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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使用数据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技能》
涂子沛，旅美华人，199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6年辞去公职赴美留学，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信息技术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现居匹兹堡，担任KITSolution软件公司数据中心主任、旅美科技协会匹兹堡分会主席。日前，其以探讨科技背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专著《大数据》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先锋语录
★美国击毙本·拉丹，其实就是数据在背后起作用。
★我们需要的是学习，怕的就是明明知道这条路可走，却偏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真正的信息社会是一个信息自由流动而不受操纵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前提是人的自由和平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王爽 发自北京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有言，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如今，人类文明正在用大数据技术践行这一预言：谁率先具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谁就是赢家。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一个真正的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新一轮信息战的主角，将创造无限商机，既便利又危及着每个人的生活，Google、百度之类搜索服务，不再有立足之地，而数据技术变革，更是能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和社会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涂子沛的《大数据》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但如果认为这只是一本属于IT界技术人士关起门来讨论的专业书籍，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公布官员财产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能让少部分人腐败起来吗，美国式上访是怎么回事，凭什么美国矿难那么少，全民医改美国做得到吗，美国总统大选有什么利器才能赢，下一轮全球洗牌我们的“世界工厂”会被淘汰吗……在《大数据》中，看不到晦涩难懂的公式，也不会被密密麻麻的数字或生僻理论给吓住，正相反，作为一本由数据管理专家写就的书，《大数据》太不像一本讲数据的书，它充满着一个人对社会趋势的观察和思考，同时是回到历史的野心，甚至有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
美国是全书主体，但又处处反观中国当下的现实。回望中国，胡适批评“差不多先生”，黄仁宇求索“数目字管理”，作者从太平洋对面看到中美两国的差距，深知中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故将十多年观察、思索所得，淘洗成这一本书。“这本书以信息化为背景，讲述作为一波浪潮的大数据，但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技术。”涂子沛说。
史学大家、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许倬云，专门为《大数据》作序：“我们要对涂子沛先生致敬与致谢，因为他为华文世界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
美国击毙本·拉丹背后的大数据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说，《大数据》是一本很及时的书，你是怎么想到去写它的？
涂子沛：尽管是在国外写作，但我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注重中国社会应该借鉴的东西，中国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所以他们评论这本书：这里有中国的问题，这里有中国的财富，这里有中国的乡情。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就是我的心里话，你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投入跟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我们这种在美国工作的数据工作者，一个小时至少50美元，一篇专栏都要用一两天来酝酿，然后才能写出来。但我还是愿意去做这个东西，就像这个社会总需要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者。
Q：怎样定义大数据时代的现实意义？
A：大数据时代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数据收集、开放和使用的问题，在美国，数据开放不仅仅在政府领域实施，还推进到商业和私人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应用出现，比如你要购买一件商品，通过扫描条形码就能够获得多家商场同一商品的价格信息，然后进行对比。大数据时代，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多，在美国数据开放已经不只是满足知情权的问题，而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创新的一个有利因素。
Q：为什么说中国社会需要大数据？
A：在世界已经起步的情况下，我必然会关心中国怎么办，首先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个时代，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很大。
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便捷地不断扩大的时代。因为有了数据，你就可以做分析，比如说前些天欧洲杯期间，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网上商店的交易量就一路飙升，也就是通过数据发现男人一看球女人就购物。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购物是什么时候？她们买了什么？是珠宝还是首饰？这都是商机。这在小数据时代是不可能发现的，因为个人的行为在小数据时代是无序的、零散的。但大数据时代，人的行为被统计之后在数据上会呈现一种稳定的规律性，你可以去研究。
