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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38 年－）是美国的数学家、投资家和慈善家。作为最伟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他是量化投资的传奇人物。西蒙斯195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1962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陈-西蒙斯形式就是以陈省身和他的名字命名的。1976年，西蒙斯摘得数学界的皇冠——全美维布伦（Veblen ）奖，其个人数学事业的成就也就此达到顶峰。之后，西蒙斯转入金融界，于 1978 年开设了私人投资基金 Limroy，5 年后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并推出公司旗舰产品——大奖章Medallion 基金。西蒙斯领导Medallion 对冲基金会以电脑运算为主导，运用数学模型在全球各种市场上进行短线交易。1989 年到2009年间，他操盘的大奖章基金平均年回报率高达 35 ％，较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均回报率高 20 多个百分点，比“金融大鳄” 索罗斯和“股神”巴菲特的操盘表现都高出10余个百分点。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仍高达85％。用数学模型捕捉市场机会，由电脑作出交易决策，是这位超级投资者成功的秘诀。
西蒙斯一直对其投资策略讳莫如深，2009年夏天退休后更是深居简出。本篇报告主要是根据詹姆斯·西蒙斯退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讲座的内容翻译而来，时间为2010 年底。詹姆斯·西蒙斯在这次讲座中讲述了他自己如何从一名数学天才成为量化投资大师的传奇人生，关乎数学，关乎常识，关乎运气。
一、徜徉在数学世界的各个维度，成为数学家
1.1 年少壮志-进 MIT 学数学
这真是一个很长的介绍（讲座开始有MIT 理学院院长卡斯德及伊斯辛德教授的开场白介绍，报告中省略该部分）。因为我之前还在担心我的演讲可能太长了，他正好讲了一半的时间，所以我能够专注利用下一半时间，把所有我要讲的东西在所允许的时间里全部传达出来。实际上，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我相信我以前曾经在这个教室呆过，它看上去很熟悉。除了 MIT，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老是想回到这里，而且我住在这附近。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想来到这里学习数学，我现在告诉你们我通向MIT 的有趣之路。在我 14 岁时候，一个圣诞节前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假期花园的设备供给处，它现在可能还存在。我在一个地下室工作，负责把所有用具放好。我处理的很差劲，我不知道那些东西究竟该放到什么地方，他们似乎一点规律性都没有。他们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并且降了我的职务。你们可以通过降职想象他们的情绪。我被降职去拖地板。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很简单，我不需要动脑子，我可以走动并且思考。走动，思考，而且他们还付我钱。然而圣诞节最终到了，那个工作也该结束了。这个地下室是由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经营的，他们在那里工作，在要跟我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尽量显得对我好点，他们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想来 MIT 学数学。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所听说过的最最滑稽的一件事儿了，那个男的甚至连该把东西放在哪里也不记得了。
1.2 与卫斯理大学失之交臂，最终还是选了MIT 数学
其实我愚弄了他们，我申请了 MIT，而且我被录取了，但后来我接到了卫斯理大学的一个电话（Wesleyan University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卫斯理大学，我那时只是个高中生，我知道的很少。他们说：“我听说过你，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申请卫斯理大学。”我觉得这个听上去似乎不错，所以我答应了他们。他们就告诉我需要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他们要帮我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我要上这个课那个课什么的，所以我星期五就必须去卫斯理做这些。不管怎样，卫斯理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自己的好奇心和这个地方的美让我感到似乎飘飘然了，我申请了卫斯理大学，然而最终我没被录取上。最后我没有任何选择了，我命中注定要来到这里。所以不管怎样我都来了，我还选了数学，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1.3 影响我职业生涯的数学家和聪明敢闯的大学朋友
我的职业生涯在那里发生了转折。我那个时候遇见了 Warren Ambrose，一个非常喜欢启发人的数学家，可能有一些老员工还记得 Ambrose。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伊斯辛德，不过我还记得在校园角落有个这样的房间，我知道它在 1971 年就消失了。那个时候是 1956年或1957年左右，它在早上开放，我们有时候去那儿吃个三明治什么的。有一天凌晨，Ambrose 突然走了进来，还有辛德也和他在一起，那个时候 Ambrose差不多 50 岁。他们进来，穿的像个孩子似的，围着桌子坐下来，忙着讨论数学工作。我想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件事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惬意的生活呀！就是早上来到这里，和你的朋友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研究数学，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抽几支烟，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于是追求了这样一种职业。是的，我是经常打扑克，除了 Ambrose 和辛德，我还在 MIT交了另外两个朋友，是两个来自英属哥伦比亚的男孩。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人曾问过我，我们那个时候是否真的骑着摩托车去了巴西。是的，那是事实，我和我的哥伦比亚的朋友骑着小型摩托车从波士顿去了 Bogota(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 那次旅行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我们的确抵达了英属哥伦比亚，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有一天会去加拿大，而现在我居然到了哥伦比亚。在那个时候，波哥大还是个不发达城市，那个时候你似乎能够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商业都有可能在哥伦比亚变得繁荣起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商业活动。另外，这些和我一起在 MIT读书的男孩子们是非常聪明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经常在玩扑克的时候赢我，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很成功的商人，而结果也正如我所料，过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地讲这些。
