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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印度对中国真正的威胁是什么”一文发表后，再次引起网络一片惊叹。该文在彭拜新闻首发，并被新浪，环球网，凤凰财经，麦子熟了，格上财富，红德内参，凤凰国际智库，东方学术讲堂，新财富杂志等大量主流媒体及主流专业智库转发，甚至头条转发。截至本文发表时，直接从纯科学公众号上转发的媒体就已经达到近160个。与一般写文章的人见了反对者观点就头疼甚至愤怒不同，我向来特别喜欢与反对者交流，后面会谈原因。因网友在我公众号上留言非常踊跃，可惜微信公众号最多只能精选显示留言100个，很不过瘾。刚看到澎湃新闻上有一篇前人民日报驻印度的记者写的与我争鸣的文章，在此深表感谢。因此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与各反对者统一进行一下交流和回复。在具体观点回复之前，先进行一下认识方法和中印管理能力的系统对比，这样再对各种意见统一回复可能就比较容易了。
印度问题只是个开胃小菜
我在写很多文章时一再强调所讨论问题本身观点并不是主要的，最关键是研究问题的纯科学方法。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因为人类本性的弱点，很多网友一看到有高水平的实质性内容索性就不看了，宁愿直接要鱼也不要渔。所以，我只好拿鱼当开胃菜夹带些渔。研究问题的纯科学方法全面论述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首先你得有专业的测量数据，最好是第一手的测量数据。第二步是要剔除数据中的各种误差，获得高质量的数据。第三步根据科学的数学逻辑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就比较容易了。
我比其他人研究印度问题更科学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有大量第一手的测量数据。我与印度人打交道有近15年，长驻印度有3年，并且是有意识地长期深入测量印度社会的各种真实数据。目前全中国能称得上是“印度问题专家”的人中有这个条件的屈指可数。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要去趟印度实际考察一下，至少得有研究资金付差旅费，但我去印度都是当年中兴公司和现在的数码视讯公司掏差旅费的，当然我也是为公司赚钱的。我只不过是让这些差旅费为全中国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效益。一般研究者可能只是进行采访和调研，这只能算“准第一手资料”，但我是直接介入到印度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作为亲身参与者进行测量的，这是全真的第一手资料。第二个是误差处理，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和成熟，但在社会领域基本上就没有相应的方法。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社会领域系统的误差处理方法，弥补了其最大的一个漏洞。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社会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从此将与自然科学的完全一致了，没必要再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原来为什么这样分呢？无非就是原来社会科学其实并不科学，但直接说“不科学”好像有否定的意思，从事这些领域的人当然不干，至少脸上没面子。所以就分出一个“社会科学”，免得与自然科学搅合在一起说不清楚。但是，社会领域难道不“自然”吗？当然不是。
我之所以能够与不理性的反对者理性的交流，就是具备社会领域的“强噪声检测”能力。顺便说一下我在南邮上大学时最后做的毕业设计就是“强噪声信号检测”。一说印度有什么弱点（我前面文章对此有充分讨论），不如我们，很多网友就很开心；而说印度有什么优点，远强于我们，很多网友就非常不爽甚至愤怒，这其实都是有主体心理误差影响，专业术语可叫“自尊系统情感误差”，从一般测量学角度说属于“主体误差”的一种类型，从处理方法上来说可归入“系统误差”，与所有学科领域的主体误差和系统误差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如果学会了我的社会领域误差处理方法之后，你的心态就会完全平和了，看什么问题就都会很客观理性，并且能得到真实的测量数据。
还是从沟通谈起
管理是一个有极为丰富内容的研究对象，要在一篇文章中谈清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我们还是集中一个主题来谈。管理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一个组织有效地（有效率又有效益）在一起工作，那么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相互间信息传递的能力，也就是沟通，否则你怎么让员工正常地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呢？先来说一些实际的案例。
因为在硅谷的投资经历，我直接会见过大量在硅印度人的创业公司。在班加落尔的很多印度软件代工企业，有很多总部是在美国硅谷，由印度人创业，在美国进行总体设计，拿定单，交到印度进行软件开发。印度的软件外包做得不错，但为什么能做好，媒体上人们分析的原因基本都是不靠谱的。印度人的教育结构，我直接管理过的印度人做事方式，使我充分理解了印度人软件外包做得这么好真正原因所在——是他们远远强于中国人的沟通方式，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当年任中兴印度公司CEO不久，我与两个印度员工一起去见客户。他们去之前就列出24个要讨论的问题，用了一上午时间把这24个问题一个一个讨论完了。中午我们到客户办公楼旁边吃饭，下午又去见同一批客户，我以为是要谈别的事情，但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们把相同的24个问题又用一下午时间重新一个个全部仔细确认了一遍，看我方理解是否有误。等回公司后，他们把所有与客户确认过的理解全部整理成文，用邮件发送给客户，也抄送给了我和双方所有相关人员！这种工作方式并不是中兴公司要求，也不是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完全是他们自己做事情的习惯。
反对我上篇文章的网友们，你们自己和你们周围的中国人中能找到几个自动遵守这种工作方式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与客户的理解可确保高度一致，并且通过邮件（从法律角度说邮件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来形成有法定效力的确认，使所有相关者同时知情并可长期保存。但是，有些中国企业培训里的老师讲，现在电子通信太方便了，导致大家太赖。就隔一个办公室，说个什么话还要发邮件。有事情大家一起谈一下不就完了吗？这样说的确也不算错，当面口头沟通也是必要的。但知道单纯口头沟通结果是什么吗？说过的话几天以后就可能全变了，你有记录吗？有证据能澄清谁说过什么了吗？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争吵时各说各话，对所谓真相的描述相去甚远，因为没有实际的有法定效力的记录，谁都可以随意编造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所谓“真相”和“事实”来。
