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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价值论的“命门”
2017年3月9日 江津·张杰
在《西方价值论的“危机”》一文里，笔者提出要从价值论入手重新思考，感觉这句话口气好大，除了要把西方价值论推倒重来，似乎也没把劳动价值论放在眼里，象特朗普那样犯了“政治正确”的忌讳了。就是啊，如果连劳动价值论都出问题了，马克思会怎么想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怎么办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那么我们就实事求是地请，劳动价值论是不是完善严密的？是不是无可辩驳的？众多学者指出的劳动价值论的谬误，是不是全部都在胡说八道？如果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该碰的还得碰，该补的还得补。
放下顾虑，言归正传，看清标题，今天要讨论《两种价值论的“命门”》。笔者的意思是，既然两种价值论之间存在分歧和争论，那么我们就先假定它们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命门，捅破了后果严重，然后放下非此即彼的认知惯性，就象站在外星人的角度来审视地球人的争论，看看能否找到更加客观的结论。
先拿西方价值论试试刀。
西方价值论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著名代表人物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国富论》提出三种价值决定的观点：（一）价值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二）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三）价值由收入决定，即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这三种观点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第（一）种观点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第（二）种观点是混淆不清的，第（三）种观点被称为“斯密教条”发展成为西方价值论，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者之一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的观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共同创造价值，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衡量价值）。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者之一马尔萨斯（1766-1834）的观点：购得劳动决定价值（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时间加利润），购得劳动是价值的尺度。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1840-1921）的观-点：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商品本身不具有价值，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然后继承者庞巴维克（1851-1914）认为：边际效用是由需求及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的观点：由边际效用决定的需求价格与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价值，供需两种力量均衡时所产生的均衡价格就是价值。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的观点：有效需求决定价值，价值是由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的。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的观点：商品价值是由其稀少性决定的，生产者和购买者利用稀少性与选择所进行的斗争，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价值。
上述观点构成了西方价值论的主干，其他经济学家的价值论要么是它们的分支、要么是它们的变种。综合起来看，西方价值论的共同特点是：否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认为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在创造（或者决定）价值。
各种观点里对于其他“要素”的说法不完全一致，但如果仔细地剥去它们的伪装，就会发现它们都包含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观点里直接包含“利润”；萨伊和凯恩斯的观点里有“资本”，而资本的天性就是追求“利润”；门格尔、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观点里有“供需关系”，供需关系形成“价格”，而商品的价格里除了成本就是“利润”。
“利润”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就不用讨论了，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利润，资本主义一天也呆不下去。西方经济学家从最初的直言利润，到后来的避谈利润，甚至集中火力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崩溃》为典型代表），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想掩盖一个事实——剥削，而利润就是剥削的果实。
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无可辩驳，剥削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如果不存在剥削，还会发生上篇文章列举的这个后果吗：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已经超过了全球其余所有人口的财富总和，而当今世界财富的8个顶尖富豪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相对贫困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拥有全球最大贸易逆差的美国，以全球4.45%的人口占有了全球34.36%的财富，全球的百万富翁有41%在美国。
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卫·李嘉图（1772-1823）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就再也不讨论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命题了，继而层出不穷地论证自然、地租、利润、资本、供需、价格这些“要素”如何产生并决定价值。
难道是因为他们乐于创新吗？还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NO，NO，NO……别忘了他们的身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啊，必须服从“政治正确”啊！如果以利润为核心的各种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了，那么它们还有资格获得价值分配么？资本主义怎么办？资产阶级怎么办？
正如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加泽诺夫在1832年所宣称的：“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看来是一个错误而又危险的学说，因为它不幸给予某些人以口实，他们主张一切财产属于工人阶级，而其他人所获得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李嘉图也被他们扣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帽子（看来西方的学术研究也是要分清意识形态和划清阶级界限的）。
