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秩序里的市场民主：说教和现实 [推广有奖]

新自由主义秩序里的市场民主：

说教和现实

　　　　　　　　　　　　　　　诺姆·乔姆斯基

　　［编者按：本文是乔姆斯基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首次访问南非时在开普顿大

学的演讲。］

　　应要求我将就学术自由和人类自由的一些问题做个演讲，这可以有很多种讲法，而

我将选择些简洁的方法。

　　没有机会的自由只能是恶魔的礼物，而拒绝提供这种机会则是犯罪。弱者的命运更

能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今天离真正能称得上是“文明”有多么遥远。就在我演讲这

段时间里，就会有1000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而两倍于这个数目的妇女将由于缺少

简易的治疗和护理而难产死去，或是留下残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为战胜这种灾

难，而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将需要“发展中国家”每年军费开支的四

分之一，也就是约美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十。若是真的想严肃地讨论有关人类自由的话

题的话，那么，就得以这样的现实为背景。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深刻的社会危机很快能得以缓解。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过去几

年里，暴政垮台，科技增长前景喜人，种种其他迹象也都昭示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权

势阶层的论调中充满着信心与洋洋得意：前途已知，且别无他途。其基本主题表达得铿

锵有力，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获胜，是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一套政治经济原则的胜利

。”这些原则是：“未来的浪潮──在未来，美国既是秩序的维护者，又是学习的榜样

。”我所引用的是《纽约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的话，但大家都耳熟能详，在世界许多

地方都被重复着，甚至连其批评者也将它视为基本属实而予以接受。这一说法也被阐释

为“克林顿主义”，它宣称我们的新使命是“巩固已获得的‘民主和开放市场’的胜利

。”但在一定范围内仍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极端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者们”极力主张

致力于传统的慈善使命；另一个极端，“现实主义者们”反驳说我们也许无力推动这场

“世界改良”的伟大使命，而且不应只顾服务他人，不顾自我利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存在一条通向更美好世界的途径。

　　在我看来，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目前的各种公共政策讨论和以往汗牛充栋的讨论一

样，它们与现实的政策几乎毫不相关：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强国，都不是以“世界改良

论”为指导。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正遭受着攻击，包括在主要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民主这

个词，就其深刻的含义来说，意味着让人们去管理他们集体的或个人的事务。在某些方

面市场也有这个特点。而且对民主的攻击是和市场有关的。这根植于大公司的权力。大

公司内部是极权主义的，公司间的联系以及公司对国家权力的依赖都在不断增长，而不

对民众负责。随着对第三世界进行调整的社会政策在全球的推广，它们的无穷的权力还

在日益增长，而这又给它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和特权。与此同时，正如200年前美国民主的

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所预言的那样：“生活在最艰难困苦中的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悄悄地叹气，渴望着上帝能给他们带来更为平等的分配。”这些政策选择仅在英美

两国社会中有过论证，却推向了全世界。它们不能归因于所谓的“自由市场以它的无穷

而神秘的智慧所作的决定”，也不能归因于“‘市场革命’的无情清扫”，“里根式的

粗俗个人主义”或者一种“全部由市场决定的‘新正统’”。以上引言基本上是左倾的

或偏左的人所说的，有些还是有相当批判性的。中间派和右派那里的分析也差不多，但

通常是带着赞美的口气。然而，现实却是：国家干预仍一如既往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有关政策的基本要点完全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时下的政策版本，反映了十五年

来“资本对劳工的主宰”，这是商业媒体的原话，商业媒体常常坦率地说出具有高度阶

级意识的商业集团的看法，商业集团搞阶级战争是很投入的。

　　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有根据的，那么通往一个更公正、更自由的世界的道路，

就和由权势阶层所指定的大相径庭。我并不希望在这里形成这样的定论，而只是提醒人

们，这样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值得仔细考虑。同时也进一步指出：目前流行的说教之所

以能存在下去，就在于努力“将公众的思想都捏造成一模一样，正如军队将士兵都捏造

成一模一样”，这句话，是借用了罗斯福－肯尼迪传统自由派人士、德高望重的爱德华

·伯尼斯(Edward Berneys)在他的公共关系业的经典手册中的名言，他是这一行业的缔

造者和头面人物。

　　伯尼斯说出了他在伍德罗·威尔逊当总统时的国家宣传机构即“公众信息委员会”

里工作的真实经验。他写道：“当然了，是战争期间宣传上的令人震惊的成功，才使各

行各业中的少数聪明人士大开眼界，使他们注意到有可能将公众的思想捏造成一个模子

。”他的目标，是将他的经验适用于“聪明的少数人”的需要，主要是商业界领导人，

他们的任务是“对大众的习俗和观点进行有意识的、巧妙的操纵”。这种“舆论一致的

工程”正是“民主过程的精华”，伯尼斯写这段话是在1949年，不久之后，因为他的贡

献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颁奖。“控制公众思想”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清楚了，因

为人民大众的斗争成功地扩展了民主的范围，通常被动的、漠不关心政治的民众开始组

织起来、尝试着登上政治舞台去追求他们的利益和需求，这时，自由精英们所谓的“民

主危机”出现了，安定和秩序也受到了威胁。这正是伯尼斯所解释的，伴随着“普选权

与全民教育制……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在普通大众前发抖。因为大众想成为国王。”

很幸运，这种倾向已经被扭转了，一些人如愿以偿，一种“塑造大众的思想”的新方法

发明出来了，并很快付诸实施。

　　相当引人注意的是，在世界上两个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里，都逐渐认识到：必须将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系统的高度成功的经验运用到政治斗争的组织中，英国保守党主席

70年前正是这样提出的，威尔逊派的自由主义者在同一年里也在美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包括公众中的知识分子和正在发展中的政治科学这门学科的有名人物。而在西方文明

的另一个角落，阿道夫·希特勒则发誓：在下一次的宣传战中，德国将不会被打败，同

样也设计了他自己的应用英美宣传经验的方式，以便在国内政治战争中运用。

　　与此同时，在商业世界里，谨防着“群众对政治权力最新觉醒”而使“企业面临的

风险”，还必须“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来赢得人们的头脑”，以及“用资本家的故事灌

输给市民们”直到“他们能够高度保真地重播这些故事”；诸如此类的努力，铺天盖地

，成效惊人，构成了现代历史的中心主题。

　　为了发现那被宣称为“未来的浪潮”的“政治和民主原则”的真实意义，当然有必

要抛开浮夸矫饰的炫耀和公开的声明，而去调查实际情况和内部文献记录。对特别案例

的仔细检查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这些案例必须仔细选择，才能得出准确的图案。这是

自然的指导方针。一种合乎情理的途径是：采用教条学说的提倡者本人亲自选择的例子

，作为他们“最有力的案例”。另一种是调查那些影响力最大而妨碍又最小的记录，这

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操作原则的最纯粹的方式。如果我们想判断克里姆林宫的“民主”

和“人权”的意义，我们可以不必关注《真理报》上对发生在美国的种族主义或美国支

持的代理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郑重揭露，更不必考虑这背后动机是否高尚。更能说明问

题的，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状况。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也同样适用于“秩序维护

者和榜样”角色。拉丁美洲是明显的实验地，尤其在中美加勒比地区。在这里，华盛顿

几乎一个世纪没有遇到特别的挑战，所以政策的指导原则，和今日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在我们考察这一地区的状况时，就被清楚地揭露了。

　　耐人回味的是，这种考察几乎没人做过，而如果提出来的话，就会被遣责为极端主

义者或者更糟。我把这留给读者作练习，只是提醒：有关结果对于我们了解即将成为“

未来的浪潮”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会有很大帮助。

　　华盛顿所宣称的“民主的十字军东征”，在里根年代，以拉丁美洲为首选的地域，

以极大的狂热来推行。结果通常被作为一种演示，表明美国是如何地成为“我们这个时

代中民主运动胜利的鼓动者”，这里引用的是美国自由主义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杂志的编

