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瞠目的不同世界：西欧与中国近代早期的国家与经济 [推广有奖]

引言

    在西方历史的记载中，中国在19世纪的后1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早期阶段大约从15世纪晚期到19世纪头10年。在本人从事的经济史研究中，发现许多作者都不再把中国描述成为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即清朝鼎盛时期的落后与贫穷。相反，他们现在把中国和西方看作是惊人的相似①。这一所谓的欧亚发展相似观，借用彼得·C·皮杜对其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②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德斯通甚至给其定义为“加州流派”，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处在两个极端的欧亚在近代早期的发展和财富状况上非常相似，曾一度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特性，现在看来只是持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的臆想而已③。

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经济历史的学术关注早已在西方的历史史料中被尘封起来。很久以来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数不胜数。在全球经济历史的新领域中，中国不仅值得认真研究也应恢复其本来面貌。特别是那些不了解中国帝王时代的人们不断地简单复制着有关中国的负面说法和早已过去的历史，这种观点理应得到及时的修正。但我还是害怕那种学术界的惯性思维会导致其将错就错。正如现在所做的那样，打破传统做法中只把目光排他性地并几乎带有强迫症意味地集中在(处于匮乏状态的)“东方”和“西方”的比较研究上，这种良好的期望必定不会让我们漠视确实存在的那些主要差异。只埋头于机械地研究中、西方的相似性的学者们将不得不用“偶然”、“巧合”等字眼来敷衍不容否认的19世纪东、西方历史演进轨迹的巨大差异，确实有许多人也在这样做。④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是解释历史上中、西方演化轨迹出现显著差异性的好方法。虽然偶然性在历史上通常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但解释重大的转折则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就这些演化轨迹的重大差异性而言，它意味着最初条件中的主要区别。本文将要探讨的这一“差异”或许是“大分岔”的重要根源。

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及功能

    我认为中、西方经济中真正的区别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阐明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本质区别。本文将就国家对欧亚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重点是放在它惊人的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上。

    在这样两个巨大的实体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并非易事。为条理清晰，我按地域和时间以及相关的话题，进行切分。地理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或者西欧不象在其他领域，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相当重要，因此把整个欧洲或西欧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太大的必要。也因此，我将把英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其在许多方面具有某种普遍性或典型性，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也有其特殊性或极端性，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例外。同时我也会推及到其他欧洲国家以便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我的研究将表明，虽然欧洲诸国之间的区别较大，但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中国进行比较意义依旧重大。基于上述原因，我还是把西欧当作我的主研究对象。然而，如果读者简单地把其理解为“西欧国家”，那就真是误入歧途了。

    从时间上，我将把中心放在“漫长的18世纪”。它指1688年以后的英国，那时恰逢英国大革命之时，英国的许多重要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1849年，那时“航海法”刚被撤销，英国新的经济政策业已启动。显然，中国的清朝将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始于17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平息“三藩之乱”，清廷开始有效地治理中国。19世纪40年代，中、英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历史时期开始了。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将主要关注国家的“硬件”和“基础设施”，重点研究中央政府的收入、开支和人员、市民以及军队；第二方面研究对经济决策产生影响的国家政策。

本文以描述为主，并尝试精确的量化方法，来解释中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和有多重要。我确信分析“大分岔”的重要原因一定会立足于研究这些不同点。换句话说，这些不同国家历史路径“分岔”的演化所带来的或可能产生的影响将会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主题。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把某一问题阐述详尽时，他肯定会付诸努力的。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外，我将大量引用英国的出版物，并尽量展现本研究主题的西方学术前沿。研究中国内部国情将会对我的专业知识带来很大的挑战，然而我乐此不疲。

传统观点：一个开放、自由贸易经济条件下的英国

    许多读者或许惊讶于我对中西差距之大所给予的关注，特别当我谈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时更会“放大”他们的这种惊讶程度。关于近代早期“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的研究中，是不是会有许多学者乐于把清廉和精于政务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和“东方暴政”的代表国家中国进行比较呢?为了找寻答案，我将结合传统观点，从历史角度出发，用日趋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东、西方的历史演化路径的分岔。

