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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俄罗斯经济大学卡波夫教授和联合早报资深评论员王丽娟一场对话中讲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时认为：首先，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二元经济结构，苏联没有；其次，苏联的经济结构长期受“战时经济”思维的影响，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中国则可以从一开始就考虑“农轻重并举”的计划模式。新中国可以有苏联的支援，而苏维埃诞生以后没有外部支援。再次，戈尔巴乔夫尽管很重视中国的改革经验，也借鉴加以尝试了，但他忽视了一国的发展模式很难被另一国复制这一观点。关键还有一条：那就是邓小平有绝对的政治权威，而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没有这种权威。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关键的条件。最后，中国的改革可以从局部领域开始，而苏联不可能，中国可以从国企，从城市开始，苏联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有二元经济和“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苏联没有。苏联的高度计划经济不可能照搬中国经验。但是，今后50年会怎样，中国的经验也会面临不断的考验。卡波夫认为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是伟大的改革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这与康晏如该文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果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共政治集团所犯的错误或者误判来看，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应该也是苏共领导人“政治判断”错误的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康晏如的文章似乎具有浓烈的GDP情结，而忽视了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这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这是犯了思路上的大忌。
以上作为以下原文的插话，不代表下文的观点，仅供参考。
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基于卡拉-穆尔扎的分析
来源：红旗文稿2016-07-11
从1991年苏联解体前至今，关于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走向崩溃的观点，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无法改革只能摧毁的说法层出不穷，且逐渐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观点坚持把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看成是“苏联体制”的危机，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苏联1985年前后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发生崩溃，也不具备经济危机爆发的特征，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苏维埃化的政策决议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恶化和随后的崩溃。
一、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的人
卡拉-穆尔扎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者坚信：“苏联经济体制无法得到改善，只能尽快通过破坏的方法来加以消灭，否则灾难和崩溃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的背后显然隐藏着阴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塑。如果说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制造了谎言，那么到1990—1991年，关于苏联经济早在80年代初就发生致命危机的论断则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识分子中间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但在这些人内心中并没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这种观点还未在社会上被公然宣扬，因为这与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观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经济从80年代就走向崩溃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会哲学中甚至给这一现象冠以一种术语——“回溯决定论”。
2001年，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证明”了一个后知后觉：“如果以统计数字为例来说明改革前的形势，我们当时处于崩溃边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在1至2年后发生。” 2004年苏联理论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开课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70年代末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感到，苏联体制处于危机中，国家处于致命的经济危机边缘，计划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首先需要遵循价格自由原则，如果我们实行价格自由化，就会出现所有制问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个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对于个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学者持相反意见。美国苏联学家大卫·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分析了所有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致命危机”理论，并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和根据确信，苏联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意味着，‘注定灭亡’这一习惯说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苏联在改革年代，特别是1985—1990年间发生的转折，则可以说，直到危机撼动国家之前，苏联体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尔扎认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要制止对苏联国民经济和苏联历史的诋毁，否则俄罗斯社会将继续盲从；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从方法论上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客观评价，当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相信谎言时，国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二、危机的真相
卡拉-穆尔扎认为，雅科夫列夫关于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列兹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总结：“强调苏联在8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世界标准，当时总体上不存在危机。生产增速的下降没有转变为生产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能掩盖提高这一事实。”在西方，有关苏联经济危机的记录既没有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公开的成果中。美国苏联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艾尔曼和孔托罗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在80年代初无论是根据世界标准，还是与苏联历史相比较，情况并没那么坏。”