辑们的话。一位作者散福德·拉科夫(Sanford Lakoff)特地指出“历史性的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就是潜在的民主化运动的工具。他写道：传统上受美国影响的地区的国家，在

经受了“军事的干预”或是“恶性的内战”之后，而正朝着民主发展。

　　让我们先来更仔细地研究这些最近的个案，一些是自然地受到美国压倒性影响的个

案，还有一些是经常性地被挑选出来以显示“美国使命”的成就和承诺。

　　拉科夫提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正是那些试图保护国内市场的“既得利益

者”，也就是那些阻止外国（主要是美国）公司进一步控制本国社会的人。我们这下明

白了：随着决策权更多地落入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暴政手中（而且，主要还是外国的），

民主就得到了增进。与此同时，公共领域要进一步地萎缩，因为国家必须“极小化”，

以便与胜利了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相一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指出：

新教条代表着“偏离开多元的、参与性的政治模式，趋向于权威主义的、技术官僚模式

的巨大转变”，这与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一些主要因素是非常符合的，它的

另一种变体，即是列宁主义模型，这两种模型远比通常人们认识的要接近。仔细思考这

些不言而喻的推理，我们可以对民主和市场这些概念在操作上的意义就有了深刻的了解

。

　　拉科夫没有详细调查拉丁美洲的“民主的复兴”，但他引用了一份对80年代华盛顿

“十字军东征”的作出过贡献的学术资料。这份资料的作者是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

s Carothers)，他把“内部知情人士的看法”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曾参与了里根政

府的“民主增进”计划。卡罗特斯认为华盛顿政府“竭力推进民主”的热情虽然是真诚

的，但却是个极大的失败。而且，这个失败是系统性的：在南美，民主有真正的进展，

对此里根政府一般是反对的，后来，看到这个进展已经不可逆转了，里根政府就归功于

己。哪里华盛顿的影响力最弱，哪里就向民主方向发展；哪里华盛顿一言九鼎，哪里的

民主就止步不前，即使有进步，美国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或是负面的。据此，他得出一

个结论，就是美国总寻求保持“不民主社会中的基本秩序”，并且避免发生“以大众为

基础的转变”，“这就不可避免地只是寻求有限度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变革，这样的变

革不会威胁传统的权力结构，这些传统权力结构和美国是长期的盟友。

　　最后一段需要注释，“美国”这个特定名词一般是指美国国内的权力结构；“国家

利益”是指这些集团的利益，它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没有太多的联系。因此结论是：华盛

顿只要自上而下的民主，而并不想威胁到与美国权力结构结成长期盟友的那些传统权力

结构。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历史上也不是什么的新鲜事。

　　为了理解这个事实的意义，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议会民主的本质。美利坚合众国

是一个最典型的个案，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它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坚固耐久的民主制度

。另外，美国也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接近一个“模型”的国家。美国可以“要多好有多

好”，汤马斯·潘恩在1776年这样说道：“她有一张白纸，可以画任何图画。本土社会

被近乎连根拨去，也没有什么早期欧洲社会结构的余孽。美国的社会契约和社会福利支

持很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那些东西都扎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制度里。极大程度上

，社会政治秩序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构造实验

，但美国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近乎于“理想案例”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而且，宪法体系的缔造者是一位精明、冷静的政治思想家－－詹姆斯·麦迪逊，他

的观点基本都得以实施。在关于宪法的争论中，麦迪逊指出：在英格兰，如果选举制度

“面向所有阶层的人，那么地主的财产将变得很不牢靠。一项农业法将很快取而代之，

”把土地分给无土地者。他坚持认为：他和同僚们所设计的系统必须要防止这种不公正

的产生，必须“保证永久国家利益的安全”，即财产所有权。麦迪逊宣称：“保护富裕

的少数人以防多数人的侵犯是国家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治权力必须掌握在

“国民财富”手中，即掌握在那些足够认同财产权、并对财产权提供安全保护的人手中

，而其他人则将被边缘化、分割化，只能享有有限的公共参与。研究麦迪逊的学者，一

致认为：“美国宪法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贵族文件，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抑制当时的民主

倾向”，将权力交给那些“杰出类”人士，并将“那些非富人、非名门之后、非达官显

要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这些结论，经常被一些人所冲淡，他们认为：麦迪逊和宪法

体系，一般来说，试图平衡公民权和财产权。但这种理解是误导的。财富并没有权利。

在理论与实践中，“财产的权利”意味着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特别是物质财产，这一项

个人权利必须优先于所有其它的权利，和其他权利都有重大不同，因为：一个人对财富

的所有权是建立在对其他人对该财富的所有权的剥夺之上。阐明事实以后，我们就可以

懂得“国家属谁所有，就该谁统治”这一原则的力量了，这是麦迪逊有影响的同僚约翰

·杰(John Jay)最欣赏的格言之一，杰的传记作者这样写到。

　　你可以象一些历史学者们那样争辨：当国土被征服、占领后，这些原则将随着本土

居民的被驱逐或被消灭而失去作用。不管如何估计那些岁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这些

立国原则表现出新的更加压迫性的形式。当麦迪逊讲“人的权利”时，他指的是人。但

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和公司形式的企业增加，赋予了这一名词全新的含义。在一份现行

官方文件中，“个人”被广泛地定义为包括任何个人、分支机构、合作企业、合作团体

、协会、不动产机构、信托机构，公司或其它组织（不管是在哪个州的法律下组成的）

或任何政府实体，这个定义无疑将震憾麦迪逊和其它先贤们，这些人的思想根植于启蒙

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这是前资本主义的思想，因而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

　　这些在人权和民主概念上的巨变并非首先由立法机关引出的，而是归功于一些司法

审判的结果和知识分子的评论。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人造实体而没有权利，

现在被赋予了个人所有的一切权利，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们是“不死的法人”

，有着巨大的财富和权势。而且，它们也不再被州宪章指定为特定目的，而可以基本不

受限制地去扮演任何角色。把超级权利提供给“集体主义的合法实体”的智识上的背景

，存在于黑格尔派的学说中，并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基础：有机的实

体的权利凌架于那些个人之上的观点。保守的法律学者激烈抨击这些新的概念，认为它

们腐蚀了“权利只能内在于个人”的传统观点的根基，同时也腐蚀了市场规律的基础，

但新的专制式的原则被制度化了，并且遵循着它的原则，工资劳动也被合法化了，19世

纪大部分时间中，主流的美国思想认为工资劳动比奴隶劳动的好不了多少，这不仅是兴

起中的劳工运动的看法，也是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物的看法，以及共和党以及体制

内的传播媒介的看法。

　　这些都是和了解市场民主有重大关系的话题。我再次在这里强调它们。物质上和思

想上的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外的“民主”反映出我们在国内所寻求的模式：“自上

而下”的控制，大众处于观望地位，不参与决策，排斥那些“愚蠢的、爱管闲事的局外

人”，这就是主流的现代民主的原理。我刚刚引用过的话，恰恰是瓦尔特·力普曼(Wal

ten Lippmann)关于民主的论述。他是本世纪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记者。但总的观

点是标准化的，有着根深蒂固的宪法传统，尽管宪法已在集体主义的合法实体的新时代

被极大地修改了。

　　再回到美国指引下“民主胜利”这个话题，不论拉科夫还是卡罗特斯都没有问：华

盛顿是如何维持那些高度不民主的社会的传统权力结构的。他们的话题并不是使成千上

万的人无家可归、留下数以千计被折磨死的、被肢解的尸体以及毁灭性灾难的恐怖主义

战争，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教会作对的战争。当教会采纳了“给予穷人优先权”

的办法、试图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正与民主权利时，教会就变成了

敌人。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八十年代的恐怖十年，开端于一位成为“沉默者的代言人”

