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南：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办了哪些事？

替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评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发布时间：2007-08-11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刘润葵
2007年7月25日，茅于轼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的短文，在网上遭到人们的批判，当中确有人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于是茅于轼先生又在2007年8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分析网上骂人 他们的拳头胜过头脑”的短文，对骂人者进行批评教育。坦率地说，我也不赞成网上的骂人风气，但不等于我同情茅于轼先生的遭遇，因为他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确实叫人难以理解，所以我用“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的命题向茅于轼先生讨教。 　　一、“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的依据和含义 　　1、“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体现社会公平。“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体现社会公平，这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从来立法当局在规定雇主及雇工关系时，总是以雇主为顾问。所以，法规对劳动者有利的，总是正当而公平，但对雇主有利的，往往却是不正当不公平。”200多年了，亚当.斯密的论断没有过时，至于这个“雇主”是政府官员还是资本家，无关紧要，因为“雇工”始终是一无所有。 　　2、“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体现剩余价值理论。在商品价值总公式（C+V+M=W）中，“W”指商品总价值，“C”指劳动条件所有者即“雇主”，“V”指劳动力所有者即“雇工”，“M”指收益，西方学者及茅于轼先生叫“利润”，主张归“雇主”所有，马克思叫“剩余价值”，应当归“雇工”所有。时至今日，收益（“M”）的处置和分配权还是属于资本家或政府官员（“雇主”），这是当今中国两极分化、消费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的深层次根源。 　　“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就是承认“雇工”在企业中的“三重”属性所构成的“三重”身份，一是物的属性所决定的生产要素身份——这即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制约的工资的来源；二是人的属性所决定的合作者身份——这即是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雇工”参与收益处置和分配的权利；三是资本的属性所决定的投资者身份——这即是“雇工”走上致富之路的机会和条件。 　　3、“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体现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的制度要求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二、“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的伪善面目 　　1、真“为穷人办事”就要承认穷人在历史上“仇富”的正当合理性。茅于轼先生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中国穷了几千年，茅于轼先生不认为是富人对穷人进行穷凶极恶、敲骨吸髓地剥削，因而从根子上破坏、瓦解了生产力，反而怪穷人不安分守己，剥夺、侵犯了富人！除了“封建遗老”谁还持这种观念？茅于轼先生会真心实意地“为穷人办事”？ 　　2、真“为穷人办事”就要承认穷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茅于轼先生是这样分析的，“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如果不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对穷人的偏见太深，不会提出“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的浅薄无知话题！此一时彼一时，同一个农民，并没有得到像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企业家”的帮助，财富也“增加了十倍之多”，该怎么解释？ 　　3、真“为穷人办事”就要为穷人争取话语权。具体怎么对待穷人，茅于轼先生在这么主张的，“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说来说去，茅于轼先生是在为富人争话语权和社会主导权。从古至今，社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都属于权力者和富人，不需要争的。就说极“左”年代，社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属于权力者而不是穷人，那时的口号就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可以冲击其他。把“为穷人办事”和为穷人争取话语权结合起来，有利于防止权力者和富人勾结、防止权力蜕化变质。 　　三、“两种立场 两种方法”优劣的实证分析 　　笔者主张“替穷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并不是“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要“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相反，是以富人为榜样，讨论和寻找穷人变富人的路径和方法。茅于轼先生认为替穷人说话是“讨好舆论，哗众取宠”，“最终对穷人不利”，并以“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作旁证。好，我们就以小额贷款为例，看看哪种立场、哪种方法对穷人有利并最终对社会发展也有利？ 　　本人从1996年开始关注和研究小额贷款，先后5次深入实际调研并写出了调研报告，其中3项是省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详细内容请见《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批准号：05XJLOO1，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5）一书。我作这些交代，是想请茅于轼先生首先鉴定，我是在用“拳头”表达意见，还是在用“头脑”表达意见？ 　　小额贷款的确是金融史上一场深刻革命，向传统的嫌贫爱富金融制度提出了严重挑战，小额贷款的核心理念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社会没有给予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只要有机会，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富裕起来，所以我们说小额贷款“扶真贫，真扶贫”；而且小额贷款的运行机制设计也比较科学，这就是“联户担保，分期还款”，有利于维护“有借有还”的金融秩序。国际小额贷款经验的重大缺陷是贷款利率太高和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回收率，这也是我与茅于轼先生的根本分歧。 　　表面看，小额贷款的利率只有10%，可是，从贷款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就每周扣出2%的本金，贷款者实际只能用贷款额度的一半，再加上保证金，贷款利率高达26%！茅于轼先生说小额贷款就是要让“高利贷”合法化、制度化。茅于轼先生是经济学教授并曾在世行任职，应该知道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史，银行产生及其生命力所在，就是否定了带有封建割据色彩的“高利贷”！茅于轼先生要让“高利贷”合法化、制度化，这是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在为穷人办事，还是在坑害穷人？小额贷款追求98%以上的高回收率，实际是把社会风险转嫁到穷人身上了，很不公道。风险是客观存在。我国4大商业银行从1997-2000年，沉淀下来的死帐、呆帐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中央银行一笔勾销了，时间过了4年，又是1.2万亿元人民币的死帐、呆帐，中央银行还是一笔勾销了，这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回收率只在70%左右，凭什么要求小额贷款回收率必须在98%以上？茅于轼先生在我国湖北搞的小额贷款试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照抄照搬国际小额贷款经验恐怕是最根本的。 　　怎么改进？其实，实践中许多人早就在改进了，只不过不为经济学家们看重罢了。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要讲“三性”，怎么才有保证？我们以农民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负责审查贷款项目并担保，商业银行资本只要“贷得出去、收得回来”且不增加交易成本，没有理由再坚持“高利贷”了吧？风险损失怎么分解？2004年11月，我在海口召开的“中小企业政策战略国际比较及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国际理论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对小额贷款风险损失提出了“二八三三”制的分解办法。所谓“三”就是指贷款风险可以分为道德风险、经营风险和创新风险三类，经营风险由联户担保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资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各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所谓“二八”的第一个“二八”是指道德风险损失的80%份额由联户担保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出资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承担20%的损失，第二个“二八”是指创新风险损失的80%份额由政府出资成立的创新发展基金承担，出资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承担20%的损失。 　　“两种立场 两种方法”，哪种立场、哪种方法对穷人有利并最终对社会发展也有利？人们会进行比较，历史也会给出答案。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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