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出现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如果说在1981—1985年，苏联平均的预算赤字大约为180亿卢布，那么在1986—1989年这一数字为670亿卢布。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而1988年为120亿卢布，1989年为180亿卢布，1990年为270亿卢布”。实际上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从1987年起，苏联经济开始一步步去苏联化。
卡拉-穆尔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财政制度和消费市场的瓦解。苏联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虚拟）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在商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货币，居民通过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货币，其数量严格根据现有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进行调节。这种体制下严格禁止货币的非现金形式向现金形式转换。苏联财政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原则。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因此现金轨道本应该是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的。
1987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打开了虚拟货币的通道——允许非现金向现金转换。当时创立的“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非现金兑换的特殊权力（这一中心当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火车头）。同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87年1月1日起，有20个部门和70个大型企业拥有了进出口权力。一年后苏联外贸部被取消，苏联对外经济联系部成立。1990年颁布法律，赋予地方苏维埃对外贸易的权力。根据1988年颁布的《合作社法》，企业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合作社网，他们将商品卖到国外，流向国内市场的商品迅速下降。许多商品被投机卖掉，一些产品被拆成方便携带的废品，并作为原料被出售。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分配：1985年企业58%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38%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奖金和额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业45%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企业留下43%的利润，其中用于经济刺激基金的比重为40%。这样，预算缴费实际上缩减了，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1.7倍，几乎没有资金能用于企业发展。此外，企业获得价格制定权和确定生产产品种类的权力。在苏共中央文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产零售价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时，停止生产一些低价商品……价格更高的商品，保证了生产总量在价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时出现的是实物形式上的数量下降……大量的企业实物形式的生产总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与生产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收入开始跃进式上升。1981—1987年，苏联居民货币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亿卢布，而1988—1990年这一数字为667亿卢布。1991年仅是上半年居民货币收入就增加了950亿卢布（而生产型的工资只增长了36%）。这样收入的增加与同期贸易中商品库存的下降导致消费市场崩溃。于是进口急剧上升，1989年以前，苏联对外贸易顺差稳定（1987年为74亿卢布），而1990年的苏联贸易逆差为100亿卢布。
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发行国内债券和出售外汇储备来扭转局势。1985年苏联的预算赤字为139亿卢布，1990年上升到414亿卢布，1991年前9个月的赤字就达到890亿卢布。198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盈余为39亿卢布，而1990年预算赤字达到290亿卢布，1991年为1093亿卢布。
苏联的国家内债在1985年为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2%），1989年为3990亿卢布（41.3%），1990年为5660亿卢布（56.6%）。1991年前9个月国家内债规模达到8900亿卢布。
苏联的黄金储备在改革初期为2000吨，1991年下降到200吨。1985年，苏联实际上没有外债；1991年，苏联外债大约为1200亿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苏联部长内阁和联邦主体政府联合行动纲领》中这样写道：“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式极其严峻。实际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借贷体系也处于危机状态。消费市场瓦解，食品短缺现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恶化。危机形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一年之内实现防止国民经济瓦解的目标。”
卡拉-穆尔扎认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决议导致了经济危机。1990年，危机已经难以控制，而在这以前，苏联不存在任何危机，甚至可以说，在1930年以后的历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消极现象。
三、真实的苏联经济
1.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经济并不像今天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相反，很多产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为此他列举了不同方面的数据加以佐证。
卡拉-穆尔扎考察了苏联投资指数、国民收入和零售贸易周转额三个重要经济指标在1940-1990年的变化动态，这三个指标共同显示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他认为，从1956年战后恢复时期之后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平衡在1989-1990年被破坏，当时消费增长迅速，而生产却急剧下降。投资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停止，这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幅萎缩。90年代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完全被破坏，卡拉-穆尔扎的结论是，在改革前，投资、生产和消费没有显示出任何危机征兆，相反在90年代的危机中，三者之间的平衡被严重破坏，并导致资本投资和固定基金被侵蚀，即发展被封锁。
1950—1990年，苏联的工业始终如一地在发展，没有出现任何危机。农业经济由于集约化政策的实施而变得复杂，但是农业生产指标的摇摆主要与自然条件不稳定有关，到后期也没有出现危机或者灾难。农业生产总值在33年之内增长了2倍，如果对比1990—1998年俄罗斯农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0%，这一发展速度相当不错。俄罗斯农业生产水平直到最近几年才达到1980年水平。
