoses07.HopeHasAPlace08.Tea-HouseMoon09.OnceYouHadGold10.LaSonadora11.OnMyWayHome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hememoryoftree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Anywherei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Paxdeorum.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Athairarneamh.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Fromwhereim.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Chinarose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Hopehasaplac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Teahousemoon.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iOnceyouhadgold.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Lasonadolra.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rees/Onmywayhome.mp31997星空绘彩(PainttheSkywithStars)曲目01.OrinocoFlow02.CaribbeanBlue03.BookofDays04.AnywhereIs05.OnlyIf06.TheCelts07.ChinaRoses08.ShepherdedMoons09.Ebudae10.StorminAfrica11.Watermark12.PainttheSkyWithStars13.MarbleHalls14.OnMyWayHome15.TheMemoryofTrees16.Boadicea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ORINOCOFLOW.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ARIBBEANBLU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BOOKOFDAY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Anywher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Onlyif.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hecelt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CHINAROSE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SHEEPHERDMOON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Ebuda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STORMSINAFRICA.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WATERMARK.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HESKYWITHSTAR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MARBLEHALL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ONMYWAYHOM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THEMEMORYOFTREE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Boadicea.mp32000没雨的一天(ADayWithoutRain)曲目01.ADayWithoutRain02.WildChild03.OnlyTime04.TempusVernum05.DeoraArMoChroí06.Flora'sSecret07.FallenEmbers08.SilverInches09.Pilgrim10.OneByOne11.LazyDays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adaywithoutrain.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wildchild.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onlytim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tempusvernum.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deoraarmochroi.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florassecret.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fallenember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silverinches.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pilgrim.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onebyone.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hefirstofautumn.mp3http://garden.2118.com.cn/kenshin/EnyaMp3/rain/lazydays.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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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发布时间：2003-9-29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03年02月文章作者：张进铭 陶然 约翰·罗默(JohnRoem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价值取向和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维护新古典经济理论。他为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已被称之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该学派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罗默的学术经历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80年以前，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他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达到顶点；1985年以后，他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成份到达顶点，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有所减弱。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代理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代理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 代理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 雇用 出售 0+0 纯粹的资本家 ++0 不完全的资本家 +00 独立的工匠 +0+ 不完全的无产者 00+ 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代理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代理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代理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代理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代理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代理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代理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代理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代理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 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12:147-62. ② J.Roemer(1981),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 J.Roemer(1982),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④ J.Roemer(1985),"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 J.Roemer(1988),"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ATaleofLeninandtheTsar",inM.Taylor(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29-44. ⑥ J.Roemer,I.Ortuno-OrtinandJ.Silvestre(1990),"MarketSocialism",U.C.DavisDeptofEconomicsWorkingPaper355.作者：张进铭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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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摘要]本文系笔者近年来倡导并获准立项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析的重要个案。②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又出版了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③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④，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⑤此后著述逐渐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⑥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⑦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2编中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⑧已是进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流的一条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⑨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⑩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11)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2)。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3)需要指出，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14)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胡著3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4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15)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16)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交流切磋或报考，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China (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等。 ③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by AikoIkeo：Economic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Routledge Press,U.K.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Y.Chang:Historyof ChineseEconomicThought:OverviewandRecentWorks,Historyof PoliticalEconomy,19:3,1987byDukeUniversity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⑤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⑥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⑦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⑧《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⑨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会，与会学者中有6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国。近期该研究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⑩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11)同上书，第362页。 (1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3)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4)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Political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Political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15)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16)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作者：叶坦[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49:11: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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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为什么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入学试题出“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创立过程”？
