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史公司马迁有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去。”。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利益的多样化和分散化,使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随之五花八门~五彩缤纷。这使得我一度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可后来发现,一旦主掌经济命脉的政权要有统一行动,那么,在事实中有党有仇,有对立有矛盾,有纠纷有纠葛的各色人等,会统一于“如一人”般的行动中。如果有人说这是类似于共产主义的体制了,我想亦不为过。
2.龚民要求的国企公有制,无非是通过让利益全民化,来实现责任和权力的全民化。这是从经济层面上的考虑,那么从我上面提到的社会层面呢?同样有好处。中国人对恶行的态度,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真落到自己头上,又恨别人的冷漠和自私。所以,只有让社会每个公民的利益可以互相影响和互相制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能解决有关民权的社会纷争。
3.我一度以为,中国已不需要马克思做国家偶像了,其实不然。正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以及阶层的分野,马克思所宣扬的阶级平权化,才可以为ZF所依傍。通过广泛的,在阶级平权方面的努力,才可以达到最大可能的社会和谐。所以我和朋友所过,中国需要两种“羊头”:一种是马列的,一种是儒家的。马克思的功用是横向的,儒家的功用是纵向的,因为儒家对维持等级尊卑的次序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