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萨缪尔森寓言,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后续阐释。如果没有萨缪尔森效应,只有欧洲借助外界力量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却陷其他各州于永远的贫穷,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公道何在?
马尔萨斯,英国教士、经济学家。以其人口理论闻名于世。在《人口论》(1798)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着名的预言: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这两个抽象前提出发,断言在这两者中间,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因而造成人口过剩,不可避免地出现饥饿、贫困、战争和失业等现象。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马尔萨斯陷阱即上述所提到的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这些级数意味着什么呢?几何级数(或指数级数)表示一个数字不断地被一个常数所乘,例如持续的双倍。算术级数只是一个数字加上一个常数。马尔萨斯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人口是10亿,人的数量会按照1、2、4、8、16、32、64、128、256这样的数列增长,而食物则按照1、2、3、4、5、6、7、8、9这样的数列增加。假如起初每个人有一篮子食物,200年以后,256个人只能一起分享9篮子食物。
人类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
解决机制在根本思路上是极其简单的。一共三种。降低人类的物质生活要求(宗教);减少人类繁衍(战争、生育控制);扩大对现有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科技;制度;经济)。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思路才是成熟社会的思路,注意到它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三种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度的进步;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最后一个,正是经济学所解决的核心命题。
同样自从其诞生以来,人类社会都始终在利用上述各种思路、手段解决马尔萨斯困境。毫无疑问,从史前时代到公元纪年,物质生活贫乏的局面没有显着改善。事实上,在1800年以前,从全人类的平均水平来看,生活水准从来没有较大进步。各时代的宗教只是让底层的人们找到精神的寄托;而战争、瘟疫、生育控制都只是不断地被动维持人类社会的发展均衡。技术进步在不断的发生,但从来没有对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虽然统治阶级生活的繁华胜景,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艺技术都不断地超越祖先达到新的高度,但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大多数人民,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生活在穷苦的环境中:衣食住行都仅仅供勉力糊口度日。如果考虑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完全可以说1800年前各时期的底层人民还不如史前时代。
期间中国表现略好,尽管她仅以非常微小的程度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历史记载资料不详和各国各朝币值物价水平混乱,无法十分清晰的进行分析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是属于世界的遥遥领先者。中国的农业社会文明曾经在公元700年前后达到鼎盛,70%的人口已经不再有生存之忧,有唐诗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储光曦)”。这正是大多数农户能达到的生活。而科技上的四大发明、织布机、水车、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已进入民间大众。再从唐至宋,中国开始从农业文明的成熟体系中孕育城市化和大规模手工业的萌芽,国内外贸易、手工业工场等资本主义文明已略显雏形。中国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时刻,在《清明上河图》中呼之欲出。
所谓超越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进入这样一个趋势:人口可以稳定增加;扩大的人口规模还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直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个相互矛盾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人口数量和科学技术形成正反馈系统,即,人口越多科技越发达;科技越发达,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手工业从单个突破到工场协作、技术信息从家庭独有到城市共享,是形成人口——生产力正反馈系统极其重要的两个机制。
当然,中国最终错失良机。所以迄今为止,中国仍在为“人口众多”担忧。殊不知,无论是从生物繁衍的本性,还是文明进化的规律,人口众多,都应该是社会成熟发展的显着标志,而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千年之后的后辈中国,愧对祖先。
所以,我们至今仍然面临这个老问题:如何走出马尔萨斯困境。
如果要把马尔萨斯困境进一步衍生和拆分,它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保证现有人口能以稳定的预期吃饱肚子;第二个层次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如何增加人口并提升生活水平。中国很早突破了第一层次,但最终没能突破第二层次。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人已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基本掌握了农业文明技术,并在唐初让农业文明达到鼎盛,与此同时,人口从2千万人增加到6千人,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欧洲与古代中国相比,在公元12世纪以前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后起成为世界霸主的英格兰人,这期间还住在荒原上用原始材料堆砌的简易石屋中饥不果腹,很少享受到肉食的美味。
经过中西文明不断地对撞,欧洲终于在公元12世纪掌握了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交通技术,虽然造纸和造船在此时仍然是中国领先。又经过三百年的发展,中国等着欧洲一起,进入了人类史上最为重要的15世纪末分水岭。
15世纪末,亚欧大陆共同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马尔萨斯陷阱。简言之,人多地少。
结果已经摆在眼前。欧洲,用了400年的时间崛起,终于在1800年前后,拜托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自此之后的所有技术突破,和在此之前的技术突破相比,有了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再造福于特定的阶级,而是造福于全人类;并且从中受益最多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底层的人民。1800年之后,欧洲的特权阶层逐渐从王权宝座下走出;底层人民,开始享受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对15世纪末到18世纪三百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出很多原因。例如,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程,而是科技、制度和经济三位一体、潜移默化进步三百年之后的必然飞跃;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天生的冒险精神使得葡萄牙王子和哥伦布翻开了史册上最为重要的一页;例如,欧洲大陆的各国竞争性——对应于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使得欧洲经济保持了最大的活力;甚至,还可以从气候、地理上找到来决定上述民族性格、制度发展的更悠远的原因。
但无论分析出多少理由,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之所以能在1800年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成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岁月,因为她在15世纪末,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海外的市场、资源、劳力,是欧洲成就工业革命历史,继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最后一颗稻草或者是催化剂,甚至,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存在和英国1215大宪章一样,是欧洲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推动力。美洲贵金属的发掘,使得欧洲维持了亚欧贸易中岌岌可危的平衡;非洲黑奴的大贩卖,进一步缓解了欧洲的财政和贵金属困境;美洲经济的初步发展和亚洲进一步的沦陷,使得欧洲工业制成品在其发展之初从来不为市场发愁。
同样由于欧洲文明带有中华文明从来不带有的掠夺色彩,使得1800年分水岭在划分出世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同时,也给今后的数百年历史带来浓重的悲剧色彩。一幕幕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种族不平等事件不断上演,进而发展到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没有始终成为世界的霸主,或许正是因为其第一桶金带着诅咒。
欧美最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但全世界还没有。到了二战以后,世界的眼光才开始真正思索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问题。此时战争硝烟刚刚过去,宗教已经不再压制文明,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却对亚非拉的广大穷国没起到太多作用。经济学,才开始从哲学家的哲思范畴走出,成为各国政府面前所不得不知的重要课题。
萨缪尔森,成为这个经济学时代的重要分水岭和见证人。他在芝加哥所学到的第一堂经济学课程,正是关于马尔萨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