在贵论坛上看见有考生讨论2004年我院为什么出这样一道题，”试述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创立过程？“首先有必要申明，这个问题肯定不是高鸿业、吴易风两位先生出的题，此题可能是方福前、姚开建二位教授出的。答案应该在人大研究生教材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当然如果考生是学经济思想史的，阅读过马克思57-58和61-62手稿，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其次，每个学校每个院系的每个专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譬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堡垒，（弗兰克是弗里德曼的博士，由于其论文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色彩，弗里德曼就是不让弗兰克进行答辩，你怎么认为呢！）我想如果你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你可能难以回答该系老师的命题。（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学术上还是讲究近亲繁殖的好，只有近亲繁殖，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学派。国内目前对学术近亲繁殖做了相当错误的理解。譬如，芝大经济系的教员必须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我想大家都明白。关键问题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近亲繁殖，而杜绝人情和关系。其实美国高校在博士生毕业时，都不留本校毕业生，但是毕业博士在其他高校工作两年后，成绩出色地却可以调回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学术甄别机制吧了，调回来的学生其学术观点却是和本学派一致的，这里就杜绝了走关系和人情的因素。但是在中国，在城市差距很大、异地迁徙很难的条件下，这种甄别机制是很难实施，也可能使一个优秀学者浪费了，毕竟在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选择地点很重要。国内近年来比较突出的土博士，都是留在自己的母校，为自己的学校的学科特色作出很大贡献，人大和其他名校中这种例子很多）因此，人大经济思想史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试题是很正常的，与政治无关。（实际上，人大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和经济思想史的教授们，所研究问题与政治关系不大。道是北大的哪些海龟们，对政治兴趣极大，看看他们各种”入世“〈不是WTO呀，指向国家、社会建言建策〉以后的各种观点、政策主张，引起多少问题就很清楚了，如今年的张、郎之争，这是政治吧）只不过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意识形态，被强制灌输，引起青年学生反感，（从青少年向青年转轨时期，人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强制灌输肯定会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反感）但既然考博士，意味着以后相当大可能会从事学术研究，这种观点可能是要不得的。再次，就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看，这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识形态含义，而且出题者命题水平是很高的。关于这一点需要多费点时间。其实在李嘉图那里，就试图解决一个悖论：追求价值增殖却导致单位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断下降，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从长期来看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显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建立在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基础上的，李嘉图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公式是p‘=m'/（C/v+1），如果C/v不断提高，显然，p'就不断下降，资本主义无法建立在P’不断下降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需要转变，既向社会主义过渡。（注意一下，相当多的包括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以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是不合理的，应该推翻，如果马克思是这样，与从道德、伦理等角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有何区别，哈哈，误解马克思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还很多）实际上，利润率下降也为西方或主流经济学者所注意，这个问题是在增长理论的内容里探讨的，即资本主义能否维持长期增长。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从新剑桥增长模型到现在的各种内生增长理论，其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核心变量是资本-劳动比的不同假定，而这个概念与资本有机构成几乎是一致的。把从内生增长理论出发的各种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与马克思分析对利润率下降起抵消作用的因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这是在复活谁的思想，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思想却出奇的一致。（你们又在笑了吗，什么问题马克思都论述过了，好庸俗！实际上，经济学思想上的创新只不过在细化和扩展前人的思想，主流经济学讨论的很多问题在斯密那里已经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围绕资本主义有机构成与利润率下降，曾展开很长时间的论战，具体内容可参见高峰先生的著作和孟捷关于产品创新的著作。现在你明白这个问题出的很好了吧，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博士生，了解一下马克思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过程，（其实关键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划分，而不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其中价值构成、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结几个概念是有差别的，马克思对此认识有多年的历程）是不是应该。无论你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主流经济学，（二者都是对同一社会经济过程或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必然在某些问题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用的概念、范畴不一样，结论有差异）读书还是要思考，不要浮在上面！目前我校的博士入学考试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即使这样的高水平试题，随便写个大概，你可能也能考取人大博士，一年召那么多的博士，没有办法不能浪费名额吧！一届能培养一至三个学者就万幸了。做学问是奢侈品，投入多不一定有产出，可能提这个问题的考生也是名校的硕士生，你的提问直接反映了你的水平，好好思考吧，毕竟做学问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你以学术为终身职业的话。其中可能论证的不够详实，如果你有经济学基础，相信可以看得明白。还是不习惯长篇大论发贴。[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1316:33:3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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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论色诺芬的主要经济思想
【摘要】色诺芬（Xenephon，约430～354BC.）是古希腊著名的经济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色诺芬是最早使用“经济”这个词的人，他写过许多经济学著作，如《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论税收》等。其丰富的学术著作和经济思想是给后人对经济领域进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是本人对色诺芬经济思想中主要的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最后是对其经济思想的整体概括以及对他的一点评价。【关键词】色诺芬财富劳动分工商品价格一、色诺芬的对财富的认识由于财富与人类生存相联，古代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就要求开始研究最初的经济问题，古代希腊流传下来较早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是色诺芬写的《经济论》一书，在色诺芬的著作里“财富”与“经济”是同一词，什么是财富？色诺芬写道：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举例说：“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来说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有处的石头"”，不过“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色诺芬认为物品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财富就是有用的东西，而对于财富的源泉，色诺芬认为：“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使用价值即是财富，农业是财富的源泉，这是色诺芬的观点。色诺芬也有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探讨。他强调农业是财富最重要的来源，“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开采白银，从事商贸活动，出租房屋、土地、船只和奴隶等，也可以增加财富。他曾提出在市场附近、港口和城市“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那它们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装饰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国家还可以出租公共船只，“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不过色诺芬较为轻视手工业生产，将手工业归属“粗俗的技艺”之列，他主张希腊的自由民不应该从事手工业，而应该让外邦人或奴隶去做这些工作。二、色诺芬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他说：“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这种观点在他的另一书《居鲁士的教育》中阐发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谋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证了这段话，并作了这样的评述：“色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品质，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于市场范围”。三、色诺芬关于商品价格的理论在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这个问题上，色诺芬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用途，并根据市场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和生活经验，认识到商品价格的波动是依存于市场供求的变化。他说：“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贷业。”同样，他还认为，当铜器或铁器生产过多，价格就会变得低廉，工人就会因此破产失业。