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中国“反”意识形态判断准确吗？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起源于对外开放。从早先的“产权明晰”到“全要素效率”，西方经济学已经在我国学术界搞的风生水起。显然，郑永年是另有所指：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逢西必反”的大趋势。凡是出现在西方或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范畴内，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类似市场、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都在“反”之列。进而，郑永年认为：“而‘反’意识形态所用的语言和方式，也让人们想起过了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这更加加深人们的担忧。”这似乎与俄罗斯经济大学卡波夫“政左经右”论有相似之处。如果真是有这种“反”意识形态运动，其走向是否就像郑永年所担忧的那样吗？现时的中国不乏有浮躁，但与以往相比也更加理性。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郑永年：中国的“反”意识形态运动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131-719160

近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意识形态工作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政治在再次“意识形态化”。不过，很容易发现，与其说是再意识形态化，倒不如说是“反”意识形态——不是要确立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某种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逢西必反”的大趋势。凡是出现在西方或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范畴内，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类似市场、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都在“反”之列。

而“反”意识形态所用的语言和方式，也让人们想起过了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这更加加深人们的担忧。

如何看待和对待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文明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会出现上述情形。

表面上看是“反”意识形态，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过，因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遇到了困难，才会演变成今天的“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度。美国2010年有一部电影《夺天书》（The Book of Eli），说的是不同力量之间对一本书（即《圣经》）的争夺。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它（圣经）是一种武器。如果我们想统治多于一个的小镇，我们必须拥有它。人民会跟随而来，他们会完全照着我的话去做事情，如果我的话来自这本圣经”。这里简单明了地导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各种政体都会寻求建设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人民。意识形态也被视为政治统治的“软力量”；没有这样一种软力量，不仅统治成本会大大提高，更会面临其他拥有这种软力量的政治力量的挑战和威胁。

历史上，对很多统治者来说，他们本身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意义上，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来使用。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统治者就会使用。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经常是革命者）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追求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不过，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大都以政治悲剧收场。

正因为意识形态是软力量，今天大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愈显激烈，正如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争夺一样。不可否认，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西方意识形态也在全球化，而这个领域是被大大忽视的。最近俄美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背后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向外推行西方民主，俄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

从戈尔巴乔夫到耶尔辛，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希望。但普京掌权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普京被视为反西方民主。很多年里，美国通过俄国反对党和各种方法干预俄国政治，这导致普京的反击。因为俄罗斯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来干预美国政治，所以从意识形态领域走向政治行动领域，即黑客攻击。

中国的执政党近年来复兴意识形态的努力，也和这个背景分不开。或者说，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也是预防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西方”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这个立场到今天一直没有变化。

意识形态更加全面深化

今天，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更加全面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发生重大的转型，即从以前对话语领域的重视转型成为政治行动，涵盖各个领域，包括党政机构、宣传、新闻媒体、教育学校（尤其是高校）、文化传播、企事业等。

从执政党执政安全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这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现实威胁是存在的。政治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安全考量。美国对俄国黑客影响美国选举的反应如此强烈，正是因为俄国的行为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安全。

但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如果沦为简单的“反”西方意识形态，很容易演变成为反对而反对。在如何制衡或反制西方，应当理清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制度是根据其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西方的制度其他国家很难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已有太多失败的例子。

但是，反对照抄照搬，并不是说西方的制度一无是处；相反的，西方根据其实际需要建立制度的经验，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则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尽管意识形态是其制度的抽象，但一旦产生了，往往独立于西方的制度而存在。尤其是当西方向外推销意识形态时，其政治性非常明显。

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把西方的一些制度经验和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青红皂白，“逢西必反”，最终反而会给西方提供干预中国的空间和机会。在邓小平时代，这方面的问题就处理得很有效，领导层一方面反西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

毋容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开放学习的态度分不开。在法制、法治、市场、各项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国都向西方学习了不少经验。即使在最敏感的党建领域，中国也想向其他国家学习。

对邓小平来说，很多制度层面的制度因素，并不具备那么多的意识形态性质，它们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中国就可以学习，只要中国本身是主体，吸收消化西方经验只能使得这个主体更强健。这明显表现在邓小平对市场的看法上，认为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学习和采用。

所以，对这类制度因素，邓小平提倡“不争论”的方法。因为一个制度因素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邓小平之后，各届领导基本上也采用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这个做法也符合列宁早年所强调的，建设一个国家就要吸收消化全人类所积累的所有成果。

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继续学习西方，强化自身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会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行政或政治的方式来抵制意识形态的流动。

这也是人们担忧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新变化的原因。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党政官员缺失学习观念，缺失制度建设的大局观念。从根本上，他们缺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逢西必反”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上的正确”，或演变成一种机械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经过顶层设计，执政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意在全面推进改革。不过，一旦到落实层面，在一些领域便会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各方往往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使得顶层设计的很多方面很难有效落实下去。

也难以理解的是在很多领域，意识形态化仍然远远落后于执政党的改革实践，例如法治领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法治建设目标，并就司法的相对独立做了诸多制度层面的努力，包括建设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司法终身责任制等。近来建设国家监察委的制度设计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不过，这些努力仍然没有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

更为严重的是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很显然，不能把“反”西方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等同起来。如果不能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不管怎样“反”西方意识形态，自己最终仍然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说今天意识形态缺失，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力量，意识形态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自觉地接受；第二、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三、不仅自己接受，也传播给他人。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关部门动用了巨大的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施加意识形态，但效果很差。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软力量”的这些特征。