的大主教被谋杀，结束于六位选择了同一道路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员被暗杀，凶手都是由

“民主十字军东征的胜利者”所武装和训练的恐怖主义军队之手。我们应注重这样一个

事实，在中美洲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受到双重的谋杀：既被强制保持缄默，又被谋

杀，他们的言论，或准确地说，他们的存在，在美国都是鲜为人知的，而不象来自敌国

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推崇备至，受到广泛关注，我想这大概是另一种文化普遍

现象吧！

　　然而这类事情在胜利者所陈述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拉科夫的研究，在这方面颇具

典型性：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提及“军事干预”和“内战”，而是什么外部因素的干预

则根本不提。但是，这些事情将不会被很快忘掉，因为人们试图更好地领会：如果一切

都按现存的权势结构照办的话，“塑造未来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尤其说明问题的，是拉科夫关于尼加拉瓜的描述，这又是非常典型的：“民主选举

之后，内战结束了，一项更艰巨的努力开始了：建设一个更繁荣、更自治的社会。”而

历史事实却是：超级大国一直在攻击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超级

大国加强了战争攻势。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是在很多组织和观察人员的仔细监督之

下进行并公认合法的一次选举，监督这次选举的组织有：拉丁美洲学者职业协会、爱尔

兰及英国议会的代表团和其它的组织，其中包括不友好的荷兰政府的代表－－该政府对

里根当局的暴行是相当支持的，还有中美洲民主的首要人物－－哥斯达黎加的何斯·非

古雷斯(Jos Figures)，他也是一位带着批评态度的观察家，但他认为：这次选举是合法

的，何况“这个国家还在遭受着侵略”，他呼吁美国政府允许桑地诺阵线“完成他们以

和平方式所开始的工作，他们有资格这样做。”美国政府强烈反对举行选举，并力图破

坏它，因为担心民主选举可能干扰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战争。但这种担心是多余

的，因为教条体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个体系十分有效地阻拦住了任何报导，心领神

会地遵循了国家宣传口径：“选举完全是个骗局！”

　　另一件被忽视的事实是，在尼加拉瓜下一次选举日期来临时，美国清楚地表明：除

非选举结果符合自己的要求，否则尼加拉瓜人民将继续是非法经济战和“非法使用武力

”的对象，美国的这些作法早已遭到国际法庭的遣责，并被要求停止，当然这是徒劳的

。这次尼加拉瓜选举的结果是美国可以接受的，美国舆论于是爆发出兴奋的欢呼，这告

诉我们很多东西。《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算是

在独立性、批评性上走得最远的，连他都说：他对华盛顿“民主与和平的实验表示崇拜

倾倒”，并且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浪漫的年代”。但实验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因此

《时代》杂志，虽然也加入到庆祝“民主在尼加拉瓜的迸发”的欢呼声中，却坦率地承

认：“毁灭其经济、与其进行长期的、血腥的代理战争，直到当地人民被耗尽、对政府

感到厌倦，自己起来推翻它，”该杂志接着说，这对于我们来说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而使受害的国家留下一片“断垣残壁、停水断电和田园荒芜”，还给华盛顿的政客提

供了一个“能赢的话题”，结束了“尼加拉瓜人民的贫困”，更不用说停止了恐怖活动

，这一条还是不提为妙。对尼加拉瓜人来说，战争的代价很难被称作“微不足道”，卡

罗特斯提到：战争中死亡人数如以人均来看，大大地超过了美国南北战争和二十世纪所

有战争中美国人损失伤亡的总和”。这是“美国公平竞争原则的胜利”－－《纽约时报

》的头版头条这样欢呼雀跃着说，它使美国人“感到举国快乐”，就象阿尔巴尼亚和北

朝鲜式的“举国欢乐”那样。

　　这个“浪漫的年代”的手法，以及开明人士圈子对此的反应，让我们更加了解“胜

利了的民主原则”。它们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尼加拉瓜“重建繁荣和自治的社会”

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错，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而且对于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来说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人口的大多数所面对的是经济和社会的灾难，这一

切都是依附于西方的国家中所常见的。请注意，恰恰就是这个案例，使编辑们拍手称庆

，欢呼“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胜利令人鼓舞”，加入了热情的大合唱。

　　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胜利者的法则：同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敦促：华盛

顿的战争必须是冷酷无情的，无论多少人头落地，也要给“拉丁式的法西斯分子”以军

事支持，因为“美国的首要关注是高于萨尔瓦多人权的”。编辑迈克尔·金斯莱(Micha

el Kinsley)这个在主流评论和电视辩论中代表“左派”的家伙，煞费苦心地告诫说，要

反对那些针对华盛顿攻击非军事性的平民目标政策的轻率批评。他承认，这种国际恐怖

主义行为“引起了极大的平民伤亡”，但他也认为，如果“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投

入了大量的血肉与苦难”能产出“民主”的话，那么国际恐怖主义“将是完全合法的”

，而“民主”则要由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来定义。开明的观点认为，恐怖本身并无内在价

值，它必须满足实用的标准。金斯莱后来评论说，所希望的结果已经达到：“让尼加拉

瓜人民穷困潦倒，恰恰是这场反政府战争和同时进行的经济禁运、否决国际发展贷款的

目标”，战争连同这一系列措施“把经济摧毁，引发经济灾难，而这可能就是获胜的反

对派手中最好的竞选话题”，但他话题一转，加入到欢呼1990年“自由大选”的“民主

的胜利”的声浪中去了。

　　美国的仆从国也享有类似的特权。在评论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行动时，15年前曾生

动地报导过以色列第一次大举入侵活动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国外新闻编辑格林威(H.

D. S. Greenway)这样评论说：“如果炮轰黎巴嫩的村庄，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把平民

难民向北驱赶能够巩固以色列边境安全，削弱阿拉伯人圣战派游击队，并促进和平进程

的话，我将会象很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样说，这样做下去吧。但历史并不偏爱以色

列在黎巴嫩的冒险行动，这些行动没解决丁点儿问题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以这种实

用的标准看，对于平民的屠戮，对成千上万难民的驱赶及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蹂躏，仍

然很难为之辩护。

　　我想，在这里［指南非－－译注］，从不远的过去找出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不难的。

　　记住，我所一直引用的有关言论，都属于体制内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忠实反对派”

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左派”。这就更说明问题，让我们更加了解优胜者的原则，及

其赖以存在其中的主流思想文化。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里根政府时不时指控尼加拉瓜计划从苏联进口喷气式截击机（

美国已强迫它的盟国拒售飞机给尼加拉瓜）。鹰派要求立即轰炸尼加拉瓜。鸽派则认为

，应该先查清这项指控，如果属实，那美国将不得不轰炸尼加拉瓜，头脑清醒的人明白

尼加拉瓜为什么想要喷气式截击机：为了保护尼加拉瓜的领土不受中央情报局高空侦察

的侵犯。中央情报局给在尼的美国傀儡军队提供补给，并向他们提供最新情报，以便他

们能按照指令，对没有防卫能力的“软目标”发动袭击。这个不说出的前提是：任何国

家都没有保护平民不受美国攻击的权利。这个原则虽然受到了挑战，却是一个很有趣的

例子。看看我们能否在别处找到它的“副本”，那将很说明问题。

　　美国进行恐怖主义战争的借口是自卫，这是官方的标准辩护，可以为任何穷凶极恶

的行为、甚至纳粹大屠杀那样的行为来辩解。事实上，里根就发现“尼加拉瓜政府的政

策与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构成了非同寻常的极大威胁”，因此于1985年5月2

日宣布“处理威胁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些话竟未遭到嘲笑。其它人们的反应就有所不

同。在1961年，为了回复肯尼迪关于组织联合行动打击古巴作法，一位墨西哥外交官是

这样解释的：他说墨西哥不能参加，“因为如果我们公开宣布古巴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