这说明色诺芬已经意识到供求变化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色诺芬揭示了市场流通的客观现象：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经常发生上下波动，这标志着当时中、西方学者对商品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的认识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但是，们的思想认识也存在一个缺陷，这就是只认识了市场供求状况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而忽视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不能从生产商品自身所消耗的劳动量大小来说明对价格高低的决定，从而也就不能自觉地去认识价值规律及其自发作用，导致了“流通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错误结论。通过对色诺芬这几点的经济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称“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他认为，奴隶主的任务在于管好自己的庄园、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发现财物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他还看到了商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价格会上下波动。此外，他还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且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造得更多更好，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对货币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为以后的学者研究货币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但其学说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然，这种局限性也是当时历史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等领域做的深入研究使之成为伟大的经济、史学和思想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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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寿涛 ：保罗·斯威齐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评介
保罗·斯威齐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评介孙寿涛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内容提要：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前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MarlorSweezy）的生平及其主要理论贡献，重点评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做出的创造性发挥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关键词：斯威齐、剩余、每月评论。保罗·斯威齐（PaulMarlorSweezy，1910-2004），不幸于2004年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7]。斯威齐是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颇有成就。斯威齐于1910年4月10生于纽约，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亲是纽约国民银行副总裁，后来他继承了父亲一大笔遗产。他193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又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7]。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这期间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种现状激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ofCapitalistDevelopment）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局服役4年，二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因未能谋得终身教职，而于1946年离开哈佛大学，除了在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外，专心于创立严肃的、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几十年来，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著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故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他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一、斯威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1、斯威齐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的成名作，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本书中，斯威齐对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进行了特别有说服力的创新性解释。他几乎考察了所有的基本问题，从劳动价值论，一直到利润率下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这本著作只是一部引证性的著作——收集和排列引语。他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公允的也是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想。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奠定了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显示了很高的独创性。从方法论上讲，斯威齐明确表示要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和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变革）眼光。因此，既遵循《资本论》第1卷所实践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步骤，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又学习《资本论》第2、3卷所更多运用的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分析中纳入先前有意识舍象的某些因素，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斯威齐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来不及分析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1]P30-36）。关于立论基础，斯威齐一方面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圭臬，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积累与劳动后备军理论、国家学说、资本积聚与集中学说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性学说等等。但同时，他也很注意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者内外部的论争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种种观察。其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用于介绍、鉴别和评论各种相关的和相悖的学说，并有所扬弃和综合，其中特别受人注意的人：肯定和补充博尔特凯维奇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修正（经此介绍和补充之后，这一问题后来引起了长达20年的论战[6]），介绍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现危机”和“崩溃”问题上的争论、重申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和“议会道路”论的批判以及吸收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斯威齐对于马克思用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但他不仅只是批评，他还发展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消费不足论的思想线索，虽然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消费不足论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并未得到像利润率下降理论那样充分的论证。斯威齐在充分挖掘马克思著作中消费不足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意谓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于是，在消费方面就呈现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部剩余价值的增长，同时新增积累中工资支付的部分在减退；另一方面，消费品的产量却至少是同生产资料投入量同比例增长，结果就有消费量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迟早便有物价下跌和产量削减的经济危机，或是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停滞；即使存在着抵消消费不足的因素，也未能从根本上将这趋势扭转。这个危机和停滞理论，既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莫如深的资产阶级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或小资产阶级的（如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也不同于（多布和普利赛尔等所误解的）单纯的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更不同于把生产同消费截然分开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然而，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又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所以，在斯威齐看来，这个危机理论既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各种言论统一起来，又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分析，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做出了创造性的和细致的描述。他指出，积累是垄断的正常伴侣，因为积累扩大了生产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促使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的基本动因；反过来，垄断把剩余价值从较小块的资本转向较大块的资本，这就提高了积累在一定量剩余价值中的比重。对价格高于均衡值、产量低于均衡值的垄断资本来说，高额利润本已有了保证，现在垄断提高了积累率，有招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垄断组织更不愿意在自己的禁脔内使用其积累，而宁可将新资本投于行业之外或国外的竞争性领域，并且更注意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这就加剧了竞争性领域中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的趋势，即增添了危机和萧条的诱因。可以看出，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有着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的分析。由此，斯威齐又为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入了新的内容。比如，他指出：保护贸易的政策，有时不是自卫，而是进攻，即便利本国垄断资本对外国倾销；资本输出诚然是在国内投资机会不多且民众贫困的条件下进行，但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和民众贫困又恰恰是由垄断资本的对外投资决策（追求较高边际利润率和减轻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所造成；帝国主义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也有垄断资本所歪曲和煽动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所未有的；对帝国主义极限的界定，亦颇有新意。可以说，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副题，却不仅是一本在英语国家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专著。有人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于那些想要认真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生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入门书。