1.4 商业上小试牛刀
不管怎样，我毕业之后去伯克利读了博士，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论文导师 Berg Kaster，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回到 MIT来教书。后来我说服了我的哥伦比亚朋友，我认为他们应该开始做一些生意，因为他们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而且我之后也会下海。我后来的确照做了，但是直到我们发现一些其他可以着手做的生意的时候我才会离开。那个时候我没有钱，也没有名气，现在想来可能不行。无论如何，他们不想抛弃我。然而在那两个星期里，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开始做了一个生意并且赚了一些钱，我父亲当时也投资了一些钱，那些钱后来为我职业生涯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我在 MIT教书的时候，我通过借钱对我的生意做投资。几年过去了，我需要开始还贷，就像所有其他的企业刚刚起步一样，我们开始期望 18 个月以后就可以有红利可分，我们对自己的公司报了太高的期望。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红利，但那是在几年之后，不过这些红利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
1.5 国防分析学院工作期间数学研究达到了巅峰，但因不懂人情世故被解雇
我需要还掉一部分债务，所以我去了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美国国防分析学院，那个时候分析学院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园相连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做的是ZF的秘密工作，他们付的工资很高，而且你可以有一半时间做自己的数学研究，另一半时间帮他们做事。不管是什么事，都要使用到电脑，那是个秘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些。他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喜欢这件事，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况且我做的也不差。我很喜欢设计模型然后把它们写成程序。当然程序不是我写的，不知道是他们哪个人写的，把它们编成程序然后对这些模型进行测试，看看哪些有用哪些没用。那个时候我的数学研究做得也相当的不错，最后在那个期间我还获得了维布伦奖，我解决了一个几何学上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的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那个时候正在进行越南战争。这个机构的主席，他的职位在我当地老板的上面两级，他写了一篇关于这次战争的很激进的文章，反正我觉得是比较激进的，刊登在了纽约时代的杂志版上面，说的是我们会怎么样赢得这场战争，说是胜利已经不远了，都是这些类似的事情，我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做的工作与越南战争无关，但是对于我们的头头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后来给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观点，结果他们发表了，几个星期后刊登在同样的周末版上。我于是被列在了监视名单上，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被列上了监视名单。几个月后有一个人来找我，他是新闻杂志的一个报道员，他在写一篇关于那些在国防分析学院工作但是反对这次战争的文章，他正在为找一个合适的人做采访而发愁，但是他听说了我，他读了我的文章，并且问我他是否可以采访我。我说当然可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我当时是个多么精通世故的人（反语）！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如实回答了他。我说既然他们说可以允许我一半时间帮他们工作一半时间做我自己的数学研究，那我的原则就是在现在我完全只做我自己的研究，不过我会记录下我时间的利用情况，等战争结束了我将会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做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很合理。
后来我回去告诉了我当地的老板，我做了一件比较聪明的事，只是有些说晚了，那就是告诉我的当地的老板说我接受了这次采访。我的老板问我，你真的接受采访了？你都说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说了哪些。他说我最好给 Teller 打个电话，他拿起了电话打给了总负责人 Teller，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他没听到 Teller 在说什么，他挂掉了电话说：“你被解雇了。” “什么，我被解雇了？”“是的，你被解雇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解雇。我说我是个“永久成员”，那是我的头衔（笑）。他说让他来告诉我这之间的区别，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个“暂时性成员”，但是当我被解雇后，我就会成为一个 “永久成员”。 “暂时性成员”有个协议（contract）。我想这恐怕的确是这样，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要签一份协议，但当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不需要签什么协议。所以那是我不太顺的一年，但是我并没有很焦虑。
1.6 成为石溪大学的数学系主任
我的确没有采取他（伊斯辛德）的意见，我接受了石溪大学提供的职位，我认为成为一个炒别人鱿鱼的人要比被别人炒鱿鱼要好。的确，虽然很遗憾，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确要炒很多人的鱿鱼。这个数学系开始很差，但是我们招了很多人，后来我们的确做得很好，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很好的部门，在陈（陈省身先生）的帮助下，我在那里的数学研究成果最后在物理学领域也变得非常有用。我是在那里学会了我们数学家所称的纤维丛连接性和物理中所谓的规范场论之间明显的关系。于是我回了 MIT，实际上不是MIT，只是在某个咖啡厅里，把关系解释给伊斯辛德听。那是一次令人激动的讨论，可能与大多数在咖啡厅进行的讨论一样，关于物理学的演变，以及它与数学几何学方面逐渐地互相靠拢。从今天来看，实际上它们真的有极大的共通之处。
