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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007年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专题研讨会”。我在会议前约三周收到邀请信。由于早已答应参加另外一个国际会议，我复信说明不能与会，但将在会前寄送一篇书面发言。11月5日回到北京，才得知“由于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很重视这篇发言，要专门研究”，发言稿被“留中不发”，束之高阁。现在过去了50多天，尚未见到“专门研究”的结果。我决定把它公开发表，请大家批评。
由于早已答应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无法出席这次通知甚晚而且日期完全重复的讨论会。恳请会议组织者把以下书面发言分发给与会同志，请他们批评指正。
2005年7、8月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的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四份通报，点名或不点名地揭露了19起基金申请中的不端行为。新华社的一位记者给我发来电子信，要求采访。事实上，我是从这位记者的来信才得知这些通报。在互联网上读完通报之后，我给记者回信说：“我不准备就这些小苍蝇发表意见；现在的问题是要抓科学界领导和ZF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准备了有名有姓的三件事。这位记者显然很明白自己的“边界条件”，回信曰“谢谢”，采访一事就此了案。
当前我国学术界中的不端行为确实相当严重，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然而，问题的根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在于科学界领导层和有关部门ZF官员的作风与行为，在于研究资源分配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在于科学政策和“评估”体系的误导。
科学界的领导和ZF官员不能仅仅以不从事不端行为来要求自己。他们应当比一般科学技术工作者更严格地律己，在学术作风上做出好榜样。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某些科学技术界领导人和ZF官员恰恰在做出不好的榜样。不首先端正高层次的学术作风，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基层树立正确的学风。
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全心投入、亲自做实验或做推导计算，需要长期地、连续地、反复地静心思考。目前在中国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而整天飞来飞去，出会入宴的科技“领导”和“首席”们越来越多。那些实际上无法坚持做学问而又要努力维持“科学家”面目的官员，才是学术不端行为的真正根源。科学技术领导部门急功近利的“量化管理”则从制度和政策上加剧了这一状况。
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这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现任领导，从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的统计(如有必要我可以提供全部论文的清单)：
当我向院士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一位负责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论文署名问题国外也没有解决，我们准备组织软课题加以研究”。诚然，署名当否的“微观”界定很难，即使把作者们都请来，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容易弄清真相。然而，一年52个星期出51篇SCI文章这样的“宏观”表现，对于任何真正做过研究、写过论文的科学工作者，不需要任何调查即很明白。科学界的上层领导如此，怎么能带出下面的好作风呢？
我们有一些部委级甚至位置更高的“领导”，不做任何组稿和写作的辛苦劳动，却以唯一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甚至国外出版的书上。这种“吕不韦式”的著书，在科学界以外应如何看待，我不想评论。至少，在科学界内这是不应容忍的占有他人劳动的行为。
有些人在担任科学技术领导部门或研究经费管理单位负责人之后，仍然不与自己原来的单位脱钩，仍在为原部门争项目、争经费、仍在保护它们在评审或评估中获得高分。管理部门的某些中层人员到基层不是调查和服务，而是颐使气指、把人民血汗支持的研究项目作为自己的“领地”和上升的阶梯(出了问题则与之完全无关，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造假事件就是近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有详细的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NSF Manual Number 15.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Standard of Ethical Conduct, Last revised July 2007.），许多那里明文禁止的事情，在中国则是“办事规则”。建议有关部门把它翻译出来，发给从部委领导到办事员的全体干部，看看对我们有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如果到会，我还有更多的话。“书面发言”就此打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2 19:18: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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