2、斯威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他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Capital）。《垄断资本》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3]。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经济学派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卡莱茨基（Kalecki）和斯坦德尔（JosefSteindl）的思想的继续发展。他们在著作中明确提出：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重新结合起来的先导者是卡莱茨基，“他不仅‘独立地发现了（凯恩期的）《通论》’，而且还是第一个把他所称的‘垄断程度’包括在他的综合的经济模型之中。在同一方向继续走出一大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莱茨基的影响），是约瑟夫·斯坦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任何熟悉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著作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本书作者利益于它们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没有更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话，或没有更直接地利用他们的理论表达，其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更方便和更合用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2]P59）巴兰和斯威齐力图在一个巨型公司和大政府的时代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主要关注美国——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中关注于英国——将其作为最重要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也以30年代的大萧条与40年代由战争引致的经济复苏作为背景。在理论上的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要比斯坦德尔简明得多。在他们的理论中，中心范畴是经济剩余（即剩余），整个理论“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2]P13）。所谓经济剩余，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2]P15）。斯威齐和巴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趋于增长是因为巨型公司具有垄断定价权力，所以他们可以从美国经济中的非垄断部门和欠发达国家剥削剩余。对于这个系统的内部逻辑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所谓的“剩余吸收”问题，即谁将购买这些垄断巨型公司生产出来的物品？由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难题，他们进一步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2]P105），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着停滞的趋势。他们强调，如果不存在对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他们指出了三种一般的抵消力量：企业的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政府的军事支出。他们将大政府和帝国主义拉进其垄断资本主义模型的作用之中。尤其认为军事支出对于购买剩余产品是必要的；这样我们需要冷战和帝国主义，以阻止经济再次滑入萧条。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到斯威齐与凯恩斯主义的联系，以及与当时走出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将我们带出大萧条的就是为战争而支付的巨大的赤字支出。这也是军事凯恩斯主义使之清晰的一种观点。3、斯威齐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就是他创建《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杂志，并担任编辑（co-editor）达50年之久，应当说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每月评论作为一个理论阵地，它维持并团结着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这些人始终关心谈论的是实际的世界，而不致沦落到或者是偶像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重复或者只是关注学术界琐细的地步。在维持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方面它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每月评论甚至形成了所谓“每月评论学派”。这一学派在20世纪70、80年代持续地对于帝国主义和欠发达予以关注。这也与众所周知的“依附学派”相关。只不过每月评论学派给依附学派的主张中加入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月评论》存在着，发展着，度过了黑暗的麦卡锡时期（McCarthyperiod），60年代时它曾是左派的标志。这之后，仍然继续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注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更为主要的仍然是斯威齐本人的贡献，他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主要与麦格道夫合作，记录下正在出现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即在资本主义运行中变得日益重要的金融的作用，这被称为“金融化”。应当说他们二人是左派中最先注意到这种现象并给予理论关注的人。他们以其一贯典型的严谨态度，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出发，考察“金融化”的更为广泛的内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所以，有人从《每月评论》的社会影响以及估量斯威齐一生对左派的贡献角度，将《每月评论》列为斯威齐一生中的第一贡献，是恰当其分的。二、斯威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任教期间，斯威齐就已显露了很高的才华，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相异，但斯威齐仍得到了熊彼特的器重，并与熊彼特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两人曾就“如何结束大萧条”及“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发生争论，熊彼特认为罗斯福新政意味着对正常发生的创造性破坏和创新过程中的企业家的压制，而斯威齐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又借鉴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政府计划和干预有其必要性，劳动人民的干预更有其必要性。目睹他们的争论，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回忆时将熊彼特比为“聪明而睿智的魔法师（thefoxyMerlin），将斯威齐比作“年轻的圆桌骑士”（youngSirGalahad），认为斯威齐很早就已“将自身列入他那一代人当中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列了”[4]。斯威齐在早期主流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就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寡占企业定价问题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称为“折弯的需求曲线”（kinkeddemandcurve），这种需求曲线的折弯指的是寡占企业因其定价权力而能够在正常的平滑需求曲线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外进行高定价。这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此贡献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很显然对左派和斯威齐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茫无所知，在一次聚会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还记得斯威齐这家伙吗？他提出了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多么优秀的年青经济学家，可惜那么早就死了！”三、总的评价简单说来，从《资本主义发展论》开始，在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斯威齐在其学术研究中，始终贴近现实，既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又有自己的创新，在比较和鉴别中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身处垄断资本主义大有发展的20世纪，理论联系实际而有相当出色的理论创新。应当说，经过他一生的努力，加之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实现了其创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另外，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二战后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对于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者来说殊为艰难。但斯威齐仍以其作为和主张显示了其理论信仰的坚定性和学者的道德勇气。他所遭遇的案例即美国最高法院对“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政府”一案的判决后来也被人们用作学术自由乃至终身教职制度的司法依据[5]：1951年，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案，全面管制颠覆活动。其中规定，颠覆分子不得受雇于州政府，包括不得成为公共教育机构的教师。1953年，州议会决定调查颠覆活动。1954年，斯威齐两次被检察官传唤，接受质询。他对两类问题避而不答，一类涉及其妻子、朋友与进步党的关系，另一类涉及他在课堂上讲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他的理由是，这些问题与主旨无关，而且侵犯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检察官要求斯威齐到法庭上回答这些问题。在法庭上，斯威齐因拒绝回答而被判蔑视法庭罪，遭到监禁。此后，州最高法院支持检察官的要求，要求斯威齐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此案最后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了斯威齐。大法官沃伦的判词不仅充分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必要性，也对其内容做了界定（即四项自由）：“自由在美国大学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那些对我们的青年进行指导和训练的人所起的关键作用。把任何紧身衣强加给我们大学的思想导师身上都会危害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对任何一个教育领域不做如此理解，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发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学术不能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永远自由地追问、自由地研究、自由地评价、自由地获得新的成熟和理解，否则我们的文明将会停滞乃至灭亡。”另一位法官法兰克福特在附加意见中指出：“任何政府对大学知识活动的干涉”都可能危害教师的基本职能。参考文献：[1]（美）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2]（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著：《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1977年。[3]高峰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4]Foster,JohnBellamy,"RemarksonPaulSweezyontheoccasionofhisreceiptoftheVeblen-CommonsAward",MonthlyReview(38),September,1999,p.39-44.[5]Sweezyv.NewHampshire，[6]朱绍文：《战后西方在“转形问题”上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57期。[7]Beams,Nick,"MarxismandthepoliticaleconomyofPaulSweezyPart1:Early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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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作者：叶坦 内容提要：本文系笔者近年来倡导并获准立项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关键词：经济史学经济思想学科创始中国与日本传统汉学一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索。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二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期”和“发展后期”。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析的重要个案。