的话，四千万墨西哥人民都会笑死的”。西方国家更英明的观点，则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等严重大事不苟言笑。以同样的逻辑，苏联拥有足够的理由去袭击丹麦，因为它对苏

联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波兰和匈牙利寻求独立时，就更有理由进攻它们。这样的借

口，居然被一再地拿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征服者的思想文化的一个有趣注解，也暗

示着：在未来有什么样的东西等着我们。

　　古巴事件清楚地说明了冷战借口的实质，也说明了真正的操作原则的实质。在过去

的几星期中，这一切又再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华盛顿拒绝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关于

欧盟反对美国禁运的裁决。美国的这项禁运是空前严厉的，它已被美洲国家组织谴责为

对国际法的侵犯，联合国也多次近于全票通过加以谴责；而且近来这项严厉制裁扩展到

了不服从美国命令的第三方，这再次侵犯了国际法和贸易协定。如《新闻记录》所报导

的，克林顿政府的官方反应是：“欧洲所反对的，是美国三十年来一贯的对古巴政策，

该政策一直上溯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全部目标都在于促使哈瓦那政

府下台”。克林顿政府还表明，世界贸易组织“完全没权利插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

并且无法“强迫它更改美国自己的法律”。

　　就在同一时刻，华盛顿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盛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间通讯协议的

达成，并认为“它将成为对外政策的新工具”，可使用它来强迫别国根据华盛顿的要求

来改变别国的法律及其行为，恰恰是把这些国家的通讯系统交给主要是美国的几家大集

团公司，这是对民主的又一次严重打击。但世界贸易组织无权迫使美国更改法律，就像

国际法庭无权迫使美国结束美国的国际怖主义和非法贸易战一样。自由贸易和国际法就

跟民主差不多：是个好想法，但行得通行不通，要看结果是否对美国有利，而不是看过

程是否公平。

　　美国对待世界贸易组织裁决的推理，可使人联想到美国拒绝国际法庭关于尼加拉瓜

指控的裁决的官方理由。在这两个事例中，美国拒绝了裁决，其理由无非是：判决将不

利于美国。于是，以简单逻辑来看，世贸组织和世界法庭两者都是不适用的机构。美国

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解释说，在40年代当世界法庭的判决为美国所接受的时候，联合国中

大多数成员，“都是美国的盟友，并同意美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但现在有很多成员

国，指望不上它们对联合国宪章的认识，和我们保持一致的观点，“这些国家构成大多

数，它们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经常反对美国”。既然不能保证美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美国现在就必须“把权力收回，而根据具体案例来决定国际法庭是否对我们有裁决的

权力。”美国坚持这样的原则：“美国不接受任何实质上涉及美国国内司法判决的强制

性裁决，是否涉及，要由美国来决定”，而这里所谓的“美国国内事务”，当时是指美

国攻击尼加拉瓜。

　　和知识分子的一般意见一样，媒体也认为，如果世界法庭的判决不利于美国，那么

该法庭本身就丧失信誉了。该裁决的关键性部分从未在美国报导，其中包括：美国对反

政府方面的援助属军事援助而非“人道主义”援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权威言论中，却

从来是“人道主义”援助，一直到最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战争、贸易战和颠覆性外交

，给我们带来了“美国公平竞争原则的胜利”。

　　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我们不必纠缠于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生死存亡取决

于能否扼杀古巴的经济。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理论：美国有权颠覆它国政府，在这个

案例中，美国的手段是侵略、长期的大规模恐怖行为、经济扼杀，因此，国际法和贸易

协定是与之毫不相干的。优胜者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再一次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克林顿政府的宣言未受任何挑战便通过了，尽管在局部细节上遭到了历史学家阿瑟

·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批评。施莱辛格写到：“该宣言涉及肯尼迪当局的

古巴政策，但是，克林顿政府错误地理解了肯尼迪政策。”主要的担心是：古巴是“西

半球的捣乱者”以及“与苏联的关系”，他这么解释道。但这些目前已成为过去，所以

克林顿政策是过时的，除此之外，倒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施莱辛格让我们得出这样的

结论。

　　施莱辛格没有解释“西半球捣乱者”以及“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短语的意思，但

他在一个秘密的场合曾解释过。在1961年早些时候，施莱辛格出使拉丁美洲结束后，在

向即将就职的肯尼迪总统的报告中，仔细讲述了卡斯特罗的“捣乱”，也即是克林顿政

府所说的古巴在努力“破坏拉丁美洲部份地区的稳定”：“卡斯特罗的思想在扩散，他

主张人们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施莱辛格补充道。“［

在拉美］土地以及其他形式国民财富极大部分是分配在有产阶级手中，……穷人和被剥

夺了正当权利的人们，受到了古巴革命的鼓舞，现在正在要求能够过上象样的生活”。

施莱辛格也解释了“与苏联的关系”的威胁：“与此同时，苏联侧立在旁边，源源不断

地提供着大量的发展贷款，并以自己为样板，显示如何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达到现代化

。”在华盛顿和伦敦那里，“与苏联的关系”被作着类似但更广泛的理解，这从八十年

前冷战发源时就开始了。

　　了解了这些（秘密的）关于卡斯特罗“破坏安定”、“西半球的捣乱者”以及“与

苏联的关系”的解释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冷战的实际情况，这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也不得不放过不讲。毫不奇怪，尽管冷战已经渐渐在记忆中淡化，冷战的基本政策

仍一如既往。正如同：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同样的政策就已经在执行了：对海地和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残忍而毁灭性的侵略，只不过是打着“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旗帜下的

“全球改良论”的例证之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肯尼迪政府以前，就制定了推翻古巴政府的方针。卡斯特

罗在1959年1月份夺取了政权。到了6月份，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必须推翻卡斯特罗政府

。来自美国基地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3月秘密作出正式的决定：推翻

卡斯特罗政府，要建立一个“更忠诚地服务于古巴人民真正利益和美国政府更易于接受

的政府。”并附加说明，执行这一决定时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抹去美国干预的任何

表面迹象。这是因为预料到拉美即将会有所反应，以及减轻教条的宣传人员在美国国内

的负担。那时，和施莱辛格的看法相反，所谓的“与苏联的关系”及“西半球的捣乱者

”还根本没有。中央情报局估计卡斯特罗具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今天的克林顿政府也有

相似的证据）。肯尼迪政府也认识到，美国的做法违背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及美洲国

家组织宪章，但这样的问题未经讨论就被抹掉了。这是解密后的纪录所披露的。

　　让我们转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这个“历史性”的协议将有助

于墨西哥国内美国式民主的发展。仔细考察一番又是富于启发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是连冲带挤勉强通过国会的，普通公众强烈反对，但是它得到了来自商界和传播媒体的

压倒一切的支持。媒体上充满了兴高采烈的承诺，保证对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和掌握着最先进的估算模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充满信心地作这种预测，

尽管先进模型对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测刚刚惨败，完全没预测到协定的恶性

后果，但现在非让人们相信这次预测不可。完全受压制的是技术评估办公室（国会研究

机构）的一份详细的分析，它得出结论：计划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北美的绝大多

数民众有害，并提议对其进行修改，这样可使协定的受惠范围比投资和金融的小圈子有

所扩大。更为说明问题的是另一份同样被压制了的、反映美国劳动运动官方立场的分析

报告，给出了相似的分析。与此同时，劳工受到苛刻的指责，被说成是“带着倒退落后

、蒙昧的看法”、“使用粗俗的威胁手法”、“害怕变化、害怕外国人”。我这次仍然

是仅从有关言论的极左端取例分析，刚才所引用的话是安东尼·刘易斯的。很容易说明

，这些指控是不成立的，但这些言论是这场令人激动的民主的运作中唯一可以被公众所

听到的。进一步的细节更为有启发，这在当时的反对意见派的文献里有所记录，但没有

为公众所知，也不可能进入到官方批准的历史中去。

　　到今天，随着事实本身的到来，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神奇作用的童话已经被静悄

悄地收藏起来。再也没有人听到种种动听的许诺，比如，出现成百上千的新工作，或者

其他什么巨大的利益等着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取而代之的是“特别温和的经济观点”－

