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育] 转载朱富强: 告高等院校的院长、校长及主管教育的官员们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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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FONT color=#ffa311><STRONG>转载朱富强: </STRONG></FONT><FONT color=#000000>告高等院校的院长、校长及主管教育的官员们</FONT></DIV>评论/浏览(<FONT color=#ff3300>1/29</FONT>)发表时间：2007年6月21日 9时56分</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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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1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from:邹恒甫的Qzone博客<br>

<TR title="[%=@title%] -- [%=@count%]票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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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ext align=middle colSpan=2><br><IMG src="http://imgcache.qq.com/qzone/images/b.gif"></TD></TR></TABLE></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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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按：当年陈师寅恪先生游学东西洋数十年，识尽东西洋各学科各流派，而不敢轻诋国学而崇西学，故为旷代一大师；胡氏适之幸至北美谋得一学位，并极力局限于一流派，乃大倡西化而否传统，终成学界一笑柄；又梁师漱溟无丝毫海外阅历，仅凭自身刻苦求索而成一家，以中学资历而为北大名师。此三人掌故实乃可为今日邹恒甫事件作一注解也，更可引申对海归学者的全面审视。为了让青年学子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并认识到经济学理论探索和发展的真正所在，故重拾旧文一篇以明其道。</FONT><WBR><br><br>
<CENTE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海归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能够且已经做了什么？</FONT><WBR></CENTER>
<CENTE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告高等院校的院长、校长及主管教育的官员们（一）</FONT><WBR></CENTER>
<CENTE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朱富强 </FONT><WBR></CENTER>
<CENTER></CENTE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前文指出，当前经济学界把理论研究当成了自然科学来对待，强调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正因如此，为了与国际接轨，国内各个部门、各个高校都倾其全力引进海归人士，以致海归学者主导了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乃至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当然，尽管海归的引入对经济学的革新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当前学界对海归过于热捧，乃至似乎已经形成了海归拜物教，而大众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本身和海归本身的理论素养不足本身却往往一叶障目。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海归的理论素养严重不足，那些拥有显赫学术背景的大名鼎鼎人物一旦回国就聪明地进入了投行、ZF，而那些留在高校的，不是改行搞行政就是从事MBA的教育，这些都是邹恒甫先生看到而无法遏阻的；即使邹恒甫先生自己，也比较识体地进入世行搞扶贫工作。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海归本身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深知，如果遵循西方的那个套路，自己将“一事无成”；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却存在严重不足，否则，自己不从事理论探索，但为何又要引导学生重蹈此不通之路呢？记住：教青年学子不在乎教师说了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言传身教阿！正是在海归学者的主导下，经济学界充斥了追求数量和实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也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当前经济学这种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气很大一部分要由这些海归学者负责。事实上，海归学者之所以导致或强化了经济学界这种功利主义的学风，主要在于这样两方面原因。</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一方面在于海归学者自身。现代留学海外特别是专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其家境和抱负大都与一个世纪之前的陈寅恪等无法相比，因而他们留学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学位，从而谋得一个殷实而具有光明“钱图”的职业；这样，由于在海外是非常辛苦的，语言既不好而又想早日获得学位，必然要寻求一个主流化的学习捷径。正因为如此，当前这一群海归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为了真正的知识而到处“游学”，为了知识宁愿舍弃学位证书也不愿遵循体制在一个地方耗费太久；</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1]</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他们关心的是，学一套流行的研究方法，找一个相关的研究题目，赶快把论文完成。在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心态影响下，大多数留学生只要跟从导师教授的研究典范，“依样画葫芦”地可以模仿，也能够完成学位论文；因此，他们所读的专业书籍必然相当有限，往往是基于容易获得相应学分的考虑而选择课程，然后根据导师的要求做一个令导师满意而容易通过的论文，如果导师过于严厉的话则往往倾向于换一个要求较松的导师或学校。</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另一方面在于欧美学术的衰败。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日益功利化（仅仅为了获得职位以谋取生计，而不是出于学术理念），在这种氛围下，学者们不愿作长时间的著书立说，而是热衷于发表论文；而且，学术中功利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学研究日益步入一个形式化的路径，它极力追随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取得成果的生命周期要短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就日益“追随一个取材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设模式：理论的建立基于少数基本设想，它的内容应该简洁精确，以便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但这些检验只能暂时证明或者反驳这个理论，所有证明都是暂时的，因为不能排除将来某一个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推翻这个理论。