②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又出版了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③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④，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⑤此后著述逐渐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⑥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⑦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2编中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⑧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流的一条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⑨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本——这是后话。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前不足十分之一。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⑩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⑾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⑿。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⒀需要指出，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⒁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本身的理论方法。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多。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胡著3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级专业人才。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4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⒂四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⒃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纪的学术热点。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之虞。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交流切磋或报考，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注释：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②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等。③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④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byAikoIkeo：Economic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RoutledgePress,U.K.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Y.Chang:HistoryofChineseEconomicThought:OverviewandRecentWorks,HistoryofPoliticalEconomy,19:3,1987byDukeUniversity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⑤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⑥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⑦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⑧《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⑨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会，与会学者中有6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国。近期该研究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⑩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⑾同上书，第362页。⑿《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⒀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⒁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Political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Political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⒂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⒃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作者简介：叶坦，经济学博士。71年工作，85年北师大任教，88年起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助研、副研，93年起获政府津贴。95年起任研究员，博士导师。研究专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此贴子已经被angelboy于2008-8-1910:36: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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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试论马尔萨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浅论马尔萨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虽然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至今已经持续了有30多年了，可是现代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思想依旧还是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持有。作为创立该思想的英国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其思想的代表巨著，他发表于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即使是那些持有新古典主义思想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几乎一致认为凯恩斯至少是，并且很可能将继续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而他的那本《通论》，也无疑是20世纪对经济学影响最深远的著作，其掀起了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分析的从新定位更是毫无疑问的。从开始学习经济学以来，我就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渊源表现出来了很大的兴趣。在中国高校部分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我发现到了这么一些话：“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自己承认，作为《通论》中的重大贡献的有效需求原理来源于马尔萨斯在1821年致李嘉图的信函”⑴；“这里涉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保持总需求的水平问题，正因为如此，他（马尔萨斯）的思想，在淹没了一百多年以后，被凯恩斯挖掘出来，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⑵看来凯恩斯经济思想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受了马尔萨斯经济思想的启发。对于这个论题所涉及的论文，主要集中发表在20世纪40至60年代，此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聚集了几乎所有学者的目光。众多论文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与“积累-消费”分析、认为马尔萨斯的国家干涉主义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构成了凯恩斯《通论》最核心的几个论点之一。因此，现阶段在我们《西方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的各类书籍中，马尔萨斯作为经济思想渊源这一说法就一直作为定论。我得出的结论也同三四十多年前学者们的结论一致，即上面所提到的两点的确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核心之一。当然，在我的研究中，马尔萨斯有一段货币在经济运作中的理解，不完全同于当时经济思想的大背景下极端“货币数量论”，我认为这对凯恩斯货币与价格的理论可能会有启发。对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积累-消费”分析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义，虽是前人的结论，但由于这项研究一直处在停滞阶段，大家心中只知道结论，而对这种影响的由来和具体的论述几乎被我们淡忘，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得出相似结论的论述过程告诉大家，为今后经济思想史研究加快进程速度，减少反复。而我在研究中所发现的货币在经济在运作中的新理解很可能部分为凯恩斯吸收的观点，也将作出论述。1．有效需求不足论和消费积累分析对凯恩斯的影响1．1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论与“积累-消费”分析在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认为商品价值不仅包含了投下劳动所形成的价值（生产资料所转移的价值和工资，即C+V）,而且还包含了另一个价值额，即利润M，马尔萨斯认为利润不是投下劳动所创造的（李嘉图与马克思所认为的），也不是生产中“三位一体”中的资本创造的（萨伊所认为的），而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通过不等量劳动交换产生的，它是供求关系产生的“让渡利润”，那么在他看来也就可以说是买卖双方存在剥削。工人和生产资料供给者作为买者即使花费所有收入也不能实现利润的购买，那么将有M/(C+V+M)部分的商品将得不到购买，就算是资本家能消费M中的一部分（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家一生的重大目的是积累资本），那么仍然有一部分的商品将无法得以购买。这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或消费不足论。据此，马尔萨斯否认了萨伊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购买力和购买欲望，购买力也许能够由一国的生产来正确代表，但购买愿望总是最大的，与人口比较起来生产越小，便越勉强地满足社会欲望。而当资本是丰裕之时，不容易发现需求的新的充分目标。在一个资本相对很少的国家，年生产的价值可能由于需求的增大而迅速地增加。简言之，我认为购买力并不一定包括比例的购买愿望，我也不同意┄┄谈到某一国家，供给总不能超过需求。一国必然拥有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但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种产品的愿望。”⑶这里已经更明显看出了马尔萨斯认为的消费不足论，我们有C+V+M的购买力，但生产资料供给者的报酬收入C，工人的报酬收入V以及资本家的利润M不一定都被他们所花费掉，马尔萨斯认为这种支出不足的情况将时常发生，那么过剩也就是经常的事了。马尔萨斯认为只有消费才能构成很重要的有效需求，大量的积累性购买（即投资）虽然暂时能扩大有效需求，可他害怕最终由于投资导致最终产品供给的加大和利润的扩大将使得消费与生产的差距变得更大。因此，马尔萨斯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法是：将C+V+M中未充分消费掉的利润和储蓄部分以税收的形式征收，来使国家维持一个非生产的消费者阶级。这样，他们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使C+V+M都得以实现。这些“非生产阶级”包括地主、政治家、放贷者、军人、牧师等等。可以通过租金的方式将剩余部分拿去消费（如地主与放贷者），也可以通过国家税收制度把这些剩余征收过去由国家来供养一批人（如政治家、军人、牧师）。以上讨论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的确存在缺陷。马尔萨斯没有很清晰的资本品与消费品的概念，他将资本品的购买都认为是笼统的消费只是各自消费的期限不同罢了，他认为正是这种笼统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够准确的，投资（他所认为的积累性购买）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应从单纯的消费中分离出来（正如凯恩斯所做的那样），因为投资是经济增长与资本深化直接的原因，其不仅能在投入时扩大积累品的需求，而且还能在资本深化以后同时促进需求和供给，正如他在下面一段话中所说的一样，消费和积累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比例更为关键。很遗憾他没有用他的以下论述同他前面的有效需求论相结合，最终是凯恩斯完成了这项任务。“如果消费超过了生产，一国的资本必然减少，其财富将逐渐被破坏，不再有发展生产的欲望，如果生产大大超过消费，积累和生产的动机必停止不再有有效需求的欲望┄┄这两个极端都是明显的。随之而来的是，必然存在某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资源不能断定它在何处，但考虑到生产和购买的愿望，这个中间点对财富增长的刺激是最大的。”⑷马尔萨斯却是看到了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分割的比例，虽然他没有能进一步用“投资——储蓄”分析来完善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可即使是积累和消费之间的这种比例的认识，也是斯密、李嘉图与J.S.穆勒所没有意识到的。2.2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结合了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与消费积累分析建立了自J.S.穆勒以后久违了的宏观经济模型。凯恩斯细分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的需求，还应有投资的需求。如果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总支出E由购买消费品的消费支出C和购买投资品进行社会积累的投资支出I构成，而收入Y会用于两个方面，即消费C和储蓄S，消费是收入中对消费品的购买，那么储蓄就是暂时闲置的收入。E=C+I,Y=C+S.凯恩斯意识到，如果E=Y时，C+I=C+S,I=S时，那么民众的储蓄恰好被企业家用来作为投资品的购买，此时国名收入达到均衡（即马尔萨斯说的所有商品得以实现）。而当E>Y时，I>S，社会要求更多的资本品而现有储蓄水平无法提供，当然，银行会通过信用创造来达到I的额度，那么此时，生产扩张，更多的生产要素将被利用，如果此时社会上有失业的工人，那么他们中的部分将被雇用而价格不会有太大幅度的上涨，除非是接近了“要素供给瓶颈”;那么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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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人生——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坦自述