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塑造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之所在。对执政党内部来说，用组织的方式来统一行动，要比统一思想来得容易。内部统一行动比较容易，因为行动可以为利益所诱导。如果把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要确立对全社会都有效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考虑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层必须具有更加先进严格的意识形态，就如在国家法律之上还需要党内纪律一样。但如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等同或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很难说社会治理会是有效的。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人们须回答很多问题：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民主，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民主？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宪政，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宪政？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市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市民社会？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权利观，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权利观？民主、人权和宪政所有这些都是现在社会治理所需要的。

人们须剥开表述为意识形态的这些概念，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说到底，这些都是人的需要。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需要，只是需求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的需求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需要和权利，而非简单地否定这些需要。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说别人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健康的。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今天西方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的，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很难通过抱怨和反西方得到解决。

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要通过各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则更有效。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三权分立 政治生活 大革命 中国 美国 俄罗斯经济 三权分立 西方经济学 政治生活 大革命

如果马克思剥削理论正确，无产阶级总有一天知道祸首和剥削者是谁，如果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错误，社会就会推开马克思，重新寻找一个民主共权的世界。
推翻马克思剩余价值剥削论，则以前的行动理论和鼓动暴力是错的，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则今天的特色主义又是问题。马克思放在那里好。

西方意识形与中华意识形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差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据我所知，历史上出现过的排他学说（信仰排他、种族排他、阶级排他）全部都原产于西方，没有一样产生于中华大地，其中原因又是什么？

不但逢西必反，就连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犯忌讳。可以准确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与任何任何民族文化都是有冲突的。他的理论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同时要消灭的是各个民族的文化。它与世界任何信仰、观念、文化、制度、思想都是对立的。所以，信仰者除马主义以外的一切都是必反对象。

水浪 发表于 2017-2-1 19:25
如果马克思剥削理论正确，无产阶级总有一天知道祸首和剥削者是谁，如果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错误，社会就会推 ...

马克思剥削理论在创立之初是正确的，但是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这个理论是否完全使用有待商榷。因为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前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与后资本主义时期有很大不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需要随着研究对象的演化而创新发展。因此，并不是马克思说的不对，而是我们脱离历史背景用错了地方。我提出：W=C+V+M=C+V+M1+M2的观点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我们是否承认“劳动”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特有的属性，承不承认资本家符合经济规律的那些科学的“行为”也属于劳动范畴。

无知求知 发表于 2017-2-1 20:07
西方意识形与中华意识形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差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据我所知，历史上 ...

陈嘉映说过：“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纯粹理性的追求，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与传统文化有关。

qi509 发表于 2017-2-1 23:00
不但逢西必反，就连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犯忌讳。可以准确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与任何任何民族文化都是有冲突的。 ...

不敢苟同。

ldjdkj 发表于 2017-2-2 08:51
不敢苟同。

其他一切思想、信仰、观念、道德、文化、宗教等都产生于私有制，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只有马主义要公有，所以世上一切都是马主义的敌人。

ldjdkj 发表于 2017-2-2 08:50
陈嘉映说过：“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纯粹理性的追求，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与传统文化有关。

《道经》和《德经》是迄今为止存世最为完整的古代证伪思想篇章，因此陈嘉映“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纯粹理性的追求”不能成立。中国人自秦开始缺乏符号逻辑，这还说得过去。西方人较之东方人更贪玩也更善玩，而儒家则极端鄙视玩，陈嘉映“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也不能成立。

玩耍，其性质上与非应用学科研究是一回事，都纯粹出于“闲暇、好奇、自由”的乐趣。这种活动完全没有应用目的。在西方人看来，不具应用目的、不具现实功利目的，这种活动是高尚的。但在我们国人看来，这种活动却是无益的。就历史残留文字证据表明，先秦时代的国人却并非这样。

另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到，那时候西方的“一般人即宗教人”，但中国却没有这种情况。

无知求知 发表于 2017-2-2 10:41
《道经》和《德经》是迄今为止存世最为完整的古代证伪思想篇章，因此陈嘉映“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纯粹理性的 ...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敛的封闭文化，是典型的农耕经济文化。其核心就是中国独有的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种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安分敬致”和“士农工商”，这与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文化”衍生的公民文化不同，儒家文不讲民主自由，只讲君臣父子：民之诉求靠清官上书，天子下诏民谢隆恩。从来就没有公民依法维权的教化。四大文明古国都源于农耕经济，因此四大文明古国的“陨落”并不奇怪——这是必然的历史轨迹。西方的牛顿可以是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的徐霞客、张仲景只能是一介草民。所以这首先是文化体系所致。中医理论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尽管我们确认它是正确的，但中国对此并没有纯粹理性的实证。因此中医理论只能是哲学上的推理而不是生理医学的推论。这就是为什么95%的中药药物机理我们的中医理论并不清楚（例如我们认识到青蒿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是青蒿素，并确认了它的分子结构。这是中药药理发现的一个特例）。就科学“吃老本”而言，中医理论基本上都是300年以前的先人所创立的，我们这些后人没有什么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曾经对中医的气功进行过物理学的研究，但也仅仅是认为“可能存在一种能量场”而已。        中国人大概对待中医理论的态度就像对待“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既然大家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就没有必要再去证明“为什么”了。所以陈嘉映以“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日心说而受到宗教裁判 被判死刑烧死在罗马”为例解释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像布鲁诺那样的为了纯智性的追求忘我献身的精神意念。当然近些年来新生代知识阶层开始认识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了，但这仍然只是极少数人意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