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o(跑步前进中),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好文一篇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Wed Nov 7 09:55:39 2001)
发信人: jingyuanren (jingyuanren), 信区: Mailbox
标 题: 期待经院的辉煌——致北大校领导的一封信(转载)
发信站: 北大新青年 (Wed Nov 7 00:34:26 2001) , 转信
期待经院的辉煌
——致北大校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校领导:
我们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普通女研究生,给你们写这封公开信,是不忍心看见经济学院再继续没落下去,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经院的发展出自己的一份力,也希望校领导能对我们学生的声音给予重视。当然,我们在做一件光明磊落的事的时候,应该光明磊落的署上我们的名字,但是出于人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还是怀着一点私心不想冒险。
我们几个都是北大经院本科毕业直接读研究生的,在北大、在经院待了五年多,而这五年,正是经院日益没落的五年。看着光华管理学院蒸蒸日上、看着经济研究中心壮大展,经院的每一个学生都在问,为什么经院会这样?
难道是生源不行?没有一个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知道,经院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在北大绝对是属于一流,经院学生的素质在北大也是属于一流。那么,经院凭借什么录取到了一流的学生,是老师的名气,是领导的努力,还是教室宿舍等硬件设施?都不是,而完全是所设专业的功劳,是经院所设的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等一系列热门专业吸引了大量的优秀高考学子。也正是这个原因,尽管经院这几年日益没落,在生源上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如果关心经院的人也应该发现,2001年的招生,经院和光华都有金融学(前身分别是各院的国际金融系和货币银行学系),优劣立马见分晓,光华金融学一个专业招的全国状元就快赶上整个经院的状元人数。不敢想象,如果经院和光华的专业设置都一样,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难道是老师不行?从存量角度看,经院老师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可是从增量角度看,却是让人失望(毕竟,决定未来的是增量)。这几年是中国经济学对外交流最快的几年,也是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最快的几年,其中,国外留学人员归国教书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光华和中心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学生这么认可,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引了一批从国外回来的留学人员,光华如张维迎、邹恒辅,中心如林毅夫、周其仁。而经院呢,经院一个都没有,留的绝大部分是毫无学术前途的人。但是从总体来说,经院老师的总体实力就目前而言至少还是二流水平。
那么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为什么会是一个日益没落的学院呢?下面这些理由是我们的共识,相信也是绝大多数经院人的共识。
第一,历史原因。相对于光华、中心,经院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机构,这对经院既有有利的一面,如资料室资料齐全、学院稳定性强,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拉帮结派、过于保守等。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是中国与国外差距最大的一门学科,接受国外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成为发展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经济学院所留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受中国传统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在知识结构上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中
第二,领导原因。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北大经济学院现任院长是晏智杰,副院长是刘伟,雎国余、郑学益、胡坚。晏智杰当院长已经八年,也就是说在我们入学的时候早已当上院长,可是我们到本科毕业的时候,至少有70%同学没有见过他一面,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到现在都还有两个同学还没见过一次我们的晏院长,哪怕是远远的看他在台上讲话。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从来不出席一次学生的公共活动,学生读了四年书连院长长得怎么样都不知道,这在北大任何一个院系都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经院却以现实存在着。在晏智杰当院长的八年里,他从来没有为经院做过一件实事,这在北大任何一个院系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经院却以现实存在着。
我们来看看在晏院长领导经院的八年里,光华和中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八年里,光华从一个新成立的系发展成了一个全校的明星学院,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和教学楼,并且还准备建第二个大楼,学生也有了全北大乃至全国条件最好的学生宿舍,而老师的行列中,添加了众多出色的留洋博士,下属应用经济学系所开的课程绝对是中国经济学教学的超一流水平,遥遥领先于包括北大经院在内的中国所有经济学院系。
在这八年里,中心从零开始,发展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而其几乎清一色的留洋博士所构
胡坚是经院分管外事的院长,可这四年中经院的外事根本就毫无起色。没有聘请过一位世界著名的学者来院里讲课,没有搞过一次有档次的学术会议。其本人,讲课的内容尚停留在自己十几年前研究的内容和水平上。而这样一位老师却能快速地评上教授、博导,当上金融系系主任、经院副院长,这令整个经院的学生无不奇怪。当年
第三,体制的原因。北大院系的领导都是上级定的(我想其他学校也应该是这样),这种体制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很好反应最有发言权的学生的意见,同时也使得某些人能够凭借关系和“政治艺术”不服众地呆在领导岗位上。当然,这种体制一时半刻是不可能改革的,但我们希望上级领导能够多听听下面普
这也是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北大了,有的要出国,有的要工作,谁当院长,对我们并没有很直接的联系,但我们还是决定在离开北大之前写这么一封信,不为别的,只为在若干年后,我们在说自己是北大经院毕业的时候,并不会在其他院系的同学面前觉得没面子,就像刚考上北大那年,我们曾经为成为北大经院的一员而骄傲、自豪。我们对院里的老师也没有出于利益的偏爱,尽管我们象许多院里的老师和同学一样,在
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我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我知道人生是从山巅上朝下滑落的过程,没有粉身碎骨已是万幸,我的内心还是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有些无奈,但决不脆弱。我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