－“专家的观点”－－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会带来什么显著的影响。《华尔街日报

》报导说：“政府官员们感到受挫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说服选民们：威胁并不会伤

及他们”，那些工作机会的丧失“比罗斯·佩罗(Ross Perot)所预计的要少”等等，佩

罗之所以被允许进入主流的讨论，是因为他的看法经常过于极端，从而很容易遭到嘲笑

（而OTA、劳工运动、不遵循党派路线的经济学家还有持反对观点的分析家们就不被允许

进入主流讨论）。“靠讲出真相来和批评家们论理是非常困难的－－真相是：贸易协定

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一位政府官员沮丧地说。被忘掉的是：当威风显赫的民

主实验全力向前发展的时候，真相将是什么样子。

　　当专家们已经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贬低为“没有显著的影响”，把原先“专家的观

点”打入了记忆的冷宫的时候，如果“国家利益”能扩大为包括普通民众，一个没有那

么“特别温和的经济观点”就会进入舆论焦点。1997年2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

，联邦储备主席格林斯潘对“可持续的经济扩张”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工作安全感

下降，导致工资增长受到了不同寻常的限制－－看起来，这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必需品。

1997年2月总统的经济报告，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甚为骄傲。报告以“劳动力市场制度和

行为的变化”这种拐弯抹角的描述，作为“显著的工资限制”的因素之一。正是工资限

制支撑了经济的健康运行。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劳动秘书处的一份题为《关于突然关闭工厂对三国工人结社自

由权利和有权组织工会原则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说明了那些“良性”变化的原因之

一。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规则，这份调查是由于电信工人控告斯普林特(Sprint)公

司非法使用劳工而引起的。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支持了这项控告，它在拖了几年后

对斯普林特公司处以了轻微的处罚，这是其标准的作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份调查

，由康乃尔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布朗芬布列纳(Kate Bronfenbrenner)执笔，已经在加拿大

和墨西哥获准发表，但克林顿政府还不准发表。报告揭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罢工的

显著影响。由于雇主威胁要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大约一半工会组织活动都被瓦解。例如

：在有工人组织活动的一家工厂前，挂着“可移往墨西哥的工作”的牌子。这种威胁并

非空穴来风，如果工会组织运动成功，雇主们就全部或部分关闭工厂，这个比率是北美

自由贸易区成立前的三倍（现在大约15%），一些流动性较大的企业（如制造业、建筑业

）关厂的威胁甚至更高两倍。

　　调查中论及的这些活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却只被人们当成一个技术细节，和那些

美国因拒绝接受裁决而违反国际法和贸易协议的事情作同等看待。里根政府使那些工商

界人士明白，他们非法的反工会活动将不会受到国家的阻碍，因为国家自己就是犯法的

，里根的后继者也持同样的立场。从那时起，毁灭工会的行动发生了很大效果－－或者

客气点说，带来“显著的工资限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行为的变化”，给一个落后

的世界提供了自己引以为荣的经济模式，而这个落后的世界还没有领悟到：优胜者的原

则引导的是自由和公正之路。

　　主流舆论之外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目标的报道，现在也被主流悄悄地承认了，即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真正目标是把墨西哥锁定在带来“经济奇迹”的改革之中。“经济奇

迹”的技术含义是：给美国投资者和墨西哥富人的带来的“奇迹”，而人民却陷入灾难

。《新闻周刊》的记者马克·列文森(Marc Levinson)高傲地宣称，克林顿政府“忘记了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促进贸易，而是为了巩固墨西哥的经济改革”。但

他没能指出，为保证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通过，与此相反的舆论曾大行其道。当时批

评者指出，这个“根本目的”，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被其主人有效地排斥了。也许有一

天其中的原因也会被承认。据希望，“把墨西哥锁入有关改革”可以避免1990年9月在华

盛顿召开的拉美战略发展会议上所侦测到的危险。该会议结论认为：我们同和残忍的墨

西哥独裁政府的保持良好关系没问题，但有一个潜在问题：如果墨西哥发生“民主开放

”，使得一个趋于在经济上和民族主义立场上对美国提出挑战的政府掌权，那么美墨特

殊关系就会受到考验了。现在，既然墨西哥已被条约“锁定在改革中”，这就不再是一

个严重问题了。美国可以随意无视条约的义务，但墨西哥却不行。

　　简言之，正象我们的例子所说明的，在国内和国外，民主才是对美国真正的威胁。

民主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受欢迎的，但这又是从结果而不是从过程来判断的民主。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就被当作是一个有效地减少民主的威胁的工具。在我们国内，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是在成功地颠覆民主程序后得到贯彻，在墨西哥，则是依靠武力进行贯彻，同样

是无视民众的抗议。现在的结果表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机制，它

将美国式的民主带给受到册封的墨西哥人。一个了解事实的人是会无可奈何同意这样的

看法的。

　　我们举出的以上民主胜利的例子，也全都是典型的、饶有兴味的、说明问题的，尽

管不是按照原来设想的方式。

　　市场从来都是一个人为构成的社会机制，它被当前的社会政策精心雕琢成特定形式

，来限制民主的运作，正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它未来的各种机

制所起的作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富人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在策

划着的多边贸易协定(MAI)，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正在策划的类似协定(MIA)。显而易见，

他们希望协定在公众不知道的时候通过，正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初意图一样。但这

个目标没有完全实现，虽然“信息系统”设法不让人知道有关基本事实。如果该草案所

廓定的计划得以实行，整个世界就会被“锁定”在条约中,使那些跨国公司有更强大的武

器去限制民主政治的活动范围，从而使拥有强大市场干预能力的私人暴政掌握政策的制

定。但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马来西亚，它们不想成为大的外国公司的附庸

－－的强烈抗议，这种图谋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阻止。而经合组织的版本可能运气更好

，它想送给世界一个既成事实，其后果可想而知。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是在高度秘密

状态下进行的。

　　伴随着克林顿原则的公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来图解优胜者的原则：美国政府

在海地的所作所为。既然它被认为是另一个最有力的案例，我们去看一下还是十分值得

的。

　　的确，海地的民选总统是被允许回去了。但这是在海地的民间团体遭受了武装势力

制造的恐怖统治达三年之久后才发生的，这些武装势力与华盛顿有着紧密的联系。克林

顿政府仍然拒绝将美军没收的16万页的有关海地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文献资料交

还海地，据“人权观察”说法，是为了“避免尴尬地暴露”美国政府在政变政府中的插

手。同样必要的是，让阿里斯蒂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短期培训班”，这是阿里斯蒂在

华盛顿的主要支持者们描述如何驯化这个尽捣乱的神父的过程时所说的。

　　这种作法并不罕见，如果考虑向形式民主痛苦转型，这种作法就会派上用场。

　　作为阿里斯蒂回到海地的条件，他被迫接受了一项指导海地政府政策的经济方案。

这一方案是为了满足“市民社会，尤其是私营部门（本国的以及外国的）”的要求。在

这里，被列为海地市民社会核心的，是美国投资者，和那些支持军事政变的海地富人，

而不是海地的农民及贫民窟的居民，这些农民和贫民曾组织了如此地生动活泼的市民社

会,以致于他们能够抗拒压倒之势的力量而选举出自己的总统。这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敌