“不惑”人生——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坦自述文章作者：叶坦（出处：廖世伦主编：《从这里走向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部分优秀毕业生事迹汇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仅作个别文字修改。）作者小传叶坦女1956年10月生于北京。1982年获河北大学历史学学士、1985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年北师大任教，1988年至今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先后出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曾获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特别研究员”（Postdoctor博士后）学术资格等。学术兼职先后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委员、《经济文化丛书》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职称评委等，1993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经济文化史学研究，重点探索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首倡中日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期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自80年代末起主持国家和社科院重点课题《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宋辽金元文化志》、《“儒教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史考察》、《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等；参加《文明形态与东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课题研究。多次应邀在海内外大学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共同研究。主要著作（含合作）有：[GreatHistoriansfromAntiquityto1800]（美·1989）、《民族与文化》（1989）、《传统经济观大论争》（1990）、《富国富民论》（1991）、《文明的运势》（1992）、《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1994）、《大变法》（1996）、[Economic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英·1996）、《宋辽金元文化志》（199８）等。译著（含合作）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91）、《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4）等十余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国外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研究》（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日本）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科研成果中有的获过国家和中国社科院多种奖，有些著作或论点有海内外专家的评介和引用。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候选人”和中国社科院“跨世纪人才工程”。学术简介见《中国博士录》、《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Who’sWhoinSocialSciencesin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书斋生涯的选择古人云“四十不惑”，今年是我的“不惑”之年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残酷还是欣然，我都找不到似乎应有的“不惑”之感，我相信许多年前曾对一个朋友说过的话：“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会是大惑不解的。”有“惑”要解，大概就是人生追寻的一种价值，“解惑”就是人生。或许正是如此，我选择了从学之路。这条路很艰辛，而且在现时的商品经济大潮下，既没有腰缠万贯的“款儿”的潇洒气派，也没有政客权贵的威风实惠，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没有“下海”的能力或从政的勇气，也谈不上清高儒雅，不过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罢了。书斋生涯是孤独的（不是寂寞），而我从事的专业更是需要“坐冷板凳”。我并非能够完全脱俗，也上过电视、登过报纸。但我自从决心走这条路，就在不断地“修炼”自己，正如1991年2月13日英文版《中国日报》登的一篇对我的专访文章最后一段所记述的，我的陋室中挂着一幅字──“明智”，典出《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应当自知与知人，自知可以为人，知人方可立世，这都是不易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为人”和“立世”的集中体现。一般要考虑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人自身，包括性格、能力、爱好等等的自我认知；外因则要看社会情形、发展前景、可能性等等。选择的困难首先是自知，否则西方神庙的刻石上也不必留下古典哲人们那警世的名言──“知道你自己！”选择之误还在于人之有“欲”而不能“量力”，愿望与实际的差距就是人生的痛苦之源。人们往往抱怨没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其实，若是自己选错了，那才最可悲呢。我总记着弗洛姆说的“逃避自由”，能逃避选择也许是幸事。然而，不可能，“选择”则可能要伴随人的终生。我选择了书斋生涯，又决定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并不敢说自己的选择一定正确。比如，我一直感到自己搞文学可能更好，更能发挥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更能倾注对生命与自然的热忱与关切；又比如，每当我走在大学校园的小径上，心中总是不平静，自认喜欢校园喜欢学生，应当去当老师。尽管我也做些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评阅博士论文或讲些什么，但社科院没有校园文化的氛围，总像是缺点什么。即便如此，我却还是这样走着，自己可能是受到“敬业精神”的感召，知道搞什么实际都差不太多，都有得失利弊，因此最好“干一行爱一行”；而且我记得吉米·卡特曾向他的国民转述他在军官学校因成绩不错而自得时，其老师给他的一句话──“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所做的而且应当尽力做好，达到“自己的最好”。再就是，我意识到有热情、性格外向的人，从事的专业最好沉静些，可以养性，否则生命与职业共汇燃烧，有可能早成灰烬；还有就是我喜欢读书，书能使我在人类文明的大海中遨游，而不必受身边一切的局限。其实，我的选择直接动因一是由于“懒”，若在喧嚣的城市里每天挤车、坐班，天天与同仁论李长张短，我不喜欢；于是我在当了七年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之后（我上学早又跳级，出众毕业就进了工厂），遇上恢复高考的机会，就下决心走一条“不坐班”的路了。二是我感觉只有做学者最能保持人性本来，最少扭曲。只要没有太多的欲望，大抵可以保持自我本色，尽可能少些卑躬屈节装腔做假。三则是当学者比较有意思，我发现钱也好、权也罢，对我的吸引力都不足以达到以之寄托终生的程度；而知识于我，却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广袤无垠的绿原，让人永远走不到头。从历史到中文再到经济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遇到了一位又一位好老师的指引，当然也有个人的努力。1978年我考上大学，是因为历史分数比较高。对只上过初中的我来说，主要是家里有吴晗主编的一套历史小常识丛书，被我偷偷拿来一本本地看，记得高考答卷时脑袋里全是那里面的记忆，竟然得了90多分，于是我被河北大学历史系录取。大学四年我是十分刻苦的，不仅保持着各门功课的高分，而且自修了文学、哲学、日语等课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是带工资上大学的，一定要更加努力才对得起那37·5元钱（工人二级）。恢复高考后能够上大学，开始了我的人生转折，河大老师教给我的基础知识，是我以后搞学术研究的始步，我深深感激他们。现在回想起来，读社会科学的学生本科念历史比较好，可以培养人的严谨、开阔与明智。1982年考研究生时，由于我的古汉语的成绩不错，而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读古典文献学专业。三年的武大生活，是奠定我从事学术事业的关键时期。那里的校园很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琉璃飞檐、小径紫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里的学风自由淳正，学生有择课的余地，先生也比较民主。我的导师周大璞、阙勋吾教授要求都很严格，例如古文字学课金甲文字要求一个个描写，儒家诸经要求熟读，像《孟子》就要我们全部背诵，直到今天，我都深受严格训练之益。我的博士论文中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如“称提之术”的阐释就有训诂学的运用；1994年我应邀在东京大学讲演时，就从金文的考释始，对中日两国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本末论”进行新解，得到日本专家的重视。我的硕士导师又都支持我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选学其他科目。武大的中文、历史、经济、法学、哲学、图书馆学等方面的书籍或讲座我都有涉猎，如哲学系肖jie夫教授的中国哲学、法律系杨鸿年教授的制度史、历史系吴于廑、唐长孺、李涵教授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学等都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经济系尹进、李守庸教授的经济史学，直接加强了对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司马光经济思想研究》前人未作过，写了十余万字，还得到北京的名家付筑夫、王曾瑜等教授的指教，后来以《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为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得到一些好评并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优秀成果奖。其实，这与专业基本功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手抄了司马光文集中约20万字的材料，后来国家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全宋文·司马光文》约60多万字就是邀我承担的，主要工作是硕士生时期完成的。另外，我感触最深的，是理论素养与治学方法的训练与钻研。从学者尤其是女生，勤奋自不待言，但理论水准必下大气力，否则不过拾漏补遗。我的理论注重是从本科开始的，研究生阶段下了不少功夫，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也重视汉学、西学学术方法与理论，如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马克斯·韦伯、克罗齐、汤因比、凯因斯、罗尔、萨特等等，还留意系统论、信息论之类，虽然并不一定真懂，却也比较在意。1985年我硕士毕业的同时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开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与巫先生素昧平生，硕士论文起了重要作用。那是85年的夏天，巫先生当时80岁了，根本看不出来，他身着淡兰色T恤衫，声如洪钟，和蔼亲切。他说一直没有招博士生，我是第一个，我的论文他和朱家桢先生都看了，欢迎我报考。他说的朱先生当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也是我们专业德高望重的学者，后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很大，有学生说：“朱老师像爸爸。”这话足以道出他在学生中的形象。