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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来对我国与发达国家战略学术界交流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我国战略学界存在以下现象：
●重认识、轻操作
●重引进、轻创造
●重结果、轻过程
●重个体、轻团队
●重定性、轻定量
战略规划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系统的观点。
战略问题研究的逻辑应该是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再回到实践。科学的真正发展，体现为用更好的观念、更好的方法，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实践意识和问题意识，就像氧气一样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天马行空有余、落地生根不足。根源是认识脱离实际，对我军的研究脱离我军实际，对外军的研究脱离外军实际。脱离了这两个实际，大量似是而非的抽象观点飘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飘在半空中的学术研究，就像不结果实的花朵。其实这些观点连花朵也不如，既不好看又不中用。
我国学术界就军事变革问题、信息与军事问题提出的大量新概念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新概念的提出虽然反映了思想的活跃，但存在着严重的“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的问题。例如一体化、信息化，毛泽东同志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离开实际的军事使命和作战训练任务，脱离战争与战略的基本原理，空谈各种大而化之的“化”，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尤为糟糕的是，有相当多的概念和思想来源于外军特别是美军，并且是脱离美军建设实际所拿来的术语，似通非通。例如，“全谱主导”，既不符合中文习惯，也没有真正体现在美军文献中的含义，是一个经常看到的不知所云的翻译错误。在此无意否定研究人员为推动中国军事改革所做出的贡献，指出这个现象，是为了从研究者以及研究结果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考察这个困境，找到走出困境的路子，使军事研究成为一个有标准、有途径、有模拟、有实践的过程，一个可评估、可验证从而可纠错的过程。
经过观察和思考，为了更好地在研究中把握实践意识和问题意识，我们亟待解决六大问题，或者说与国外最好的研究工作相比，我们存在六个环节上的差距：假设、框架、过程、标准、手段、协调。前三个主要是个体性问题，后三个主要是集体性问题。
第一，假设问题。它指在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明确的看法之下隐含的观念基础和思维习惯。对假设性问题关注不够导致我们的学术研究缺少前提性反思。关于军事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军事与国民经济、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军事领域的前提性问题。前提性问题往往以不言自明的假设存在于研究人员的头脑中。假设不适当，有可能导致步步被动，甚至全盘皆输。
第二，框架问题。所谓框架就是与实际问题及解决办法相对应的思路。它可以明晰地单独出现在一项研究里，也可以隐含在研究内容里，对观点和信息起组织作用，是具有高度应用性的方法和原则。一个优良的研究框架，可以在各研究项目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在政策准备与学术研究之间建立桥梁。我们有大量对世界局势、对国际关系、对军队建设的看法，但是由于缺少明晰的思维框架，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的观点和研究工作。实际上，框架清楚了，各种观点和信息就定位了，观点的新旧深浅、信息的有余不足也就明确了，学术研究工作就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取得系统深入的进展，相当于“心照不宣”地形成了研究秩序。
第三，过程问题。即怎么办的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在认识性问题与操作性问题的研究上比例失调，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停留在怎么样、怎么看的问题上，很少触及怎么办的问题。而不深入到怎么办的问题，就不能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产生效果。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和方法，以及战略评估的方法与工具，属于最重要的过程性问题。当代安全领域的突出特征是危机动因的复杂性、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和危机后果的战略性，事先的准备，如周密的预案，不会面面俱到地关照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处置当代安全危机重在建立健全灵敏高效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好坏。过程就是方向，预案就属细节。从关注结果到兼顾过程与结果，把战略规划过程和计划制订过程本身当做问题来研究，是深入推动战略学研究的时代性要求。
第四，标准问题。战斗力是军事领域的恒常标准，也是指导军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标准。说到底，军事变革问题是有关战斗力变化的幅度和速度的问题。战斗力的变化来自战斗力要素和体系的变化，体现为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斗力运用方式的变化。战斗力生成模式是战略规划和执行问题，也就是战略领导和管理问题；战斗力运用方式是作战计划制订和执行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决定性因素都是人的因素。一切学术标准来源于战斗力标准，围绕战斗力标准展开研究就把握住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根本。
第五，手段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模型、模拟工具和方法的运用。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军队在信息化水平上的差距，远远大于中国与外国在信息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为什么？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社会蕴藏着巨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潜力，在某个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另外一个天地里乃是成熟和常用的技术，脱离社会这个军事的母体，不可能高效迅捷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切勿过度寻求模型模拟系统的“客观”和“自动计算”。战略决策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离开主观的判断和选择就没有战略决策。战役以上的模型模拟系统，也离不开主观的设想和人为的设定。国外最先进的战略评估方法和工具，总体上并未超出钱学森同志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有效的手段往往是常识的积累和有序的运用。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玄而又玄的纯理论探讨，不适于军事学术这类注重实用性的研究。
第六，协调问题。战略的素养是积累而来的。高贵的进化总是需要漫长的累积。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一代人的能力也有限。复合性人才难得，复合性机制是关键。解决了假设、框架、过程、标准和手段问题，还要解决协调问题。整合就是力量。既然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未来作战将是联合作战，那么研究人员就应该率先实现研究工作的联合，在学术研究中加强协调意识，成为联合的表率。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是风气。真心实意，真积力久，真知灼见，是战略学术研究的根本。个体的修养与开明的环境相结合，才能共同推动研究工作迈上新台阶。在战略思维上，我们有优秀的历史，有辽阔的未来，怎样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搭建一座坚固的桥梁，这是当代战略研究人员的职责。在世界战略思维的舞台上，并不存在一个物质性的制高点，相反它是研究人员齐心协力构建出来的。
走自己的道路。
（吕德宏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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