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公共关系管理] Making Social Science Relevant: Policy Inquiry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推广有奖]

数据源:FrankFischer (2003)

Dunn(1981: 35):政策分析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运用多元的调查方法、政策论辩模式，以创造与转换可以用在政治场合的政策信息，以解决政策问题。公共政策研究作为一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政策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国的现象。而一些欧洲的社会理论家，则对政策过程及后实证主义与论述分析途径具贡献。

美国之政策分析经验可回溯到进步运动时期(progressive movement)，当时要求专家在ZF部门的角色，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专家之所以重要，在于ZF政策决策制定者需要相关的信息。现代社会之决策者需要更多之信息，协助其做决策。Lasswell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创立者。而其著作(The Policy Orientation )提及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及过程内的知识(knowledge in and of the policy process)。具体而言，Lasswell希望创造一个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以作为学界、ZF决策制定者与公民之间的中介角色，藉由对问题提供客观的解决方案，以缩小在具有急迫性政策议题中无意义的政治争论。其政策科学的取向则包含了三种特质：多元学科途径、问题导向着重于脉络性以及明确规范导向。就此一角度出发，政策科学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为政策形成与执行的发展，二为改善信息具体内容与诠释，以帮助政策制定者。

政策分析在1960与1970年走向适合于较窄的管理实务之技术官僚(technocratic)形式，而非促进民主ZF的发展。相对于Lasswell所提及的多元学科的方法论观点，政策科学领域更被限制于主导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架构而形塑，强调严密的质化分析，也就是说，政策科学发展可通则化的规则以适用于广泛的问题与脉络。政策科学因而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制定模式，或是Stone所称的理性的项目(rationality project)。在这个模型下，科学的决策着重在计算手段达成目标的效率与效能，政策分析则被视为是为了技术官僚的治理形式所发展出的一种策略，如成本效益分析与风险评估等。

技术官僚的政策制定：经验的限制

Lasswell要求一种多元学科的民主政策科学，然而，当代的政策研究，特别是政策分析的出现是在于响应一个特殊的政治议程，如1960年代美国Johnson总统执政下的大社会立法。当时分析着重在快速的行动而非长期的分析。当时被描述为是行动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政策专家被视为是大社会的驱动轮。具有特殊的问题解决技巧之政策建议家形塑了国防政策、引导外交政策、重新设计城市与消除贫穷等。然而非常明确的Johnson的计划并未成功。当时政策分析的焦点过于集中在问题的认定与政策的形成，而忽视执行与评估。

Majone and Wildavsky(1979)发展了一个政策评估的演化理论。此一观点说明，政策内容是随着政策过程而有所演化与改变，而非仅仅是在起初由立法机关所设定的一样。虽然执行的研究重新发现政策行政中政治的角色，但是寻求备选的途径很大程度上仍沿着技术的面向。特别是评估研究的兴起，它是严谨的经验研究方法论，用以精确测量计划的影响。

越战更加显示出在政治实体内运用技术分析的明显限制。当时，在越南的政策规划被描述为理性分析的典范，然而，过于重视量化分析却忽略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变量，终导致反战运动的重要成因。deLeon(1988)针对越战指出几项重要教训，第一，这个经验使我们更清楚在政治论坛中理性决策制定技术的不足；第二，量化的测量对于规划的目的而言是不可靠的。这两个观点所隐含的重点在于脉络的问题，即越南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政策场域，因而无法采取静态的分析。

五角大厦的报告与水门公听会揭示了政治权力的滥用，这个事件使得政策分析家要求更多的焦点放在政策制定的规范、伦理与质化面向。

后实证主义的选择：辩论与论述

Rein(1976)要求了价值为主的政策分析，认知到社会价值的核心角色，尤其在讨论政策问题时，须严肃看待叙事与说故事的重要性。MacRac (1976)重视政策分析中社会与技术面向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认同在政策分析中沟通和辩论的角色，并寻求为此一领域提供一般性论述的规则与程序。Weiss(1990)则以民众启蒙的概念，重新形塑政策分析的目标。其认为分析对于广泛的审慎思辨过程与辩论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晚期的政策理论家认为实证与规范途径的活动是相互联结的。这样的看法受到了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后现代主义以及论述分析的影响，一般统称为后实证主义。

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社会与政治生活是镶嵌在一个社会意义的网络，由论述实践生产与再生产。政治与公共政策透过社会性的诠释被理解且被形塑，他们的意义与论述并不只是行动者自身的选择。

后实证主义不仅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论在认识论上的挑战，同时对官僚文化与技术理性的批判。基于官僚非人化与价值中立取向，藉由将政治问题转换到科学与管理的解答时，以减低政治问题中可能为情绪和冲突的因素。

Hawkesworth(1988)主张，政策分析家必须理解和接受，阐明政策议题的审慎思辨与争论的多元面向是必要的。

后实证主义的政策分析家寻求在分析过程中代表一个更广泛的利益、辩论与论述。故强调政治选择与公民参与，藉由检视与澄清人民利益该如何被论述性地建构，以及如何使他们持有明确具体的利益。

参与式民主以及发展参与式政策分析的技术。此一途径强调公民、分析家和决策制定者之间的审慎思辨的互动。目标是要提供各团体对于数据的管道与数据的解释，授能民众理解分析并促进严肃的公开讨论。透过集体的审慎思辨以重新建构政治，后实证主义分析家则被视为是一个民主的促进者。

参与式政策分析的概念，政策分析家在界定议题时，不再占有优势的地位。建构在认识论的需求上，参与可以引进不同的观点，它亦可引进公民的在地知识，同时包含经验的与规范的，以关联到政策所适用的社会脉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