    早在1723—1790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指出，“除了和平、低税和一个可以让人平和地生活下去的公正制度，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或力量可以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带到最高程度的富裕文明。”⑤不幸的是，不仅有许多学者深信斯密的学说，还有很多人加入到接受他的观点或思想的行列。事实上，许多人一直认为，作为西方崛起的工业化代表英国，其崛起得益于它的统治者认真采纳了斯密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和重商主义予以抨击的意见，这隐含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解决一切的。⑥依“斯密派”的观点，英国在西欧获得其特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骄人成绩，总的来说，来源于其长期以来奉行并实践自由的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阿诺德曾给19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作过高度概括，他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中世纪的那种曾经统治过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制度被自由市场的竞争体制所替代。”⑦这种观点，即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作为能够积极发展时期的一个特殊案例，最好的解释就是“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众的市场意识。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帝王时代之所以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疑问就似乎迎刃而解了。他们只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东方暴政”的典型。这一论点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马可·波罗时代。⑧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过精心和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欠发达是“高压(极权)政府”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这已经成为专家一致认可的解释。⑨

    关于“西方如何致富”的问题在很多出版物上都可以看到“斯密派”的观点。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之间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文章，最后都要涉及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结论，那就是，导致西方经济世界之所以发达而强大的主因，就是它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自由的市场机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了。⑩这一系列原因的背后可以到戴维·兰德斯的《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来找寻答案。⑾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他的论著毫无疑问是西方崛起的最好注脚。关于西欧或者西欧新教派尤其是英国新教派的工业化以及为什么(英国)比想象的更加富有，戴维的解释是多方面的。但在此过程中他强调国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命题体现在他的英国如何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广泛论述中。根据他的研究，工业化只有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市场机制才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其作用。⑿他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欧洲“个别化”、“特殊化”的核心。政府的功能就是创制市场经济体制并为市场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当他想得知欧洲创建文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时，欧洲的独有特色及工业化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为他提供了圆满的答案，他在文章中总结到，“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在欧洲，企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政府鼓励革新，政府及相关团体对市场的干预活动和对革新的消极态度得到了抑制。”⒀我敢肯定，他的论述和威廉·易斯特里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富国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拥有官僚的专制。”⒁

这一经典论述经常被持有古典或新古典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所拥趸：自由和完全竞争这只无形的手是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保证。几十年前，所谓的“新体制经济”对西欧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让我们重拾经济发展的历史，虽然经济史学家比一些“冥顽不化”的经济学家更能意识到体制或制度的重要作用，而后者只能靠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同行们的提醒才能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道格拉斯·诺斯，作为一名主张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和其他经济史学家一样，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方崛起和英国经济发展方面的论文。⒂他的研究预示着改造或革新经济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虽然这样说起来有些夸张，但诺斯与他的同行们在推进新古典经济学并扩大其理论的解释基础方面一直默默耕耘。在国家作用的论述上，他比“斯密派”的那些学者走得更远，其观点更加详尽和精炼。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诺思与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们在论述或理论阐释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他们的分析逻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⒃

传统的观点：一个帝国时代主张暴政和“东方化”的中国

    在对中国帝国时代的经济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点依旧在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出版物把中国的清朝描述成一个充满“暴政”和“落后”的时代。在兰德斯描述西方如何崛起和东方如何落后的论述中也持有同样的传统观点。在他的作品中，中国的清朝是一个充满暴政甚至极权主义肆虐的国度。他认为，在中国的清朝或帝国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是被反对发明和革新的统治者左右，企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对外国的影响持消极态度。他认为整个帝国在各个方面都无法和西欧相提并论。⒄兰德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学家爱丁·波兰兹的影响。⒅爱丁的论断对20世纪在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佛纳德·博拉戴尔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在佛纳德的著作中，无一例外地也把中国清朝描绘成“没有变化”且“不求变化”的一个朝代，它更象是一个高度集权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密封容器。⒆在他的同事阿兰·皮睿菲特发表于1989年的一本畅销书中，同样把中国看作是“不思进取的帝国”。这本书还提及了1792年到1794年英国使者出使中国所看到的“两个文明的冲撞”。⒇这样类似的观点举不胜举。埃里克·琼斯(EricL Jones)关于欧洲奇迹的著名著作中(1987，165)，作者引用了温武德·雷迪Winwood Reade)写下的一句话：“财产是没有保障的。这个阶段是亚洲全部历史的充分写照。”(1925，108)[21]

