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汪涛的《屠呦呦获诺奖对中国科学界意味着什么？》一文的确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话题。但是，该文有些说法需要明确或更正一下：
1、 一提到中国的任何问题，人们都习惯于从体制上找原因。而屠呦呦在文革时期研究成就获得诺奖，给了人们认真思考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才是中国科学发现真正的障碍所在。
屠呦呦参与的青蒿素研究课题，源自国家下达的一个重大项目既523项目。这个项目起源是越南方面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由于疟疾造成的兵员损失而向中国提出的帮助请求。这个523项目是作为国家下达的紧急援外项目立项的，参与研究这个项目的单位和人员很多，是典型的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体系运作过程。所以如果在青蒿素这个研究课题上“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不为过。这恰恰证明，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不足的条件下运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体制的确是存在历史价值的。所以屠呦呦在回答媒体时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我和国家的荣誉”，屠呦呦的贡献在于一是选对了研究对象，而是找到了解决方法。其他研究者的贡献在于提供了研究失败的问题所在，所以屠呦呦说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没错。就此我们延伸一下话题：中国的两弹一星、万吨水压机、核潜艇以及大庆油田开发等重大科技项目都是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是没有有哪个国家会帮你实现这些国家急需的战略科技任务。这一历史背景后来认识必须搞清楚的，忘记过去就是背离历史观。此外。我国的人工胰岛素科研项目是第一个可以问鼎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项目，当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曾经询问过我国有关部门誰是第一发现人，我们的回答是“集体”。自此，我国的人工胰岛素科研项目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同样，童第周先生的胚胎课题，也是可以问鼎诺贝尔奖项的，同样只是因为发明人是“集体”，而被拒绝提名。这些难道不都是体制上的原因吗？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解决了国家面临的一些紧迫任务，这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具体实践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将会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继续发挥作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石川馨来华讲学时看到大庆油田“三参一改两结合”的经验认为很科学，回国第二年就在日本所有企业大力推广“三结合”的经验。如果说“三结合”成就了“日本制造”，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毫无疑问是有贡献的（这一点在石川馨的学术报告中也提及过）。另外，数学家华罗庚在文革期间到基层企业推广“优选法”和“统筹规划”为此后的企业TQC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华罗庚的远见卓识和铺垫为此后80年代我国的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基础。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国内这么多经济学家、科学院士和管理决策者为什么就没有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具体实践的创新联系起来呢？我相信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卡波夫的话：“中国不可能没有人看不清这些问题，而是能不能做到，或者怎样做的问题”。
2、关于“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的问题
陈嘉映先生在《中国问题：东西文化源流的差异》中指出：“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大夫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 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亡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 他们的研究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育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 ”西方没有中国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学”，从古希腊开始形成的公民社会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公民自由的精神就是首先表现在对纯粹智性的追求（例如，关于阿基米德的“圆”的传说），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陈嘉映还认为：“ 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 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超，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 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的理论的一个例证。”西方宗教中存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天文学家哥白尼也为此献身殉教。而中国的宗教则缺乏这种纯知性的“教义”。牛顿可以成为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而中国的李时珍、黄道婆和蔡伦不过是乡间终了一生的草民——自生自灭。可见，中国的“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即使这样，抗战时期处于乡间老野的“西南联大”的科学素养在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中给予了高度的赞许。由此可见，中国的“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仍然与某种体制脱不了干系。”当然，这个问题与中国起源于清末和民国初年现代教育的普及性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十七世纪中叶西方进入现代国家时，闭关锁国的中国跌入了历史的谷底。
3、只有当中国真正拿到一次科学类的诺奖后，再来讨论钱学森之问时可能底气就会更足一些，并且会更加平心静气。在中国成功实现诺奖上零的突破之后，再来谈为什么中国获得的诺奖级别的科学成就不多的问题，寻找原因也会更加客观一些。