与巫先生的谈话使我很激动，似乎展现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最深的是，我说到先生三类、学生三类：好的先生引航导向、宏微相济；其次平平，但不干涉学生发展；最次的是自己不行还自以为是，限制学生。至于学生，最好的学生勤奋敏捷有创造，但往往有其他毛病可能被误解；二类学生循规蹈距唯先生之命是从，大抵可以拾漏补遗；三类学生自视过高不把先生放在眼里，标新立异。我话音未落，只听到巫先生说：“标新立异有什么不好？只要有证据就可以。今后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写文章和我讨论商榷。”他的话，大大地震撼了我，学者受“学阀”之苦还少吗？直到今天，我不仅记得他的话，而且一直以此为据，畅所欲言。十年前，为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问题，我对他说：“我要说服您！”他说：“你说服不了我！”最近他以91岁高龄，还发表了有关唐代手工业的一段重要史料的辩证文章，我又在里面“挑毛病”，他挺高兴。记得在国外的一次聚会上，别人知道我是巫先生的学生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表情，大概是说哈佛博士培养的博士理当如此吧。我深感选择好导师至关重要，能拜一流学者为师实为大幸。我现在招研究生就提倡“双向选择”。“因材施教”是孔老夫子的主张，也是我所受教育的体会。搞我们这一行文史哲知识和经济理论都很重要，因此也是从业难点所在。巫先生认为补文史比补经济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的情况则需重点补经济理论。按照他的意见，我入学前就开始上一些课，我上过田光教授的《资本论》、吴承明教授的《计量经济学》等，深感社科院的先生一是思路广、二是理论深、三是外文好，与一般大学不同；尤其是先生们大多学术民主，知识较新，多有留学或出国的经历，与国际接轨比较近；再就是培养出的学生科研能力明显强，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生的学术成果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我们的先生不仅是教授，更是专业研究员，具有与大学不同的特点。再有，这里的学风也正，比如招生基本上真能做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学者多有维护学术淳正和学者尊严的人格精神。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紧张的三年，也是我人生历程中陶冶“道德文章”的重要阶段。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宋代经济思想研究》20余万字完成（1991年北京出版社以《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为名出版），是巫先生指导下我博士生阶段学习的总汇。此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部断代专著，专家集议为“开拓性填补空白之作”，在史料运用、理论架构、学术观点、阐释方法诸方面均有较大创新。海内外有十余篇论文评介、引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日本东洋文库柳田节子教授、东京大学岸本美绪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沟口雄三教授、法国法兰西院士P.E.Will教授以及国内一些相关学者，都曾予以好评或引述，我还专就此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撰写心得应邀发表过论文并在国外大学讲演。出书后已获得三项学术一等奖、两项图书奖。跨世纪学术发展的“长项”我入社科院至今已十年多了，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近年有段顺口溜，说是“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拾破烂的，一问是社科院的。”虽属调侃却也从某种侧面反映出社科院人的清贫。就我自己而言，本院“房子”、“位子”（职称）、“票子”三大困难，无一不长期苦苦折腾着我，甚至几度动过调动念头。然而，终能“坚守阵地”的主要缘由，还是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不忍看其衰败，这种爱是感情的更是理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中国属于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又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涉及经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学科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就开始了。然而，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却基本没有中国乃至东亚的位置，这实在是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以及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不相称的。有论点提出21世纪是亚太的时代，而以汉文化为共同历史积淀的东亚地区，其经济发展的“中核”──经济思想的研究却尚在始步，这无疑是遗憾的。这样的缺憾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也是学科领域的。经济研究如果不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归着点──人，不重视制约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研究，一定会面临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严酷挑战。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若干个世纪以来也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但无论从系统性、理论性、专业性各方面，都不足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基础产生的传统性科学体系面临重大的世纪性挑战。随着21世纪的临近，东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角逐的重心和学术文化研究的热点。跨世纪学术深进是两个方向并行发展的：在微观性的局部、类别研究向着综合性系统研究发展的同时，宏观性的整体、思辨研究向着具体性实证考察深化。换言之，既要求以联系的、多角度的广域视野弥补孤立、片面的静态研究之不足，又要求以坚实而充分的实证论断来改变一些宏观研究停留于浅层表面分析之缺憾。要迎接跨世纪的学术挑战，就要对以往的学术研究史进行总结研究，需要对旧有研究的“原命题”重新质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不应驻足于在旧题目上提出新观点，尽管这十分重要，却只能积淀研究成果“量”的推移，而不能完成学术发展“质”的飞跃。就我国现有学科而言，无论教育方式、知识结构还是专业体系，都需随时代发展进行不断的更新调整，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质”的学术飞跃。自80年代末起，我开始重视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在许多著述中都提出应当弥补以经济论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不足，学术界有些反响。经过数年的学术磨砺，我深感经济与文化不仅仅是“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传统学科划分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的局限，从而探索新的综合性、交叉性、边沿性的研究领域与方法。例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物质财富，而人类的财富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精神财富或产品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密不可分，经济与文化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被提上研究议程。也许正是由于精神产品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创造这类产品的人文社会科学，无形中被视为不创造财富的行业而不受重视。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要求拓展研究领域，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也将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要素等等，作为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唯经济思想与观念，是经济文化最为核心的中介点，以经济思想和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中国自古迄今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规律的学科，那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下的学科分析和我们的努力，可以证实其特有优势：1、传统的“中国学”（也称“汉学”）在国际学界是“长项”也是研究热点，而本学科以数千年中国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学”中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价值的学科。近年来我们的研究逐渐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邀请我撰文介绍本学科研究情况和讲述自己的新观点。坦率地说，我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多是基础学科研究者的艰辛努力创造的。2、唯经济思想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不仅研究经济学说与理论的发展史，而且研究直接支配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与作用，因此是单纯性的“经济”或“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研究的学科所不具有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即经济行为主体——“人”直接受经济思想或观念支配而进行活动的过程，因而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所具备的特征，成为跨世纪学术突破的有利前提。近几年来，我在一系列著述中就经济文化一体化问题，提出“经济文化学”（Economiculturology）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有日本学者撰文予以肯定。3、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具有一般经济思想史的特征，同时又有其独特的性质，在东亚地区有着特别意义。认真研究东亚经济思想史之“源”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利于从根源上探索东亚现代化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社会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观念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今天东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而能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借鉴。4、在我国，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独立学科，这是别国无法比拟的。世界范围内日本学者很早即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直至今天依然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他们开展本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年，但重要发展也是近年之事。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大抵自江户时代始，而研究江户时代自然离不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思想有紧密关联却有走向近代的各异道路。因此，开展尚属空白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和东亚经济思想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本身，而且可以通过比较来认识中日两国发展的异同，进而探索东亚经济思想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与规律。这是解开“东亚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为东亚经济思想史赢得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应有地位而进行的努力。5、单纯研究“经济思想”本身还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社会发展问题，经济文化研究也缺乏生命力。将经济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具有一定时间性、系统性和普遍性意义的经济观念及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中进行研究，是把握社会发展的深一层次的研究工作。这需要以大量坚实的个案分析和研究步骤为基础，而本学科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就，是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有关经济观念的研究，对我国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对东亚现代化发展的考察亦提示了一条关键途径。从而，对于跨世纪学术深进而言，本专业也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强劲生命力。我的研究步骤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创新，进而发展到经济观念尤其是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再通过具体比较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中日两国经济观的发展及其对两国现代化的影响与作用，回归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深化与提高。