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已经成为往事,作为历史,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话语将会永远流传:“这是生命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在一个神奇的中国,总是不乏“奇迹”。被传为“世界末日”的2012终于来了,“奇迹”仍然在继续。新年伊始,在一个互联网构筑的“社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不是余杰出走,不是杨恒均封博,更不是吴英极刑,甚至不是孔庆东骂人,而是“人造韩寒”事件。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从麦田到方舟子,“韩寒神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国最“危险”的“打假斗士”,方舟子以其可怕的专业严谨与勇敢执着,通过清晰的举证论证,屡屡创造“奇迹”。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如今,在另一种语境中,方舟子——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1
毫无疑问,韩寒神话是一个中国的“奇迹”。10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与其说他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王级”的娱乐明星。无数年轻人为他俊朗叛逆的外形而倾倒,无数愤世嫉俗者为他犀利解气的嘲讽而击节;更多的人,是为一个不读书的“思想家”、一个30岁的人有50岁的深刻而惊叹。人们通过新闻、通过照片、通过文字认识并热爱他。他离大众很近,他关注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他又离大众很远,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他始终保持一个明星必需的“恰当的神秘”,这种“恰当的神秘”终于成就了一个商业神话——在通俗读物中,韩寒几乎成为最具价值的商业符号。他的博客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从韩寒“悬赏”两千万(富婆范冰冰又追加两千万“共襄盛举”)来说,韩寒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财大气粗的“首富”。半年之前,释永信悬赏不过区区五万。
相比静态的平面媒体,视频常常显得过于“可怕”。在一睹韩寒“真面目”的不多的视频中,数年前“凤凰直通车”对韩寒的专访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韩寒。这个“韩寒”完全不同于小说和博客中那个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知识渊博、尖锐深刻、推理严密的韩寒。在主持人何东面前,这个“韩寒”知识贫乏、粗俗浅薄、虚荣可笑,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学识和修养,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星”“范儿”的气质和气场。经过4个小时与韩寒的“面对面”后,何东坦言:“韩寒平时接人待物,完全不同于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从这段长达90分钟的视频可以看出韩寒与孔庆东有很大不同。或许可以说,孔庆东是装傻装流氓,韩寒则是装酷装公知。一个人可以如此“分裂”,用一句话说,“当时我就惊呆了”。你很难相信,坐在何东面前这个腹中空空、谈吐粗鄙、无知无趣的“富二代”会是那个机敏过人的“天才”韩寒。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接着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陷入错误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屈辞穷在哪里)。写作是“上帝神秘的作坊”。写作不是表演,写作的诡异之处在于其间接性,人们只能看到写作的结果,却看不到写作的过程。在文化行业中,“赝品”早已成为一大商业门类。正如中国传统国粹的“双簧”,“假唱”也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约定俗成的一种操作方式。据说假唱大多是用本人的录音,但也有他人替唱的。同样,电影更是不乏“替身演员”,而“捉刀”更是代笔的著名典故。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事件、当写作者成为一个商业明星的时候,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联系就如同一部电影是否使用“替身”一样成为一种商业秘密。从这一点来说,秘密并不一定就是丑闻。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化,写作是说话的平面化;当文字与语言、写作与说话发生较大的偏离时,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深陷名利之中的时候。
作为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围城》东施效颦式的拙劣模仿。与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相反,韩寒只是一个连“语文”都不及格的中学生。钱钟书非常低调,“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把作品比作“鸡蛋”,而把作者比作母鸡。当一只鸡每天叫个不停时,必然会有人怀疑它没时间下蛋,或者不会下蛋,甚至说它只是一只擅长打鸣的“公鸡”。如果说人类发明语言是为了欺骗和说谎,那么人类拥有思想就是为了质疑和批判;因此说,人不仅是最善于欺骗的动物,也是最喜欢怀疑的动物。不应忘记,改写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就来自于“怀疑一切”。
2
不能不承认,韩寒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事文学的作家,而更像是一个闪亮耀眼的娱乐明星,与书斋的距离很远。韩寒从一出道就星光灿烂,娱乐八卦文化体育兼而有之。这显示其精于媒体运作,非常热衷于成为话题人物。韩寒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体制造”。然而,韩寒毕竟不是周杰伦谢霆锋,更不是徐静蕾范冰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韩寒。或者说,他是明星里的作家,是作家里的明星。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不读书”的韩寒背后,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从事写作和媒体的其父韩仁均。从“韩寒”这个极具传播性的名字开始,韩寒就是韩仁均精心打造、最为得意的“作品”。据说早在韩寒出生之前,“韩寒”就已经是韩仁均发表作品的专用笔名。当韩寒因为作品而成为“神话”之后,终于有人将韩寒的“作品”与韩仁均的“作品”联系起来,这种瓜田李下的质疑绝非空穴来风。韩寒的可贵在于他总是以“常识”来审视当下这个社会,而韩寒本人仍然逃脱不了人们以“偏见”或者“常识”来审视他本人,特别是在一个周老虎和阴谋论的中国。在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手段)、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时代,任何质疑与审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写作就是说话,不过是用文字而不是语言。