所以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装点’自己的假设”。正因为如此，数量化成为经济学论文的主要倾向，特别是对那些刚入门的经济研究者而言更是如此，这当然也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研究方式。</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而且，基于这种环境，那些具有数理背景的人在国外学术界的生存就具有明显的优势；既然自己是凭数理立足的，这些海归学者在获得了学位后，也就想当然地以为经济学研究就应该如此，回国以后大力鼓吹数量化道路也就在情理之中。君不见，目前鼓吹数理和实证的不正是当年凭借理工科身份出去而摇身一变的“经济学家”吗？这是典型的经济人的学术风格。笔者不幸，无缘留学欧美，笔者也过于浅陋，对欧美教育体制也所知甚少；但就其形成的功利主义文化而言，则已略知其教育也不纯为求知之故。其实，愚顿如笔者者也能明白，在美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博士论文的写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的行文格式：首先选择一个可行性的题目，尤其是这个题目能够构建一个正规的数学模型；其次，构建出一个模型以后开始找一些数据来进行实证，最好是能够使用一个刚被提出来的新的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题目时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同时要考虑到这个题目可以分解为几个可发表的论文，从而保障毕业后尽快获得终身职位。显然，这是一个训练的基本模式，大部分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都遵循这个模式，为的是尽快获得学位或者奖学金而不是真正的学问，因而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实在知之少而又少；况且，在欧美学校中，要获得更多的学分往往伴随更多的学费，而这是中国留学生不能也是不愿担负的。</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尽管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是比较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博士阶段的训练仅仅是研究的一个入门，是对一种工具的训练，而不是经济学研究的本质；而且，欧美那些能够成为经济学大师的，以后决不限于这方面的机械套用，而是对整个社会现象内在机理的探索。事实上，林毅夫也承认，“华人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读大学时才到国外，拿到学位以后，又留在大学教书，所以虽然人在国外，其生活经验局限于大学校园，对于所在社会的现象仍然是置身其外，雾里看花，难以吃透。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没有社会内容的数理或计量方法较易取得成就，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较力不从心”。尽管如此，但绝大多数的海归们却由于生存的压力和知识的浅陋，对这方面实在知之不多，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有所作为；因此，我们说，尽管在国外获得学位的海归们在基础训练方面具有优势，这可以用于上课教学等，但对学科的整体发展真是非常寡知的，也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学术的内涵和发展的本质。而且，即使这些海归们取得了博士学位，但他们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之中，甚至在国外的一般性大学里都难以找到一个象样的工作；但是，一旦回来后这些海归们却俨然成了学术权威，这不仅体现在他所训练的建模方面，乃至扩展到对学科发展的所有方面。</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显然，我们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海归学者仅仅是受了些基础的研究训练，在表达工具和检验分析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训练，但根本上还没有涉及到笔者倡导的理论研究四层次中的前两个层次；但不幸的是，目前的学术界似乎对此一点不能、不愿或是不敢审察，相反却心甘情愿而盲目地跟随这些海归学者，以致全国的学术发展都为他们所左右了。在当前学术界，即使绝大多数的海归们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搞什么真正的研究；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和“理论”讲清楚，他们就会受到学生广泛的欢迎，而如果能够用原版教材进行授课的话，就会受到学生更为热烈的吹捧，甚至常常被誉为“真正的学者”。究其原因在于，在当前功利盛行的社会中，学生来课堂上听的是新鲜的趣闻而不是切实的思考，那些海归们往往时不时地讲一些海外经历或者引用一些英文词汇都会引得学生的“敬佩”；况且，熟悉这种“话语”还可以和美国的教育制度搭上线，从而有利于将来出去留学，至少也可以作为吹嘘的资本和自我精神的满足。</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学术界真正的思想往往都是来自非主流的，因为现在的主流就是以前的非主流，并在长期的主流化过程中被僵化了；而且，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经济现象的制造者“人”本身已经被社会化了，其思维和行为受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因此，不假思索地照搬西方的研究思维、分析方式及其相应理论反而会窒息对本国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台湾的杨国枢等就感慨说，“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对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试问，如果整个学术盲目地被这些“海归”牵着走的话，那么中国学术何时才能够出现真正的内发性的思想和经济理论呢！</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2]</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当然，主流的观点却认为，如果不通过海归们将西方学术大力引进，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如何能够赶超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这也正是各个高校大力引进海归学者的原因，有的学校竟然开始让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生转眼成为博士生导师。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是为接轨而接轨吗？事实上，这些海归们的所为真的有助于学术接轨吗？还是仅仅看到了“皮”，并为了私利而在刻意地“画皮”？一方面，在这些海归们看来，“像物理学家一样，经济学家的训练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譬如各类问题写作，也不是鼓励质疑基本原理。……虽然问题习作似乎是中性的，但学生学习接受的是某种特定的诠释。类推法不同于自由发问及作出质疑这些公认的科学方法，它引导学生把核心教材视为价值宝贵、无可置疑的专家共识”；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数学训练以及计量软件的使用，或者便是对几篇“经典”文章进行解剖性的模仿。</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3]</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结果，他们能够教导的主要是制作paper的技能，而不是教导学生如何认知社会的功能，更不是看待社会现象的理念；但是，就是他们这点脱离实际的邯郸学步，在当前却可以生活得有滋有润，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主流经济学本身正在创造日益扩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本应该潜下心来对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思想进行梳理的工作，人类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不可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由于欧美本身求新求变的短视思维造成了学术上的功利主义，而这种功利主义学风经过这些海归们的手而更加受到扭曲和变形。