既从理论上探索“经济文化学”的新学科建设，又从实证研究中丰富和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准，期望用长期的、扎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来填补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的空白。我的探索得到许多先生的指教和帮助，尤其是本学科学者的提携与期许成为我不断努力的压力与动力。几年前在本学科的全国年会上，我被缺席当选为理事，自己感深意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赵靖教授1992年在推荐我破格晋升研究员时写道：“对她的破格提升，对我国跨世纪的学术事业是有战略意义的。”赵先生对我多年的指导使我深受其益。1995年我因参加东京会议的论文涉及本世纪初的不少内容，远在上海的叶世昌教授不厌其烦地来函赐教。我的老师朱家桢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对我言传身教、无微不至。我感激给过我各种指导的老师，更为本学科全国同仁难得的团结和协力而欣慰，这些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企盼有志向、肯吃苦的同道与我共同努力。“我是中国培养的！”走向世界是本学科发展深化的重要环节，无论课题立项还是出国研究，都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关怀和组织上的支持。1991年我初次赴日就是当时的主管副院长刘国光教授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教授等的推荐。此后，我相继出任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国外的工作是繁忙的，尤其在勤奋成疾的日本人中更是累死人！当然，我也完全可以悠哉悠哉无人管，但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还三次累倒被日本医生诊断为“过劳”，强迫休息。这到不光因为在国外有难得的学术机会或压力，也是我一贯的勤奋所习惯了的。自上大学直到今天所谓“后教授时代”，我的灯大概总是最后熄灭。在国外，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天天一丝不苟勤奋努力，我们除却百倍刻苦，还有别的路吗？不过，最可惜的是1994年5月第39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在日本召开，我提交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论文经审议委员会通过并受邀要在大会上报告，却因眼睛过度疲劳而必须休息所放弃。此会议在世界上比较权威，但作为东方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学者参会的机会却很有限，因此我的辞谢是很遗憾的，一些学者专门致函问候，并表达了惋惜之情，使我很受感动。坦率地说，国外学者并不一定都重视中国的学术，尤其不搞中国研究的人最为明显。不仅日本，西方大抵亦如此。有件事令我很难忘─一一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到东京作博士论文的学生见到我，说是到日本后见到的教授，几乎都说作经济思想方面的论文应“请教”我，使之很吃惊。因为在美国如果作中国前近代方面的博士论文，要到东京或台北去；至于到北京，那是搞近代的应去的，“因为北京有档案馆”；所以写古代的论文请教北京学者，且出自多位日本学者之口，当然意外！对此，我虽不十分吃惊，依旧深感刺激。记得几年前在东京的一次宴会上，几个国家来的学者聊天，谈到我的研究，似乎是肯定的意思。因为知道我是中国人，有人就问我来自台北？或者香港？当时我放大了声音说“我来自北京！”于是又有人问“一定是拿的美国学位？”我说：“我是中国培养的！我的三个学位都是中国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尊、自重、自强的确重要，更重要的是用成果说话。当我听到有人对我说，认识我而改变了对中国学者的看法时，一丝欣慰涌上心头……。不能说外国学者没有偏见，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至少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佐证他们的偏见！我的接待教授依田熹家对中国人算不错，但他很鄙视某些中国人，说这些人在日本舍不得吃、连车也不坐、书也不买，省下钱“扛大件”（这三个字是用不熟的中文讲的）。然后，马上得意地说：“我们日本人，出国留学回来只有一身衣服，其余的钱全买书了！”一次，在他的老家长野别墅他又这么说，我很烦，顶了他，我说：“你对中国是了解的，中国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出国的？省点钱有什么不对？你们日本人有钱才能出国，买书又有什么？”他不作声了。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复印材料到中午还没完，他买了一个“弁当”送来，着实使我感动了一番。不过，的确不乏佐证别人瞧不起中国人的事例，至少我自己甚为愧疚的，就有因向日本学者推荐中国人失当的深刻教训，有的人在国外表现确实差劲。好在如依田先生这样的还理解我是识别人有误，他说过：“你是学者就以为别人也是学者。”但还有难以解释的，造成日本学者的误解也只能咽在肚里，让时光去说话吧。日本的妇女地位是比较低的，连名牌大学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研究所女性都从事服务性工作。我刚去时，尽管是中国派出的高访学者，一般也只被称为“桑”（一般人的尊称），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他们称我“叶先生”了。日本人称呼“先生”是对学者或医生、政治家等的敬称。连学校旁边一家比较便宜的复印店的老板，熟了都称我“先生”，还说早大的中国人不少，但像我印这么多资料的人还没见过。日本百姓对学者也是尊重的，这家老板还请我去他家作过客，大概就因为我复印资料多吧。我第一次出国回来连帐都报不上，因为我的钱都搞了资料，最后是外事局特批才过了关，有人说：“你看叶坦出国回来还用黑白电视，钱都买资料了，不报怎么办？”没有坚实的资料，研究就只能“尚清谈”或“炒冷饭”！1994年秋天，我因国内有许多工作，辞谢了日本学术振兴会授予的“海外特别研究员”（TheJSPSPostdoctoralFellowshipProgramofForeignResearchers博士后研究）学术资格，完成社科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议项目就回国了。一些朋友很不理解，一位台湾朋友在越洋电话中说：“大陆有几个你这样的！别人千方百计想出国，你却辞去这么高规格的邀请？你那么穷却放弃几百万日元，图什么！”我谈不上淡泊名利，也不需要谁理解或“表扬”，我只是干自己该干的事罢了。至少有一点在我心里是明确的，那就是我虽不能改变谁或让外国人看得起中国人，但自己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并不一定都让人瞧不起！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为与我这样“有着值得深深尊敬的学问业绩的学者结交友谊而无比喜悦”，他说：“叶先生归国后，到处可以听到敬慕和赞赏之声。我对先生非凡的学问热情和无私的人格深表敬意。”我深知使外国人真正尊敬何尝容易！我为沟口先生的真挚话语深深打动，因为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我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我受过这么多的教育，我的老师都是“两袖清风”，先生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崇高人格对我的教育影响至深，我是中国的博士、教授，难道不该有这点骨气吗？身为中国“国家队”──社科院的学者，是有责任为中国争口气的，无论文章无论道德。这几年来，我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如1993年在北京筹备召开“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国际会议，这也是本学科有史以来首次国际会议，倡导开展东亚经济思想研究和比较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1995年日本学者在东京举办了第二届会议，与会国家发展到含欧美在内的八国，我的论文通过审议应邀参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和作专题讲演，受到好评。1996年韩国召开了第三届会议。再有，我应邀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状与课题》发表在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1994年册上，这是第一篇在国外发表的系统介绍本学科的论文。还有，我倡导和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受到注重。1993年日本《产业研究》第29卷第1号，有论点将我再度赴日研究作为“中国学术新动向”进行介绍，作者山崎益吉教授是高崎经济大学附属产业研究所所长、日本经济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在1994年该校论集上发表《日本经济思想史的现状、方法与课题》论文，其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的业绩应当注意”，他提及了我在日本的一些学术讲演和应邀发表的论文，肯定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意义。另外，我先后应邀在广岛大学、高崎经济大学、国学院大学、名古屋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以及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东京国立教育会馆等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和讲演，并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本学科的研究，为本学科走向世界而努力。再则，我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尽了一些力，与日、美、法、德等国以及台湾省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联系，199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推动的合作项目“当代儒学主题计划”邀我参加，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受到注意。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吃力的，自己也有着许多的不足，各种困难会使我泄气，现实的待遇也颇有“不公”之感，不正之风更使我愤世疾俗，心里常常不平衡。书斋生涯不仅需要抵御各种“欲念”的诱惑，而且任何一点成就的取得，都要付出成倍的心血和代价，需要牺牲不少东西……。但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是我的生命之舟，鼓舞我不断修炼与净化，去排除各种干扰，包括内在的自识与外在的名利。例如近期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IBC）给我发了十几次函件，还通知我获“1995—1996年度世界名人”提名，但我都未予回应，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学者在孤独之中理性地思索，却也对人类世界充满激情，其中之乐亦非旁人可以领略，这就是我的“不惑”。最后，将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赠给有志从学者参考：1、只有热爱的研究才能做得好，兴趣的培养很必要。2、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进行科研的重要前提和研究意义的体现。3、积累整理大量一手资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可能大有作为。4、尽力收集已有研究成果，尤其国际学术动态、信息，需有较好的外语基础。5、注重前期研究，有计划、分步骤，不急于求成，把握科研的节奏感。6、提倡“根性”研究，即立足“看家本领”，不赶风头，不追求短期效益。7、知识面要宽才能“游刃有余”，应大量读书，并不平均使用力气。8、自觉强化理论素养，尤其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实际运用、提炼与修正。9、注意语言表述的意义，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给人看的，叙述方法相当重要。10、几乎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应谦虚谨慎，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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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对经济思想史文献的分类
JEL的分类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ClassificationSystemB-SchoolsofEconomicThoughtandMethodologyB0-GeneralB00-GeneralB1-HistoryofEconomicThoughtthrough1925B10-GeneralB11-PreclassicalB12-ClassicalB13-Neoclassicalthrough1925B14-Socialist;MarxistB15-Historical;InstitutionalB16-QuantitativeB19-OtherB2-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ince1925B20-GeneralB21-MicroeconomicsB22-MacroeconomicsB23-Econometrics;QuantitativeStudiesB24-Socialist;MarxistB25-Historical;Institutional;Evolutionary;AustrianB29-OtherB3-HistoryofThought:IndividualsB30-GeneralB31-IndividualsB4-EconomicMethodologyB40-GeneralB41-EconomicMethodologyB49-OtherB5-CurrentHeterodoxApproachesB50-GeneralB51-Socialist;Marxian;SraffianB52-Institutional;EvolutionaryB53-AustrianB59-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