所以，他们必须把价值分配的结果“做到”价值的来源里面去，这样才符合因果关系，于是就有了分配结果决定价值来源的逻辑：
问：马克思说你剥削？
答：胡说，工人拿工资，我拿利润，哪来的剥削！
问：那你凭什么拿利润呢？
答：产品是利润生产的嘛！
…………
用理论来“消灭”剥削，这算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一大“贡献”吧？
所以，西方价值论的“命门”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事实，同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下面轮到向劳动价值论动刀了。
劳动价值论的起点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的《税赋论》，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后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完善和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由于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具有较好的前后继承性，在这里就不列举前面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了，仅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代表进行分析。
不得不承认的是，《资本论》确实是一部内容庞博、构思慎密的伟大著作，但是有些重要的观点和论述不象教科书那样提炼得那么鲜明而精炼，马克思也没有处处“勾重点”，质疑《资本论》的人很有可能被指“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正确理解某一个定义或某一段论述的深刻涵义”。如果在后面的分析中有不周全的地方，敬请读者以“真理隐藏得太深”为由原谅笔者并批评指正。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对“价值”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论述，主要观点有：
1、劳动是创造价值（实指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
2、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
3、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交换价值）。
4、价值（交换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关键，同时也是争论的焦点。社会必要时间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试着重现一下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一个确定的命题不可动摇。
价值作为一个“值”，必须要能够度量，而使用价值不具备度量的条件，所以价值主要指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价格，而价格是可以度量的。
但是，价格的实际表现又是不稳定的，所以还需要找到一个“不变的尺度”来度量。
因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固化的劳动”，所以应该拿劳动来度量。由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和复杂程度多种多样，劳动在“质”上无法度量，能够度量的只有劳动时间，所以价值的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但是，由于不同的人生产同一种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可能不一样，所以决定价值的量的劳动时间不能是具体的劳动时间，应该使用全部具体的劳动时间的平均值。
但是，平均的劳动时间也有问题，比如生产同一种商品，去年是手工生产，今年是机器生产，每年平均的劳动时间可能会不一样，为了让这种商品的价值量前后一致，那么再作界定：“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好象很严密了，所以价值就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真的存在吗？怎么计算呢？取样测量还是完全测量？测量哪些人哪些环节的劳动时间？时间区间划多大？地域范围划多大？……马克思没有给出方法，也没有给出实例，甚至他本人也承认“直接社会的、平均化为并估价为许多合作的个人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已经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实太不靠谱了，令无数人疑惑、纠结、论战、否定……笔者粗浅地认为，它是马克思为了解决价值的度量问题，逐一否定了难以度量的各个选项之后，走到了“墙角”又无法拐弯，急中生智“想象”出来的一个概念，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巧妙地”支撑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大厦，但是未经实践检验。
即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成立，但是“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论断仍然无法让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说过：“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无论生产力提高到什么水平，只要劳动时间总量不变，那么价值总量也保持不变；反过来，如果价值总量增长了，只能理解为劳动时间总量增长了，而不是其他因素。
这个说法如何令人接受呢？一个国家的GDP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总价格，也就是这个国家创造的全部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以中国为例，2006年的GDP是21.9万亿元，2016年的GDP是74.4万亿元，增长了3.4倍，造成增长的原因难道是全国人民的劳动时间总量增长了3.4倍？“劳动效率”跑哪里去了？
至此，笔者发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个静止的社会生产模型之上的。在这个静止的模型中，唯一的变量是时间，其他因素都是常量，常量可以不用考虑，马克思的论断才容易成立。当这个模型的其他因素（例如劳动效率）“动起来”，他的理论就“跟不上节奏了”，难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那么的不容易！
所以，劳动价值论的命门是：“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论断过于简单，简单得难以令人信服，同时也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
最后综述一下两种价值论“命门”的凶险程度：
西方价值论对价值的探索要丰富一些，考虑了很多因素对价值的影响，产生不少实用的理论，但是动机不端正，想包庇“剥削”这个坏家伙，结果给全世界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它的“命门”守得很紧，因为一捅破就会要了“政治正确”的命，但是如果它能够趁此乱世“改邪归正”的话，扶正基础后重建起来会容易一些，毕竟原有体系上的大量“有益成分”可以就地取材。
劳动价值论的动机很端正，没有想要掩盖的东西，核心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没有问题，顺带揪出了“剩余价值”这个卧底相当给力，但是论证过程过于草率，论据过于薄弱，说服力不强，实用性也不强，所以它的“命门”很薄，因为没有“政治正确”的负担也就没有用心守，捅破了基础和大梁还在，但是由于缺乏经实践检验过的可靠材料，把整个体系补全的难度相当大，好在时间站在它这边，可以从容地“摸着石头过河”，终会有强势崛起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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