一个普遍的常识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更何况写作,就如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难以成熟。作为一个生前“失败”死后“成功”的中国文人,孔子就这样教育儿子孔鲤。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院子里,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子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习礼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记》。《论语》中原文这样记载:(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据说孔子生下儿子时,正好有人送给他一条鲤鱼,因此就将儿子叫做孔鲤,孔鲤的儿子叫孔伋。孔鲤虽然有一个很智慧且很擅长教育人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孔子那样的才华。即使如此,孔俚仍然很认真地对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对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孔鲤并不算得“英才”,却先孔子而亡。即使如此,所有正统孔家传人都必然是孔鲤和孔伋的后裔。
韩仁均韩寒父子不同于孔子孔鲤父子,也完全不同于郑渊洁郑亚旗父子。从某种意义上,“儿子韩寒”不过是“我爸是李刚”的另一版本。对一个曾经狂热的老文青来说,望子成龙,培养一个“神童”或许是一种最大补偿。韩寒的“价值”在于其秀外慧中、博学多产、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最为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几乎是“乳臭未干”,而且还弃学、不读书,如此“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简直赛过3岁会打枪的金正恩那样的“天才”。可以想象,在“天才”和“神童”如此少见却具有极大市场需求的娱乐时代,“人造天才”必然会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人们为之倾倒和疯狂的“天才”“神童”成为神话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质疑或者惊叹——就像黄健翔脱口而出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不幸的是,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制造“天才”神话的竟是一只“上帝之手”。客观的说,韩寒的文章并不令人惊奇,如果这些文章出自一个中年的读书人之手的话;唯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出自一个涉世未深且“不学无术”的“小屁孩”之手。
3
从“白卷英雄”张铁生开始,反体制在中国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这种“反偶像”以偶像的身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学而知之者都是些庸庸之辈,生而知之才是真正的天才。“我的胜利就是教育的失败,我的失败却并不是教育的胜利”。当公共教育被贬低之后,甚至整个教育与读书亦被否定,一切都是个“屁”。唯一剩下的就是“天才”和“庸才”,而学习与教育都失去意义。韩寒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天才’,以狂放不羁的叛逆者姿态横扫中国文坛,造成独一无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个力量巨大的思想上帝,同时创造了点石成金的商业奇迹,这种偶像文化—经济一体化模式,让操纵者日进斗金,‘韩寒’载体名利双收。一个文化英雄站起来,无数人成为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领袖,缔造出思想贫乏的一代粉丝”(老愚)。
物质的极度丰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娱乐时代。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孔庆东到韩寒,名与利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标志。狂热的群氓与反叛的大众创造了所谓的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关注与围观营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皇帝新装”游戏;人们等待着一个个“皇帝”的登场,等待着一个个“孩子”的断喝。在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上,“韩寒”与“喊”叠加在一起。喊与被喊,已经分不清谁是皇帝,谁是孩子,唯一感到“娱乐”的就是大众。无论韩寒还是方舟子,都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大众消费品。如今回头看过去,韩寒的“形象”竟然是那么完美,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也不能容忍丝毫怀疑。作为一个公知,韩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勇敢的质疑。吊诡的是,如今他也遭遇到了“勇敢的质疑”,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还真可能是一个被社会被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李晓亮)。在“皇帝新装”的围观困境中,乌合之众的群氓常常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愤青韩寒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或者“公敌韩寒”承载的不只是韩仁均一个人的梦想,他身上落满了大众怯弱无助的目光……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权谋的历史,人的遗憾在于无法选择历史。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韩寒从10几岁就弃学,转眼已到而立之年,为人之父。10余年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好运”和“幸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孔夫子曾经非常世故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公知”,韩寒表达的不过只是一些可怜的“常识”,而他扮演的是一个脆弱可疑的群氓“代言人”;不幸的是,这种爱屋及乌的“代言”始终面临着身份的质疑和信任的瓦解。名利场中,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所谓“明星”不过只是一种大众即时消费品,再美丽的包装背后都会印上一个小小的“保质期”——即使这个“保质期”长达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