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其它] “从重”的逼仄效用 [推广有奖]

按法经济学的说法，“制裁就像是行为的价格，并假设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对价格的反应一样”。[1]假若法律对犯罪的惩罚强度加大，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从重从快”惩罚之“从重”。那么，罪犯从犯罪价格高企这个事实和作为理性人的角度来说，会直接导致其犯罪频率的下降。理论上的完满不能裹住法律在现实中的无奈之幕。从改革开放到如今，中国实行了几次严打，虽然在过后的几年年中，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从长远来看，往往随着时间的延后，犯罪事件的反弹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反扑，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可由图表来论证。

1983年为第一次严打，当年犯罪案件下降至61万起，但是到了1991年，犯罪案件已经达到236万起。1992年公安机关调整了部分案件的立案标准，统计的犯罪案件大幅下降。1996年开展第二次严打，案件下降至158万件。但随后犯罪案件急速上升，至2001年第三次严打时候，已飙升至440万件。从事实来看，这不由让人怀疑“从重”的效用。从事实来看，“从重”发挥的效用是逼仄的，悲观来讲，是饮鸩止渴。

这主要在于运动式“从重”惩罚破坏了法律实施、法制建设的生态环境。政治、舆论侵入司法的场域，虽说是否造成司法的生态灾难尚未能够盖棺定论，但政治为追求社会治安好转的既有目的，社会舆论集体非理性地单纯由从正义及善恶观来支配观点，都是在既有“目的”的有罪推定的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审判式的“围观”。主要表现的，就是“从重从快”。

作为近几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学科，法经济学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结构和法律问题，给古老的法律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正所谓有活力的理论，恰恰又符合司法和大众的无意识偏好，文章开头的只言片语很能够给司法者进行运动式“从重从快”司法的有力口实。但现实往往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本人倒觉得从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具体来研究的话，这“从重”的司法惩处，对社会治安来讲，效用之逼仄，虽具有隐蔽性，但也可一窥究竟。

可以从一个假想的案例来说明。社会正在进行严打，政府司法层面鼓吹惩治破坏社会治安者要“从重从快”处理，坚决打击各种破坏百姓生活，社会和谐的犯罪个人和犯罪团伙。其中规定犯有盗窃罪的罪犯也要判处死刑。有一个小偷，趁着月黑更高，潜入一户人家进行盗窃，因种种原因，不小心被主人发现，手持凶器的小偷该怎么做？罢手赶紧逃走？不行，主人已经看到他的面目，在“严打”的这个时候，被逮捕的概率要比平时大很多倍，而逮着就会被判死刑。逃走之后再自首？这也同样要判死刑。作为一个理性人，小偷的最优选择，就是杀死主人。这样可以消灭目击证人，增大了公安机关逮捕住自己的难度，还可以将偷窃这个初始目的实现。无疑，“从重”惩处极度恶化了受害者的生存环境。

这个案例说明了从重处罚导致了罪犯的环境持续恶化，“反正都是个死”，往往会使罪犯做出更为凶残的举动。虽说凶手还是凶手，但这所谓的“从重从快”无疑是悲剧加剧的幕后推手。可能会使犯罪案件减少，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这样做无疑会使具体犯罪活动的暴力烈度的拉升，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有效低遏制犯罪活动。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从重”将司法惩处对罪犯的边际威慑无限降低了，罪犯腾挪的空间受到压缩，在这样的逼仄环境下，往往会在这几个方面，使维护社会治安和谐的成本上升。

增加畏罪潜逃的数量。作为一个理性人，罪犯会权衡利弊，投案自首的效用已经在无限降低的法律边际威慑下破坏，因此，对罪犯来讲，投案自首就是自投罗网。

增加继续犯罪的数量。这个理解方法和上述一样。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罪犯通过侵害他人来获得收益的机会成本，就是其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合法收益的代价过于高昂，甚至超过了犯罪获得收益所付出的成本。穷则思变，这个“变”字，是多么随意、可怕！因此，根本原因在于财富分配极度不合理，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拉大的马太效应，将一个个本该是良民的人，推向了犯罪的深渊。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能够通过劳动，合法获取财富等正当效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要铤而走险，触犯法律的底线？为什么发达国家维持了一个较为温和的司法惩处环境，犯罪案件相对来说却要少得多？这值得我们深思。

而实行“从重”的司法惩处，往往会使公安机关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追缉罪犯，司法机关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来关押罪犯，后果就是更多的监狱用来收押，更多的狱警用来巡视监狱，更所本不该处罚如此严厉的人失去再生产的机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成本，最后都要转嫁至纳税者。因此，这个“从重”，从根本上讲，就是违反了司法应有的理性与独立，而成本高企的后果，往往会使社会治安的投入难以为继，得不偿失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从重处罚，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之举。而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构建，还是要根据本该理性的司法本身，和社会公正程度的提升。

[1] 法经济学，陈国富，经济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