再例如，美国击毙本·拉丹，其实就是数据在背后起作用，说白了，反恐工作就是海量的数据收集：关注那些没有固定住所但是账面上又有很多现金的、老打国际长途的、老购买一些炸药的、常旅行的人，然后做数据挖掘和提炼，再通过监控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信息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
Q：在走向大数据时代的国家中，包括中国吗？
A：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是被推进了一个信息时代，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完善的信息社会。真正的信息社会是一个信息自由流动而不受操纵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前提是人的自由和平等。所以我觉得落脚点就在这里：一个信息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
Q：被推着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是否有自己的主动性？
A：当然有，我们看到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前段时间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了，就有人做了一个网站，把所有有问题的食品都收集到一起然后再集体发布，这就是民间的努力。它的信息也不完整，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跟努力，这也说明我们有后来优势。很多人说现在中国崛起，当然中国崛起是谁都能看得到的，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看到，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准备上，我们的旗帜才刚刚离地。
西方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了。我们不是一味说西方好，而是首先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把它的好东西提炼出来。你看美国收集数据史上的里程碑：1973年引进了最早的数据体，中国是2006年，相差三十多年；1940年罗斯福总统已经进行民意调查，2002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民意调查中心；1962年美国有了海浪监制计划，开始收集环境数据，我们2010年开始有这方面的零星研究。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学习，怕的就是明明知道这条路可走，却偏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Q：所以你觉得中国的差距在于……
A：我们本来是一个数据大国，但我们的新闻每一年新增的产业数据是250拍，美国是3500拍，日本则是400拍，所以我们收集数据做得很差。这意味着，第一，我们的很多商务系统信息化不够；第二，我们没有民意的数据，不注重老百姓的观念，不去做民意调查。但美国联邦政府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民意数据，它的一个民意调查可以做40年，跟踪一个人从小时候到青年时代，一直不会停止问卷调查，通过这个来统计社会观点的变迁，无论对社会还是科学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积累。
那对数据使用呢？我们就更差了。我们不尊重数据，理性精神不足，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在未来社会，使用数据不是一种文化也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个国家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大数据时代最关键是开放的时代，只有你开放了，数据才会有价值，也只有你开放了自己的，你才能共享别人的，目前全世界有三十多个国家开放数据，中国不在此列。但凡美国政府、英国政府的网站，都可以看到它的财政开支细目，甚至中国人在美国也可以提起信息公开的请求，例如你要求奥巴马某次出行带了多少随从花了多少钱，他会把详细的数据信息公开给你，供你使用，包括自由发布。
信息社会最怕的就是这种比较，所谓数据治国，就是让一切回归可量化的、透明的、易流通的状态。
美国人为什么没有身份证
Q：人时刻处在数据的收集、监控过程之中，隐私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A：直到现在，“隐私”仍然是美国社会很容易引发讨论的社会问题，比如，Facebook甚至设立了首席隐私官专门应对隐私问题。为什么？就因为它的隐私政策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引起整个运营上的震动。有几个经典的例子：有人去找工作，雇主需要应聘者提供Facebook账号，对其个人行为进行考察。前几个月，北卡有个很著名的案例，有人因为雇主看了Facebook信息而没有获得这个工作，于是对雇主进行起诉，这个官司后来打赢了，北卡于是立法——雇主不得对个人隐私进行网上监控——因为他们认为，公民隐私是自由的保障，这种保障，意味着个人可以和其他人的干扰对抗，也意味着个人隐私有不受新闻媒体、政府权力侵犯的保障。公民通过隐私来确定公共生活与自我的界限。
Q：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刻画的老大哥的世界，是否也算是一种公权力通过数据对隐私的控制？
A：对，其实大数据在政府范围内讨论，的确存在老大哥的问题。这就需要公民社会给政府一个制约。例如美国社会没有身份证，每个人只有一个ID号作为辨识依据，但几乎每年，关于办不办身份证、是否建立中央数据银行，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都会吵得不可开交，每隔几年都会打官司。身份证的确很有用，不仅是政府管控，经济领域也很需要，一旦建立整个数据的流动就更有效了，对通用信息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老百姓就是不同意，国会也不同意。他们反对的依据就是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所以尽管每年大选都有人提身份证的事儿，但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技术从来不具备自我道德的净化和对危险的自我警惕，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一个信息社会，首先是公民社会，没有这种完善的公民精神和制约权力，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老大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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