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18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的风情画卷。以今天的眼光看,虽然其中的案例对我们来说有些陈旧和陌生,但是斯密先生从中提炼的经济学观点却是久经考验,历久弥新。有人说今天中国的房价就像女人的无肩带胸罩——一半人在疑惑是什么支撑了它,另一半人则盼望着它什么时候掉下来。那么,如果斯密先生还在世的话会对此做怎样的解读呢?
《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都是分工的结果。第三章则是论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范围。“有许多业务,例如搬运夫,就只能生在大都市上。小村落,固不待言;就连普通的墟市,亦嫌小了,不能给他以不断的工作。”以今天的案例来讲,大都会通常都是美食天堂,像墨西哥菜越南菜这样非常小众口味的餐馆都能在上海找到。如果在小县城,这类餐馆就开不下去。
一般人认为大都会的生活成本高。的确,诸如家政、餐饮等含有较多人工服务的地方确实比小县城贵,但是对于从事这些行业的服务人员来说,高收入岂不是一件好事?而标准化的工业品,如汽车、家电等等,由于巨大的市场和现代化的物流,大都会的价格反而可能比小县城卖得更优惠,并且可以负担得起更贵的地租。
所以大都会的优势不仅仅在于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更在于巨大的市场、精细化的分工、人尽其才的发展机会……当然还有激烈的竞争。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这里是天堂,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不幸。
关于地租,亚当.斯密说:“地租,若被视为使用土地的价格,那自然是土地使用人按照土地的实际情况,所能付纳的最高价格……土地的生产物,如要送往市场,则其普通价格,必须足够补还该产物上市所必要的资本及普通利润。若普通价格逾此限度,则剩余的部分,自然会移作土地地租……地租的高低,则为价格高低的结果。”
举个例子,假如某商铺,每平米每年投入30万资本,产生6万利润,社会平均利润率为10%,那么商家只能获得3万的利润,另外3万则转为地租。如果经济繁荣,市场规模做大,每平米每年可以投入100万资本,产生15万利润,那么商家依旧只能按社会平均利润率获得10万块,另外5万转为地租。当然,这里指的应该是具有稀缺性的优质土地资源,卖方市场使得地主在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
“改良土地,并不限定是地主的资本,且有时是租地人的资本。不过在租约更新时,地主往往不问改良是谁出的资本,总是按照这改良所用的资本额,要求增加地租。”比如你在上海市郊买了套房,忽然市政规划要通地铁,那么房租肯定会涨,尽管地铁不是你家出钱造的。所以斯密得出结论:“一切社会结果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腾贵,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
所以,地租高是经济繁荣的结果,地产与经济是天然联系而非绑架关系。碰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地租就会下跌;如果你看好经济的长期增长,那么地租也会长期上升。
经济学一般只研究地租而非地价,地价与地租的关系与股票的市盈率类似,与无风险利率水平相关。例如96年初发行的696附息国债票面利率11.83%,当时上海房价售租比就在10倍左右;今年将要发行的附息债估计票面利率不会超过4%,那么30倍左右的售租比也是合理的。如今的利率水平重返90年代 10%以上似乎已不可能,考虑到未来通胀、收入增长预期以及保值需求等因素,更高的售租比定位也难说是非理性的。
东三省人口流出,经济衰落,那里的房价就很难上升;而人口持续流入的北上广深,房价上涨背后就有着丰满而坚挺的理由支撑。未来核心城市的房价,可能真的会像任志强先生说的那样,在他的有生之年看不到大幅下跌了。
包不同
2017.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