关于中国近代早期的发展，在西方史料中，无论是马克思学派还是斯密学派，就此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分歧越来越小。正象19世纪那样，持两种政治观点的学者始终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暴政和极权主义的代表，并坚信无论它做什么，都不会带来发展，更枉谈在这样一个社会与经济体内部会产生出一个资本主义来了。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西方学者对此类观点不以为然。马克思学派的历史学家如黑尔·盖茨、苏切塔·马祖达、罗伯特·布莱尼和克利斯特法·伊斯特，当他们谈论起中、英之间的差别时，会从诸如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土她所有权、等级制度和政府在维持或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诸多方面，来观察这两种迥乎不同的社会在历史演进路径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22]新马克思学派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现代世界体制的著述中对这些老生常谈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帝国时代确实没有象16世纪的西方那样使资本主义得以动态发展：“一个帝国如以政治为中心必有其利弊。利在于通过强权(贡物和税收)可以保证经济的流向从边缘向中心汇聚，并且获得贸易上的垄断优势。弊在于官僚会使更多的利润流向政府，特别是压迫和剥削导致的民变会增加政府的军费开支。”[23]文章的后一部分当提及中国清朝时，几乎每一个观点都和上述观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英国的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比任何人都付出得更多，以期望改变人们的传统看法，特别地，当他考察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时，受到了历史上拜金主义的影响，指责中国科技的发展受到的抑制应该归咎于它的封建官僚体制。[24]自从马克思针对中国著书立说以后。这一观点始终没有改变。

非同寻常的视角：英国军国主义的财政策略和中国悲天悯人的家长式的农业制度

    根据最新的一项有关英国和中国的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献的调查，我们发现，来源于19世纪的许多陈词滥调继续被不厌其烦地如法炮制。至少部分解释来源于我上文提到的那些老生常谈：它们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就何为“有效治理”和“高效经济”的认同一拍即合。没有任何流派的社会科学家们能够脱离这类传统观点的影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国家会极大程度地使竞争更加自由和公正，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平稳运行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象一只“无形之手”，会使价格更加公平。毫无疑问，人们在这些文献中一定会注意到“新自由”或者目前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即“华盛顿共识”。[25]如果出现了什么差错，国家就会为破坏这种规则而难辞其咎；如果经济发展顺利，那肯定就是淹正廉洁的国家的功劳了，国家的标准角色就是“守夜人”，不干预市场，但要为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制定政策。勿须调查，对这么明显的问题还用得着持怀疑的态度吗?

    “斯密派”学者一直把重心放在市场机制、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上，但解释西方崛起的问题并没有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它与马克思学派的观点一直分庭抗礼，后者对“原始积累”和(国家权力的)“强制原则”的论述反倒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对(国家的)“有形之手”，即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学者们一直把它作为探寻西方财富本质和根源的重要依据。象埃里克．威廉姆斯这样的学者，他本人认为谈论英国资本主义就是要涉及到奴隶制，[26]有些学者借用沃勒斯坦的论点解释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应和其他“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对应来看。[27]并非巧合，埃里克·霍布斯曼把其著述冠名为《工业和帝国》，[28]这本书讨论的是1750年到1968年间英国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帕特里克·奥伯兰近期提到英国历史时也认为，贸易、经济、国家财政和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他的这一观点被很多人认同并不断被更多人接受。他同时阐明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并非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或极端左翼分子。[29]特别地，在约翰·布鲁弗在其所著的《力量的来源：战争、金钱和英国》[30]一书中就明确说过，对“漫长的18世纪”中的英国经济来讲，那种“国家的作用相当微弱”的观点一经面世即遭到广泛质疑。相反，对布鲁弗所说的，“英国是一个繁荣的而且十分重视军事财政策略并极力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的论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许多研究近代西欧演进史的学者们不再低估西欧经济历史中国家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国清朝的历史学家中，我们也能发现他们在观点上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主流见解”持相反意见的新论述的产生与发展。例如，在描述清朝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些学者不再简单地把清廷说成是暴君，是抑制经济增长的刽子手，是经济发展的反对者了。过去那种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极具“东方化”的国家，暴君的统治一直干扰着社会的发展的观点也已经越来越过时了。许多学者不再相信中国一直有一个清一色的、前后一致的并且总是反对贸易和反对通商的政府在操纵一切，而且也不再简单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集权经济”的国家。通过阅读诸多研究文献，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学术界的这一重大变化。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经济的国度，无如把它恰当地描述为奉行了“家长式农业制度”的国家更具有说服力。[31]根据这一观点，与那些主流学者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中国的经济演化反而是沿着斯密派路线走的，它的国家反而没有象西方国家，如英国那样，在工业革命时期，政府的作用巨大，军事集权的色彩十分浓厚，中央政府保持强而有力的财政汲取权，以便为它的军事征服和海外贸易提供必要的条件。然而，对于中国来讲，其拥有众多的小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及众多的具有相当规模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被认为是商业化市场经济时代——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一个商业社会”——政府只在人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时才对市场机制予以干预。[32]王洛宾在论及中国的经济生活时认为，政府并非被游移不定的暴政所控制，而是(相对)“仁慈的”和高效的。中国政府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优势，特别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财富和安全的追求甚于对个人自由的期望。当然，政府毫无疑问想对公众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控制，至少对其进行操控和管理。当国家和人民的主要利益都没有受到威胁时，你有理由相信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绝对受到拥戴。这一观点的拥护者承认这基本上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即政府和人民都在维持原状而并非求变求发展，用威尔的话来说，这完全有可能导致“量的增长”而非“质的发展”。再者，西欧政府是否真正把重心放在为人们创造财富上?只要我们没有误入时代错误的陷阱，我们就会把中国清朝看作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以后我会更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