诺贝尔奖固然是获得世界科学界认可的重大奖项， 但“钱学森之问 ”本意与此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倒是与前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先生来华访问时的讲学所言：“大学不能大而化之，大学要出大师”不谋而合。中国的应试教育几千年，其教育理念与杨振宁、陈省身、李政道反复强调的“兴趣是第一位的”背道而驰。其实关于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先哲早有疾呼：“我劝天公抽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无奈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乃是官方的教化，所以先哲的疾呼到头来也不过是疾呼而已。其实，即使在1967年笔者上中学那会尽管科普条件很差，也还有组织学生自带干粮去观看3个小时的科学纪录片（尤其是《猫头鹰：不平静的夜》和《糖果的机器包装》等深受启发）。现在网络多媒体如此发展，3维动画如此发达，小长假如此热闹，可就是没有见到和听到科技博物馆这方面有什么动静。反观日本遍布全国的“公民馆”，欧洲国家的科普机构遍布各地，却鲜有中国人去参观学习。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学校和家长的喧闹而已。尽管如此，中国人的科学闪光也还是不乏闪现：文革期间有何祚庥先生发现的那位没有进过大学的高能物理学弟子（这女孩子在经济极度窘迫的条件下自学高能物理，直到现在我都感到一种痛心的唏嘘）。还有中南大学的本科生刘路，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破解了世界数学界几十年都没有证明的“西塔潘猜想"。这两个例子至少证明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智慧。那么问题在哪呢？如果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可以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4、关于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近代科学的素养
如果说梁启超说中国“差的只是器物”，在某种程度上倒也算是有些道理。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一个思想发端。中国历史上自然不缺能工巧匠，例如大屋顶建筑和景泰蓝什么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也是被现代水利专家们啧啧称道——科学的奇迹。但是中国的科学事业只是进入民国时期才有了端倪（这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关）。也就是说民国时期才出现中国的现代科学体系，况且这个体系还是非常小的。而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科学体系已经基本完善，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科技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这个科学技术的历史差距不是谁一句话，一个口号就能够弥补的。思维决定行动，高学历不等于就有了创新的禀赋。企业发展首先要看其内生动力：管理的水平、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人的相互协作能力和企业的凝聚力、以及资源优化配时的水平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自身技术优势怎样结合。关于技术引进的吸收消化和创新提高的问题，你的禀赋不够，那么你可以照本宣科的消化，做一个“拿来主义者”。如果你能从“是什么”转变到“为什么”，这就从感性到理性有了进步。如果你从“为什么”演进到“怎样做”，那么发散思维的禀赋就可以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途径。所以教育的真谛是“授人予渔”，而不是“授人与鱼”。如何培养人的潜意识和发散思维是中国教育的重大课题，没有它“全民创新”就是空话。
我们都知道，科学研究的研究方向正确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研究方向错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也就错了，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科学研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正是屠呦呦的研究团队（包括屠呦呦本人在内）经过无数次失败最后的攻关目标集中到了《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那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上面来，这种科学的顿悟就源自无数的失败当中“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当我们向屠呦呦表示祝贺的时候不能忘记向包括青蒿素项目在内的中国科学家表示敬意：正是他们经历的失败指明了科学的成功之路。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田长霖校长在任期间为了一个教授完成他的课题项目特地允诺“10年不要写论文”，这在中国大概是行不通的。“教授不能治学，校长不能治校，行政里外全当家”，这样的大学怎么能“打造一流”？科研经费“摊大饼”，项目评审“走关系”，拿不到项目还要凑够论文数目，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科学家真要做个“乡间老野的素心人”是很难的事情。回想陈景润的境遇和何祚庥的那位一天只能吃一个面包充饥的弟子，我想，科学需要人才，所以这种情景不能再重演。
君不见，改革开放初期“抓注机遇深化改革”的鼓噪声中，山东某地的地方官声言：“头班车没想坐，二班车没坐上，这末班车别拉下——别管往哪里开，发展就要短平快”。这种连方向都顾不上了的“决策”不就是糊弄鬼吗？如果要检讨我们过去的科学之路，那么首先就要向决策者们“敬言”：科学不是股市投机，没有科学研究的厚积薄发，哪来的科研项目成果的“短平快”？
5、关于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启示
类似于陈景润等的科学生涯，钱钟书有一句话叫做“乡间老野素心人”。这大概也是屠呦呦一生专注事业，不讲功名，不求利益，专注科学研究一生的写照。现在的经济改革改变了或许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身份、权利和利益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邓稼先、陈景润和屠呦呦们似乎不再被认为是时代的楷模。取而代之的是明星梦或是行政级别或经济大腕什么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几十年，末了也不过是个LOGO而已。中国的民族性似乎与日本、俄罗斯、欧美国家大相径庭，说不清是我们的不是还是他们的“蛮夷之劣”。这一点倒真是要搞清楚才好，终归“精神胜利法”当不得真。此外，不要把科学研究分成三六九等，姚书杰先生也提醒我们：没有博士，没有英语，没有SCI高水平文章，就不能成为院士? 但是，屠呦呦为什么可以超过目前所有的院士而得诺贝尔奖？中科院的院士们，可能还不会理解，诺贝尔奖可以奖给实验科学家，可以奖给能够拯救无数生命的科学家吧？
字数所限，归纳以上5点，作为个人之见，望不吝赐教。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