意，并设法去推翻海地第一个民主政权。

　　海地“无知且好管闲事的局外人”［海地政变军人对当选的阿里斯蒂的诬蔑－－译

注］的不轨行为最后被以暴力加以制止了，美国直接参与了这次暴力，而不仅仅是通过

它与海地国内当权的恐怖势力的接触。虽然美洲国家组织宣布了对海地的贸易禁令，但

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破坏该禁令，他们违背该国际制裁把美国公司排除在禁令

之外,并且暗中授权的士古石油公司为政变政权及其富人支持者供应石油。这一关键事实

在美国军队登陆“恢复民主”的前一天被披露出来，但公众对此尚无所知，这件事是不

太会进入历史记录的。

　　现在民主已经恢复了，海地新政府却被迫放弃了令华盛顿反感的民主与改革计划，

而执行1990年选举中仅获14%选票的华盛顿的候选人的政策。这一典型事例使我们更进一

步了解了“民主与开放市场”胜利的真正含义。

　　海地人似乎学乖了，尽管西方教条的经营者们更希望是另外的一种样子。据媒体报

道，在1997年4月份海地议会选举中，只有“令人沮丧的百分之五”的选民参与投票选举

。这于是凸现出了“海地辜负了美国的希望吗”的问题。我们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给他

们带去民主,可他们却根本不领情，他们也根本不配。因此，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现

实主义者”极力要求我们与所谓的“全球改良论”运动离得远远的。

　　类似的态度遍及整个半球。民意测验表明：在中美洲，人们对政治感到“厌烦”、

“不信任”和“无所谓”的比例大大超出了“信任”和“热心”，因为冷漠的公众“觉

得自己是其民主制度中的看客”，对前途普遍悲观。由欧盟资助的首次拉丁美洲民意测

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其巴西协调员称：“这次考察中最令人警醒的消息是，人们普遍

认为只有社会精英从民主转型中获得了好处。”拉美学者观察到当前的民主化浪潮与新

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并驾齐驱，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它导致了对正式民

主程序的嘲讽态度。类似的转型在世界上最富国家的实行也有着相似的影响。经过15年

的国内结构调整，到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美国人逐渐认为：民主制度不过是一个骗局

，金钱的势力过分强大，经济“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在金钱统治下精心设计的“

市场民主”的自然结果。

　　这是自然的，也非意外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人们对它的效果

不可能不熟悉。著名经济史学家保罗·白罗奇(Paul Bairoch)指出：“毫无疑问，19世

纪第三世界被迫实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其工业化迟缓甚至非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欧洲和那些成功地远离欧洲控制的地区却因对这些原则的激烈背叛而获得了发展。”

施莱辛格关于肯尼迪的拉美使命的秘密报告，说的是更近期的事，它很真实地批判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恶劣影响”，当时该组织正在追随50年代版本的“华盛顿共识”（

结构调整与新自由主义）。尽管有多么信心十足的浮夸，对经济发展却没有太多的理解

。然而，历史的教训看起来应该是清楚的和不难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这个盛行的信条，即“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胜利

。就民主而言，这个信条是部分正确的，虽然我们不得不明确所谓“民主”就是：自上

而下的控制以“保护少数富人而反对大多数人”。什么是自由市场呢？同样，我们发现

现实与信条相去甚远，正如一些事例已经说明了的那样。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它是一个旨在束缚墨西哥使它遵守

一项保护投资者不受“民主开放”威胁的经济规则的协议。协议的条款告诉了我们更多

关于正在取得胜利的经济规则。这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贸易协议”，而是用以阻碍东亚

和欧洲竞争者的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它与其他全球协议一样，都有诸如严格的

“知识产权”限制的反市场原则。这些原则，富裕社会在它们的发展时期从未接受过，

而现在却致力于用它们来保护其国内公司：例如去摧毁贫困国家的制药工业，以及附带

地阻止技术发明创新（比如对已取得专利权的产品进行的生产工序改进与提高）。进步

同市场一样，不再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除非能够给有权有势者带来利益好处。

　　也有关于“贸易”性质的问题。据报道，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

内部交易，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上升了大约15%。例如十多年前，绝大多数在墨西哥

北部的美国公司雇佣很少的工人，与墨西哥经济几乎无任何联系。这些公司生产1/3以上

的美国汽车制造业所需的发动机部件和3/4的其它主要部件。在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的1994年墨西哥经济崩溃中，只是最富的人和美国投资者幸免于难（由于受到美国政府

经济紧急援助的保护），它使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在这次新的危机中得到增长，而使大多

数墨西哥人的处境更加悲惨。据商业媒体报道：“墨西哥成了一个工业品廉价（即比原

来更廉价）原料产地，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10。”据一些专家认为，10年

前美国的世界贸易中有一半是这种中央管理的交换，其它工业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对这

种对公众并不负很大责任的机构，我们的结论总不是很肯定的。一些经济学家很有道理

地把世界体制描述成是一种与自由贸易理想相去甚远的“大公司的重商主义”。经合组

织含蓄地表达了与之相似的观点，该组织认为：“是公司之间及政府之间的寡头竞争与

战略性相互作用在控制着当今世界的竞争优势和高科技工业的国际劳动分工，而不是市

场的无形之手的力量。”

　　甚至连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结构都违背了人们为之欢呼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美国商

业史方面权威著作的主要主题是“现代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代替了市场

机制”。公司内部进行大量的交换，这是对市场原则的又一重大偏离。当然，还有很多

偏离之处。例如，考察一下亚当·斯密的一个原则的命运：人的自由迁徙（比如跨越边

界）是自由贸易的必要因素。当我们再来来看这个与强有力的政府结成战略同盟并得到

政府关键性支持的跨国公司世界时，信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

　　自由市场理论以两种面目出现：一种是官方的信条，另一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现

实存在的自由市场信条”：尽管市场原则是好的，但我需要的是国家保姆保护。官方的

信条是强加给无依无靠者的，而“现实存在的信条”才是有权有势者所采纳的，自英国

崛起为欧洲最大的财政、军事国和发展主义国家后，就是如此。随着税收急剧增加，和

高效的公共管理，英国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中及其全球扩张中最大的单个行为体”，英

国树立的这个榜样一直被其他工业国所效仿，美国当然是从头就效仿这个榜样的。

　　英国确实最后转向了全球自由主义－－但那是在1846年，150年的保护主义、暴力和

国家强权，已经使英国的竞争力远远超过其他竞争者。即使如此，这种转向自由市场的

程度也是有相当大保留的。英国40%的纺织品继续运往其殖民地印度。英国的出口大体上

都是如此。英国的钢铁因美国征收重税而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这使美国能够发展本国的

钢铁业。而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市场对英国是畅通无阻的。所以，英国的钢铁业一直占

领着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市场，后来因其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国际市场之后仍然如此。印

度是个很有说明力的事例。18世纪末，印度的产铁量是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1820年，

英国的工程师们都忙于研究印度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以期缩小英国在技术上的差距

”。当铁路业开始繁荣后，印度的港市孟买以极具竞争力的生产水平制造火车头。但是

，“现实存在的自由市场信条”摧毁了印度工业的这些部门，正如它摧毁了当时同样居

于先进水平的印度纺织业、造船业及其它工业一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日

本，它们摆脱了欧洲的控制，并且采取了与英国一样的市场干预模式。

　　当日本的竞争力变得太强而使英国无法控制时，英国干脆结束了比赛：大英帝国有

效地向日本关闭了市场。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的一部分。而就在此时，印度的制

造商请求保护－－为了对付英国，而不是日本。但印度在现实存在的自由市场信条之下

决无此荣幸。

　　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抛弃了其有限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对国内经济也开始更

直接的干预。在几年之内，英国机床的产量增加了五倍，同时化学、钢铁、航空航天和

一批新兴产业也出现繁荣。哈顿(Will Hutton)称之为“一场无声无息的新的工业革命浪

潮”。由国家控制的工业使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德国，甚至缩小了与美国

的差距，而当时美国也正经历着巨大的经济扩张，由大公司财团的经理接管了国家协调

的战时经济。

　　在英国转向全球自由主义形态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也步其后尘。在实行了150年的保