为什么国外客户愿意把软件交给印度人来做？因为软件开发成败80%甚至更高的因素是对客户需求的准确理解。与印度人沟通，他们的这种做事方式可以确保对客户需求的理解是准确和可靠的。做出来的东西指标，不会少，也不会多，正合适。我一再强调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要具有普遍性。把印度人软件外包做得好归结为英语能力强，那世界上英语能力强的只有印度人吗？远远不是，那要解释为什么其他英语水平也是母语的国家为什么软件外包做得远不如印度。而我的解释没有这个困难，这就是科学与不科学之间的差异。为什么印度人要把他们的优势归结为英语呢？要知道，进行一种解释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为解释这一事物本身，而是一种竞争战略。就如同我在第一篇谈印度的现象级文章《让印度通告诉您中印对峙背后的惊天秘密》一文中提到的印度人不断强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完全回避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那并不仅仅是在指出一种事实，而是有其战略目的。印度人将自己的优势归结为英语能力，这是一种市场竞争战略。自己的优势或成功原因往往是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但在市场上说自己好在哪里，不能面面具到，而是要选择出具有杀伤力的方面。如果一种优势是人人都有的，你提它干嘛？要提就得提你有而别人没有的。印度的竞争对手是谁？主要是亚洲其他国家，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印度与这些国家相比具有绝杀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英语是母语。所以，那些也跟着把印度人说外包做得好的原因归结为英语的中国人，都是上当受骗在帮印度人明白吗？因为如果是这样，其他亚洲国家就绝对没戏了，你中国要把母语变成英语可能吗？几十年内也绝无可能。人民日报的记者不是搞市场的，所以他完全不懂很容易上印度人的当，这完全可以理解。
自然语言各国不同，但计算机语言是全球通用的。只要极少数与客户直接沟通的系统设计人员准确理解了客户的产品需求，其他人根本用不着英语水平高到哪里去。
但是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往往是什么样的呢？客户一说需求是什么，中国软件开发人员非常聪明，可能马上就说：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如果客户再多解释呢？别把我当傻瓜式的，解释那么多干嘛。然后呢？这些人的超强创新能力就充分地发挥了，各种花哨的技巧充分地展现出来，蔑视印度人代码做得太烂。所以，如果经理和领导不是定期地死盯着，最后这软件就有可能不知道做成什么了。领导很累，员工很累，客户也很累。
中国领导呢？整天都有新思路，要求员工应当有很强的执行能力。领导一说，马上就得去干。但是等干到一半，领导可能都已经忘掉说过的话了，最差情况可能莫明其妙地训斥你一顿：谁让你干这个的。
常听到说要很好地“领会领导的战略意图”：这意思就是说领导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因此让大家各自相对自由地发挥。发挥得好，就是领会得好。发挥得不好呢？就是没有领会好。
以上当然是相对比较严重一些的表现，但中国的管理沟通中的确存在传递信息模糊性的问题。
管理循环的不同表现
客观地说，人们对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往往很难考虑计划得完全周密，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是常有的事情。只是中国企业、事业甚至政府机构中调整得远比西方组织机构频繁得多。西方媒体攻击中国是计划经济，他们是市场经济。其实，西方的企业内部是高度“计划”的，他们会把工作详细地分解至一年中的每一天，而中国企业内部是高度“市场”的，有个大致的计划目标，执行中随时调整，甚至调整到最后和年初完全不一样都有可能。这个模式我们不去简单地说好或不好，因为针对不同的事情，他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表现。这里我们先谈其不利的方面，后面文章“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再谈其相对有利的方面。从中性的方面说，这里有一个管理循环：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或者
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这两者看似差不多，但有一个细小的差异：前一个先开始干了再说，后一个先讨论一下再开始干。
如果操作得好呢，循环往复是不断地提升。如果操作得不好呢，循环往复都是在低层次，甚至巨大的无效成本。实践的成本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是远高于认识的。有很多认识没有办法，只能通过亲自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认知。但也有很多认识在你这里可能是全新的，从业界来说却早已经成为常识。如果你善于学习，很多认识是根本没必要通过不断实践的巨大成本去获得的。但是，中国领导往往喜欢从实践中学习，不断地变着花样尝试，用巨大的成本代价去获得大量很低级的经验认知。所以是这样的循环：
想当然——巨大成本——再想当然——更巨大的成本，循环往复以至破产。
遗憾的是：通过学习避免了的损失一般是看不到的，而只要去马上实践，就算浪费了巨大的钱财，也可以说交了学费，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对于干活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累死累活地在干，最起码领导看在眼里，心里也是舒服的。所以，学会评估管理的好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沟通的基本原理和类型
如何评估一个事情的好坏呢？你得有科学的标准。沟通从更一般的原理上就一个“通信”，顺便说一下我本科与研究生都是通信专业的，工作中也有超过20年的通信行业经历。通信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把信息准确无误地从发送一方传递到接收一方的。怎么保证呢？有两个一般性的方法，一是加校验位。我们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就是校验位，它是根据前面17位数字计算出来的。这样，当收到身份证号后，对前面17位数字用同样方法进行计算，看与最后一位数字是不是一样，就可判断接收到的号码是不是正确。但是，人们在用自然语言交流过程中是没法用这种方法的。第二种方法是确认和重传，就是接收方收到信息后向发送方确认收到正确信息，如果有误，把信息重新传送。也有将相同信息索性就多次重传，接收方收到后相互比对是不是一致。例如互联网通信中基本的TCP/IP协议就是既有校验，也有重传的。
另一方面，以上通信方法只是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但就算信息传递准确，也不能保证接受者理解的语义也准确。确认和重传对语义的准确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在人类社会交往中，建立法定的信息传递关系，可靠保留、方便检索有价值的信息都是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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