</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海归们在那短暂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掌握西方学术的真正精髓，但回国后为了显示其与国际接轨的能力，也为了能够在国内的学术中占据话语权，却不断地翻印着西方那些本因功利性而不断变动的肤浅学术，结果导致国内学者不但无所适从，而且也根本静不下心来从事真正的理论思索；显然，这也正是海归们所希望的，因为只有在变动中才能显示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大家都在静心搞学问就没有他们活动的舞台，因为他们自身也搞不出什么真正的学术来。当然，这种状况也是与近一百年来吾国吾民普遍的自卑情结分不开的，并由此产生了更为强盛的功利主义倾向，在物欲得到鼓励的今天更是气势恢弘；譬如，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就主张先多设学堂，改变风气，然后再行新政，而康有为却主张首先推行新政，结果，非但新政没有成功，文化也一落千丈。可见，当前国内种种学风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连最基本的周围现实都不作深入的理论探讨，所谓学术的赶超当然也就成了天方夜谈！</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总之，尽管无论在思维还是研究方法上，海归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转变都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片面性的学派选取以及功利主义的应用对真正学术的探讨也造成严重的窒息和僵化。启功先生说，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显然，由于盲目宣传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而传播这些理论的人更是功利主义的，那么，试问：在深受“知行合一”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能够期待青年学子从事真正的学问探索，承担真正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如此，笔者告诫那些拥有话语权以及深受其影响的青年学子们，要全面而客观地审视海归学者们对学术发展的真正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经济学研究目的及其基本思维有全面而系统的认知，这也是笔者在《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主旨。</FONT><WBR><br><br>
<CENTER></CENTE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1]</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陈寅恪很早就道明，“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惟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称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衡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使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谓世界之富商。然若翼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则绝难必也”。萧公权也曾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现实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致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就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在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2]</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当然，笔者这里丝毫没有夜郎自大或者关门主义的味道，既不认为海归学者一无是处，也不是说国内传统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传统思维或“土鳖”的主导下会更好；但是，笔者确实认为，海归学者至少应该对当前经济学界功利和浮躁的学风负部分责任，尽管传统的学风并不见得更好。因此，这里只是就笔者最近的思考作一些感慨；希望能够更全面地吸收海归们所受训练中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舍本逐末，或者甚至是抛弃传统中精华，而专门吸收外来的糟粕。然而，迄今为止的中西结合恰恰表现出一种恶恶相加的现象，相互强化，共同败坏了我们的学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正如钱穆所说，“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当前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正是如此。</FONT><WBR><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3]</FONT><W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 size=3> 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教导学生只要看几篇paper，就可以在此基础上作理论的发展了；实际上，他们有几个能够从paper中发现其内在的思想？一方面，由于篇幅有限，杂志上的paper难以深入地分析思想的传承和逻辑，本身的阐述也言之不祥；另一方面，不阅读paper 所列举的相关著作或者作者相关的系列分析，也根本无法把握原作者的基本思想、产生逻辑以及历史条件；同时，如果不对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相关问题分析所有探究，就根本无法找到思想的洞见和从中寻找真正发展的思路。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主张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所谓“前沿”的paper上，在中国尤其如此；这种研究看似热闹，理论也看似每天都有新的发展，但实际上根本毫无意义，浪费人的精力和时间，也浪费社会的财力和物力。实际上，人类的思想根本上体现在那些大师级学者的经典著作上，只有通过这些大师著作的交流，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而且，只有系统的专著论述，那些作者才可能提出真正的思想，因为只有经过这个过程，这些作者自己才会发现自己理论和逻辑中的不足，或者这种不足才得以全面地呈现在作者面前。当然，在已经失却了自我的中国学术和学者面前，他们会强调这是西方学者的取向和规范，但殊不知，当前这种过分重视文章以及文章铺天盖地正是由于美国功利主义日益膨胀的结果，美国的大多数学者根本上也不是为了真正的学问；而且，欧美着眼于paper上的研究也有其一定的条件，因为相关研究人员主要经历都在研究上，对所参考的paper提出的新的观点有充分的了解，对其所参考的文献也了如指掌；但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大多数精力都在放在“制作”课题、“炮制”建议以及从事行政事务乃至专注于搞各种人际关系上，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学术声誉或者为了职称升迁乃至为了获得金钱奖励而派生出的写作或发表文章的欲求，在这种前提上，也参考几篇流行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研究”，无非是为了扩大参考文献的数量或者是东施效颦、拾人牙秽而已，如何能够有真正的理论发展呢？</FONT><WBR><br></DIV></TD></TR></TABLE></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1 16:58:3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