护主义和暴力之后，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和从前的英国一样

，美国也开始觉察到“公平比赛场”的好处，因为通过它可以很有把握地挤垮其他竞争

对手。但是如同英国一样，美国的自由竞争也是有关键性的保留的。

　　一个事例即是华盛顿利用其强权阻止其它地区和国家的独立发展，正如当年英国的

做法一样。在拉美、埃及、南亚和其它地区，发展只能是对美国的“补充”，而不是“

竞争”。同时，贸易上也有大规模的干预。例如，将马歇尔援助计划与购买美国的农产

品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到1950年美国谷物的世界贸易份额由战前的不足10%上升到5

0%以上，而同期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却减少了2/3的部分原因。在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独

立发展的许多措施中，包括美国的“粮食换和平”援助计划，也是一方面想给美国农业

贸易和航运业以补助，另一方面想以低价与外国生产者争夺市场。哥伦比亚的小麦生产

就是被这种方法彻底摧垮了，这是导致毒品业兴起的因素之一，最近几年受新自由主义

影响，整个安第斯山地区的毒品业加速发展。由于克林顿政府强加限额，肯尼亚的纺织

业在1994年垮掉了，那条曾经为每个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发展之路被堵上了。然而，“

非洲的改革家们”仍被警告，他们必须在改善商业运行条件和保证“自由市场改革”的

“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以满足西方投资者的要求。1996年12月，华盛

顿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虽然从技术上讲并没有违反，因为这

只是一个纯粹的权力表演，而不需要通过正式关税），禁止墨西哥的西红柿出口，其理

由是美国西红柿的价格“由于墨西哥的竞争而被故意压低了”和美国消费者偏爱墨西哥

的西红柿。这致使墨西哥生产者每年损失近十亿美元，而美国官方却把这笔钱让佛罗里

达的生产商赚了。这也就是说，自由市场规则运作正常，但结果是倒错的。

　　这仅是一些零星事例。

　　一个很明显的事例是海地，和孟加拉并列，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殖民者争逐之地，

也是法国财富相当大一部分的来源地。海地自80年前威尔逊的海军陆战队入侵以来，差

不多一直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如今这个国家遭受如此劫难，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

为一个无法生活的地方。198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的一项发展战略开始启动

。这个战略依靠生产零部件的装配工厂和农业企业［agribusiness, 通常由西方国家投

资的出口导向的、产销一体化的商业化农业生产－－译注］出口，要把土地从为本地消

费而产粮变为其他用途。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言：海地将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变得与美

国的市场相互依存程度更深，并将成为“加勒比海的台湾”。世界银行也同意这种说法

，它开出了通常的“扩大私人企业和使社会目标最低化”的药方，因而导致了不平等、

贫困的上升和健康、教育水平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很有意义），这些标准药

方是与需要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教诲同时授予这个国家的。

同时世界银行的技术研究承认，一定的平等和较高的健康教育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

素。就海地的情况而言，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制造商和海地的超级富翁获得利

润，而海地工人的工资在80年代却减少了56%。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经济奇迹”！海

地现在仍是海地，它并没有成为台湾，台湾走的是一条根本不同的路子，那些顾问们一

定知道这一点的。

　　正是海地第一个民选政府试图缓解正在不断蔓延的灾难的努力激起了华盛顿的仇恨

，并引发了后来发生的军事政变和恐怖活动。随着“民主的恢复”，美国国际开发署临

时扣压援助，以确保海地的水泥厂和面粉厂为了海地富人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实现私

有化，（在民主恢复后的秩序里，海地的富人和外国投资者是海地的“市民社会”），

同时停止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农业企业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但农民的农业和手工

业－－这些是海地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却没有获得任何资金。外国人在海地开设

的装配工厂可以受益于廉价的电力，这是慷慨的监护人所补贴的。而他们所雇佣的工人

（大部分是妇女），却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赚取还不够维持生计所需的收入。但

是对于海地的贫民－－普通大众而言，他们在用电、燃料、水或食品等方面却得不到补

贴，这些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规所禁止的，因为它们属于“价格控制”而违反了

原则。在“改革”措施实施之前，当地大米的生产作为国内经济的重要一环，完全可以

满足整个国内的需求。而在实行单方面的“自由化”之后，目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50

%。这对海地经济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关键是，这种“自由化”是单方面的。按

照经济科学无情的原则，海地必须进行“改革”，消除关税壁垒，然而不知是靠什么逻

辑上的奇迹，美国在海地的农业企业却得以幸免，这些农业企业继续接受巨大的政府补

贴。到1987年，来自里根政府的补贴已增加到种植业者总收入的40%。不难理解，我们可

以料到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1995年的一份报告评论说，华盛顿当局

的“出口驱动贸易和投资的政策”训令将残酷地压榨国内的大米种植者，按照合理预期

理论的原则，种植业者将被迫转向更加符合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出口农业生产。

　　正是通过这样的办法，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成为了美国大米的主要买主，这便增加

了得到公开补贴的美国企业的实力。那些有幸充分受到良好西方教育的人会毫无疑问地

解释说：这些利益最终将会慢慢地下移到海地农民和贫民手中，说的是最终。非洲人也

许会跟着选择相似的道路。正如“全球改良论”的倡导者和当地精英们目前所建议的那

样，而且可能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别无选择，这个看法我认为大可疑问。但如果他们这样

做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上面的例子展现了对官方自由贸易信条的最重要的偏离。这种偏离在现代比贸易保

护主义更为重要、更为显著。其实，贸易保护主义在早期也不是违反自由贸易信条的最

极端的方式，尽管它是在传统规则失效的情况下通常被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在掩盖社

会与政治现实方面有很大用处。提及一个明显的例子，工业革命依靠廉价的棉花，正如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依靠廉价的能源，保证这些重要商品的廉价与源源不断的方法

，与市场原则几乎格格不入，但这种方法根本就不被列入经济学的学科之内。

　　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不允许公共补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商业领导者认为，在这次战争中，如果不是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最后克服了大萧

条，经济将会完全崩溃。他们还强调：先进的工业“不能完美地存在于一个纯粹的、竞

争的、不受补贴的‘自由企业’经济之中”，并且“政府是它们唯一可能的救助者”（

《财富》、《商业周刊》也表述了一个大体相似的看法）。他们认识到，“五角大楼”

体制将是把成本转移给公众的最好方法。社会福利开支会扮演同样具有刺激作用的角色

，但是它有缺点：它不是对大公司财团的直接补贴，它具有民主化的效力，并且它是重

新分配。军事消费则没有这些不受欢迎的特点，同时它也容易通过欺骗方式来销售。杜

鲁门总统的空军司令把事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不应当用“补贴”这个词，而应当

用“安全”一词。按他的说法，要保证军事预算符合航空工业的要求。一个后果是：民

用航空现在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基于航空的客运和旅游业是巨大利润的来源。

　　克林顿总统宣扬他的自由市场未来的“新视野”，获得许多喝彩，他选择了波音公

司作为“全美的榜样公司”，这是非常正确的。作为现实存在的市场的好例子，是民用

航空生产，目前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两家公司的生

存与成功都要归功于它们各自享受的大规模政府补贴。这种情况同样普遍盛行于计算机

、电子、汽车、生物技术、通讯等部门，事实上包括市场经济中每一有活力的部门。

　　没有必要向里根政府解释“现实存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个核心特征。他们

其实是这门艺术的大师。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刊物在回顾过去十年的一篇文章中，一边向

国内的穷人和海外地区颂扬市场的辉煌，同时一边又向工商业界自豪地夸耀里根“在帮

助美国工业减轻进口压力方面，大大超过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前任”－－事实

上，甚至超过了他的所有前任们的总和；里根的作法“构成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转向贸