195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为5420万吨，1985年达到85130万吨，增长了15倍左右。卡拉-穆尔扎认为，这表明苏联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既不是继承于俄帝国，也不是得益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综合体几乎完全是在1960—1980年这一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这表示，在改革前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危机，因为这一大规模的生产综合体的建立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事业。在当代俄罗斯，很难想象可以建设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正是改革开始后，石油开采量开始迅速下降，实际危机才开始。而这一危机已经和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关系了。苏联的电力生产、水泥生产以及许多其他关键生产指标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
2.苏联经济是否具有“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研究了关于苏联经济崩溃论的另一个附属物，即苏联经济的“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认为，这种刻板思维都成了定式，好像正是因为苏联经济具有“原料出口导向”的性质，今天的俄罗斯才备受折磨。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12日的国情咨文中说道，“苏联，很遗憾，是一个工业原料大国，不具备在后工业社会的竞争力……”。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后苏联20年的改革试图一步步克服似乎是苏联经济特有的“原料依附”性，但没有成功；“20年暴风骤雨的改革也没能把我国从低下的原料依附状态中解救出来”。
卡拉-穆尔扎认为，这一论断被深信不疑，令人震惊，其错误在于没能正确确定工业因素在苏联经济中的分量。实际上当前俄罗斯落后的原料型经济不是对历史的继承，而是改革的产物，是苏联经济非工业化的结果。根据《1990年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年鉴》的统计，在俄罗斯联邦1989年国民经济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再加工产品占俄罗斯联邦出口商品的比例达到77%，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为34%，而开采（原料）部门的比例为23%。俄罗斯联邦2006年出口商品结构中，矿物产品、原木和原料占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比例为70%，而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只占5.8%。
卡拉-穆尔扎认为，问题不仅表现在出口比例上，目前俄罗斯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出口（主要是原料出口）。比较一下1986年和2008年工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和年度总额。1986年苏联工业产值为8360亿卢布，而出口额为683亿卢布，其中包括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131亿卢布。出口额只相当于工业产品的1.6%。2008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为14.6万亿卢布，而出口额为4710亿美元或者14万亿卢布，只比工业产值少一点。其中70%的出口产品是原材料。正是在近20年的改革期间，俄罗斯成为了原料出口大国。
从苏联是原料依附型国家这一论断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苏联经济的瓦解是因为美国在80年代压低世界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被掏空，在冷战中投降。卡拉-穆尔扎认为这样的说法荒诞不经，只要统计一下苏联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苏联总出口额为671亿卢布，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1%或者282亿卢布，198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750亿卢布。这样，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而根据长期协议，其主要出口国（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石油出口的削减并不能导致苏联经济的垮台。
2007年6月26日，历史前景基金会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圆桌会议上作了有关《石油神化》的报告，其中对战后时期的石油发展历史有这样的解释：“50年代中期，当时埃及领导人伽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说服赫鲁晓夫，需要打破阿拉伯的反动制度，因此必须低价大量抛售石油。但是实际中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体制被打破，可石油价格却大幅下滑。结果就是德日奇迹的产生与苏联50-60年代低价抛售石油密切相关……这就是苏联决定推翻阿拉伯反动制度的结果。然后我们继续坐在石油的针尖上，开始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美国在1986年以前压低了石油价格，苏联就成为了历史。”为了甄别这种论断，需要研究50年代苏联的石油开采情况。
1950年，世界石油开采总量大约为5.25亿吨，而苏联的开采量为3800万吨，大约为世界石油开采量的7%。在这样的开采情况下苏联可以向世界市场“抛售”100—200万吨，而这对于世界石油总量来说微不足道。说苏联能够压低世界石油价格则更为可笑。1960年苏联出口石油量为1780万吨，占苏联石油开采量的12%，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石油出口流向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世界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10亿吨。可悲的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当时苏联的石油开采综合体正在进行现代化，甚至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达到历史顶点的时候，苏联出口的矿物燃料和类似产品只占世界出口份额的5.4%。因此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坐在针尖上”的苏联在石油出口价格下滑之前因为出口石油而获得的收入相当于每年人均46美元，而2008年俄罗斯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相当于人均1697美元，是苏联时期的37倍还多，这才是真正的坐在针尖上，整个经济因为石油价格而颤抖。1980—1988年苏联的出口，尽管石油价格波动，但是仍足以应对每年30亿—70亿卢布的贸易顺差。况且国内的投资和居民的物质消费水平都在稳定增长。苏联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缘何就演变成为了原料依附性？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卡拉-穆尔扎认为对这段历史的臆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直到现在，在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仍缺乏理性思考。改革时期人们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苏联是由于70-80年代深刻的经济危机才垮台的。20多年来本可以驳斥这些论断，但是却无人发声。批判性分析的传统和习惯已经丧失，这对于俄罗斯发展才是最大的威胁。
（原文刊发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12期 作者：康晏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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