二、数学家的华丽转身，成为传奇的量化投资大师
2.1 从数学家到投资家的转换
那些的确都是美好的时光，但是正如他所说，后来我的确因为被一个问题困扰而变得比较灰心，我想去证明一些数——无理数，我想你们都知道无理数的概念，可能一个数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概念却有许多其他的意义。我完全不能够胜任这个问题。这是个好问题，无理数直到现在仍然是数学界的研究问题之一，至今无人解决。不管怎样，我变得很气馁，而且我那个时候作为有过错的一方正在办离婚，但是我同时在新的婚姻面前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和我当时的新女朋友结婚。她现在正坐在下面。而且我的南美洲的生意也开始派红利了，而且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所以我获得了一大笔钱。我把那笔钱投资出去，而且我发现我在投资方面做得并不差。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意识到现在是该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了。那是在 1976 年，我刚刚 38 岁。我以为我会一辈子都做一个数学家，不过真的，从18 岁开始我就这么认为。我想我花了近20 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游戏，但是后来我决定开始转向做投资。
2.2 幸运的投资生涯，开头偏重基本面交易
我从来没想过要把数学运用到投资当中。当你读报纸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做得不错，我们的确做得还不错。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搜集一些数据，我想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模型化的，就像我们曾经在 IDA （美国国防分析学院）做的一样。所以我从IDA找来了全世界最好的模型创建者，Lenny。在 IDA 的时候我们一起构建模型。Lenny开始和我一起创建模型，但是我却一直在做交易。Lenny 似乎对建模越来越不感兴趣，而是经常会去阅读一些新闻，那个时候新闻还是一卷一卷的那种，你把它撕开然后读新闻。Lenny 并没有在想怎么建模而是一直在读新闻。然后他会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市场会上涨，市场会下跌之类，都是关于外汇和债券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开始发现有很多时候他的分析是对的。我说：“好的，你是运用的什么模型？不妨我们用它来赚点钱吧。”我们的回报率很高，从我问“你运用的什么模型”开始的两年里，我们把我们投资者的钱变成了刚开始的 12 倍，那还是扣除了其他费用的。听上去我们做得不错，我们也是极其幸运的，你们看那个上面写着一个词就是“幸运”（指着上面的 ppt ），或者说“好运”，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是比较幸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的运气也的确很好。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想的仍然是我可不想只去建模，但是另外其他的人可以专门建模。，Jim Max，一个很著名的数学家，离开了石溪大学后加入了我们，他的确建了一些模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把基本面交易（fundamental trading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和所有其他的投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一直在不断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的模型。
2.2 幸运的投资生涯，开头偏重基本面交易
最终，大概 10 年后我发现，其实如果你做fundamental trading，那么某一天当你醒来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天才，你的头寸总是朝利于你的方向发展，你觉得自己很聪明，你也会看见自己一夜之间赚很多钱。然而第二天，所有的头寸都朝着不利于你的方向走，你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们这方面做得还行，但只是这种情况好像不应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因为胆战心惊）。
既然我们会做模型，那就不妨跟着模型走。所以，在 1988 年的时候，我决定百分之百的依靠模型交易。而且从那时起，我们一直都这么做。一些公司也运用模型，然而它们的宗旨是，他们有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给交易员提供参考意见，如果他们赞成这个结论那就照着执行，如果他们不赞成那就不执行。这不是科学，你不可能模拟出 13 年前当你看见市场行情数据时的那种感觉。而且回溯测试（Back test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要是真的靠模型去交易，那就完全遵照模型说的去做，不管你认为那个模型有多聪明或者是多傻，这后来被证实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百分之百依靠电脑模型做交易的公司，做的业务从我前面提到过的外汇，金融工具，逐渐发展到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交易的，流动性强的东西。那个时候，为了得到数据，我们派人去美联储影印利率的历史数据，那些数据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你也不可能简单地从网上买到。为了得到区域性数据，我们必须要手工搜集大量的数据，而且我们确实做到了。
逐渐地，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了，那些模型也变得越来越有效，我们还招进了越来越多人，伊斯辛德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团队，我认为这不完全正确。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团队也不差，我们招了很多很聪明及擅长这些工作的人。我们从 1988 年开始创建大奖章基金（Medallion fund ），1993 年我们不再接受帮外界投资的新业务，只有雇员才能够投资。2002 年时，我们把所有外界投资业务剥离出 Medallion fund，2005 年时将其买断（buyout ）。从那时起的五年内，Medallion fund 就完全归我们的职员所拥有，至今大概有 300 名雇员有 Medallion fund 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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