易保护主义的运动”，使美国由“世界多边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转为其主要挑战者”。关

贸总协定秘书处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罗(Patrick Low)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尖锐抨击里

根信徒们自70年代早期以来领导的金钱和强权势力“持续打击”自由贸易原则的做法。

他估计，里根式的贸易保护措施至少三倍于其它主要工业国家。

　　“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仅仅是在“里根式的粗俗个人主义”的鼓励下，“持

续打击”自由贸易原则的一部分。莱斯理(Stuart Leslie)认为，另外还包括巨额的公共

资金在一贯的“安全”幌子下向私人腰包转移，军备扩张促使军事研究开发开支（以不

变美元计算）超过了最高纪录的60年代中期水平。用国外的威胁（如苏联、利比亚等）

使公众感到恐惧，而里根政府向商业界传递的信息却更为实在。如果没有如此强有力的

干预市场，很难想象美国的汽车、钢铁、机床、半导体等行业能与日本竞争者抗衡，或

者能迅速占据对整个经济有着广泛影响的高新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也没有必要向今天“保守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金格理奇解释有关操作信条，金格理

奇一面给七岁大的儿童严厉上课，讲述依赖社会福利的罪恶，一面又掌握着分配国家补

贴的大权，把补贴分给他的那些本来就很富有的选民。也没有必要向传统基金会作解释

，该基金会为国会的“保守派”起草了预算议案，他们要求（并得到满足）五角大楼的

防务开支增长多于克林顿所提出的国防开支增长预算，以此保证“军事工业基础”保持

稳固，军事工业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并提供军民两用技术，因而使它们能够控制商业

市场，靠着公共开支来发大财。

　　因此，人们对自由企业的一致理解，就是公众支付成本并且承担事情搞砸的风险；

例如，近几年来对银行和企业的紧急援助已经让公众付出了几千亿美元。在现存的市场

体系中，成本和风险社会化了，但利润却由私人占有。这个有好几个世纪悠久历史的体

系直到今天也无明显变化，当然也不仅仅局限在美国。

　　公开的宣言必须以这些事实为背景去理解。比如，克林顿政府现在倡导对非洲进行

贸易而非援助，通过一系列对美国投资者有利的条款和令人振作的辞藻，来避免谈及长

期以来这样作的效果如何，以及在实行这个洪大革新以前，美国就已经是发达国家援助

计划中最为吝啬的。我们也可以拿克罗克(Chester Crocker)对里根政府1981年的非洲计

划的解释为例子，他说：“我们支持开放的市场机会，自由获取重要的资源，发展非洲

和美国经济”，他还说，想把非洲带入自由市场经济的主流。这个声明出自这位曾经领

导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持续打击”的人之口，简直是绝妙的讽刺。但是以透过现实存

在的市场经济的棱镜标准看，克罗克的论述是相当公平合理的。市场机会和资源是专门

给外国投资者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伙人的，经济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展，从而“保护

少数富人、反对大多数人”，同时，富人还应享受政府保护和补贴。除此之外，他们如

何还能以公众的名义致富呢？

　　为了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说明“现实存在的自由市场信条”，有关跨国公司的一项

最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最大的核心公司的战略和竞争地位，均受

惠于政府政策和（或）贸易壁垒的关键性的影响。”“1993年《财富》的百家最大公司

中，其中至少有20家，如果没有政府在它们陷入困境时，通过使它们的损失社会化或由

国家直接接管公司来挽救它们的话，今天可能已经不在是独立存在的公司了”。其中一

家是位于金格理奇的保守选区内的最大公司－－洛克西德公司，它因从政府获得20亿美

元的贷款担保而免遭灭顶。同一个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它

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在许多产品和程序的创新、开发及传播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不

仅是在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英特网就是目前引人注目的例子）方面，还特别是在航天

、电子、现代农业、材料技术、能源和交通运输技术方面，”在更早时期，还有纺织、

钢铁，当然还有能源。政府的政策“在塑造世界上最大公司的战略和竞争力方面是一个

压倒性的力量。”其它的技术性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这些结论。

　　正如这些事例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只有美国一家持有这种所谓“自由贸易”的观点

，当然美国的空谈家们经常是这种虚伪观点大合唱的领唱者。1992年联合国发展报告总

结指出，自1960年以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是由于富国实行保护主义措施而

造成的。联合国1994年的报告指出：“工业国家由于违背自由贸易原则而使发展中国家

每年损失约5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西方对外援助的总和），主要是西方通过促进商品

出口的公共补贴造成的。”199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报告估计，在世界人口中

，20%最富的人与20%最穷的人的差距从1960年到1989年扩大了50%以上，并且预言“全球

化进程将加剧世界不平等现象”。贫富差距在富国内部也在不断扩大，美国首当其冲，

英国紧随其后。商业媒体为“壮观的”和“醉人的”利润增长而欢欣鼓舞，为财富极端

集中在为数极少的人手中而拍手称快；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情况却没有改观，或在继

续恶化。美国的大财团媒体、克林顿政府和为美国方式捧场的人都自豪地认为他们自己

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在一片自我陶醉的欢呼声中，被掩盖的是：在“资本牢牢地

控制劳工”的欢乐时期，精心设计的社会政策的后果。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刚刚发

表的“基本指标”显示：美国具有发达工业国家中最坏的记录，在诸如五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等指标上，美国与古巴排位相当，而古巴是一个遭受了北半球这个超级大国无休止

进攻长达近40年的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饥饿、儿童贫困和其它一些基本的社会指标

上美国也创了最坏记录。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它拥有举世无双的各种优势，拥有

稳定的民主体制，但也在金钱的统治之下，其统治之严密程度非同寻常。如果发生“大

幅度地偏离政治上的多元、参与的理念，而转向权威的和技术官僚的理念”并继续下去

的话，上述这些就是未来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秘密情况下，人们经常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动机。比如在二战刚结

束不久，乔治·凯南－－最有影响的策划者和公认的人道主义领袖－－为世界各地区指

定了它们各自的功能。他评论到：非洲的功能就是为了欧洲的重建而由欧洲国家来“剥

削”，而美国在非洲的利益甚微。此前一年，一个高层的计划研究呼吁“合作开发非洲

北部廉价的粮食和原材料有助于形成欧洲的团结，并为欧洲大陆的复兴奠定经济基础”

。没有听到有人说过，非洲也可以“剥削”一下西方国家，以便它从过去几个世纪的“

全球改良”中恢复过来。

　　如果我们仔细地把信条与现实区别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原

则与那些宣扬的东西相去甚远。人们也应该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未来的浪潮”，带

来历史的美好终结。类似的“历史终结”在过去已被多次充满信心地宣布过，但总是错

的。客观现实地说，我认为，尽管所有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都在继续着，但一个乐观

主义者的心灵也可以明察到世界缓慢地进步发展。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以及其它地方，

人民的斗争的起点可以比过去高，也可以期待比过去更高的目标。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

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共同争取之，国家主义团结也就可以采取新的

和更有建设性的形式。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受到神秘的、不可知的

社会法则的束缚，束缚我们的，不过是在人所创造的体制中所做出的决定，既然是人所

创造的体制，这种体制就必须面对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检验。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就

应该被更自由、更公正的其他体制所取代，人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

　　那些视此观点为天真的或乌托邦而对此不屑一顾的怀疑者，应该让他们来看看过去

几年里在南非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人类精神的惊人创造力及其无限前景的令人鼓舞的见

证，这也是世界人民迫切需要学到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将指引人们在南非为公正和自由

的继续斗争，因为现在南非人民正满怀着伟大的胜利的喜悦，面对着摆在他们前面更加

艰巨的任务。

　　　　　　1997年5月于南非开普顿大学

（原载《Ｚ》杂志，杭新译，剑青、墨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