    西方对于中国帝国时代的经济生活中的政府作用的普遍看法，其中部分论断坚信中国政府是以抵御外国货和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士，来保护中国经济的。当然，没人否认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但这种解释只能说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往来仅限于物物交换，而这不能算作正常的“贸易”，这种物物交换更象是“进贡”。现在有关这二者如何区分的争议依旧很大。我们现在读到的许多出版物都简单地把“进贡”解释为贸易，因为有许多贸易紧随“进贡”之后或在“进贡”掩护之下进行。[33]现在，关于中国帝国政府对外贸的不断干预的观点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排斥。在西方学术界，这种观点越来越认为，帝国政府对外贸的干预是因为要阻止中、西方的实际上的不断在加深着的接触。确实存在着干涉、监督甚至于控制着这些接触的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词之间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官方的政策和现实的存在是有区别的。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贸易只是中国贸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并且这一部分贸易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预。修正主义者在此情况下渐行渐远。根据王洛宾的解释，“中国政府(和西欧各国相比)在内、外贸方面的干涉”并不多。[34]还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内、外贸上的国家政策方面更鼓励走‘斯密派’的路线，有时甚至超越了欧洲当时的惯例而寻求贸易的发展。”他甚至认为，“西方的商人比中国的贸易伙伴被课以更重的税收并更易被敲诈。”[35]

    在主要的一些历史资料中，中国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政府排外情绪的延伸，独裁和中央集权成为对外政策的标志。针对这个话题的一些西方文献中，几乎都会看到乾隆皇帝的标志性文字，它是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后写给乔治三世的一段话。这些文字被认为是对外贸进行抵制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大清帝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国土的资源享用不尽。没有必要用我们的特产和从外国蛮夷那里进口的产品进行交换…我们从来都不稀罕你们的玩艺，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你们的洋货。”[36]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许多类似的字眼。例如兰德斯和皮睿菲特曾多次提到这次出使的失败，看起来这并非偶然。如今许多研究中国清朝的西方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和封闭的国家，甚至在谈到西方人和其观念时也并非一味持排斥的态度。乔娜·威利科恩曾经在文中写道，“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中国对欧洲兴趣颇大，尽全力与西方沟通。”[37]正象约翰·霍布森说的那样，中国近代早期并非是“封闭的”和拒绝向优越的欧洲学习，相反当时落后的欧洲却向“优越”的中国取经，而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向欧洲文明“讨要”。[38]这意味着(学术)观念上的巨大转折!

进一步的修正：中国和西方是否在近代早期非常相似?

在许多研究专家中盛行的说法已经出现了，即对中、英两国在近代早期的样子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虽然并未完全颠覆原有的论断。至少有两种关于欧洲的不同版本：一个说法是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崇尚自由放任的状态，另一个说法则强调其财政和军事的扩张政策以及重商主义的盛行。当谈到中国时，虽然对于中国当时的暴政依旧有所描述，但学者们倾向认为，“家长式的土地共享(制度)”已经在中国渐渐盛行，虽然它还未占据主导地位。王洛宾在用“家长式的土地分配制度”来诠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时，毫无疑问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者，他非常赞同“加州学派”的观点，即西欧和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甚微，这使他在致力于研究西欧和中国国家形成的“主题”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你相信上述论断的话，你当然就会折服于西欧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距这样的说法。许多学者都已“纷纷下马”，臣服于这种“有力的论断”。

    伊薇琳·罗斯基在谈到国家形成和建立时指出，她看到了中西方的相似性：在近代早期，西方诸国在国家收入、巩固领土、行政集权和文化融合方面加快了步伐。[39]彼德·C·皮杜在《中国向西进发》一书中写道，如果象过去那样把中国当作一个封闭的帝国，把欧洲视做一个扩展而又开放的国家体系，这种极力夸大两者差距的做法已经非常不明智了。让我从这本有趣的书中引用一些句子，例如，“清朝的早期并非是封闭的、平稳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调动一切军事力量向外扩张的国家组织。”[40]根据他的观点，再一味地认为“…欧洲的国家体制是充满多元化的竞争或者倡导地域核心论的组织”并且“简单地把西欧和欧亚其他地方参照对比，这已经是错误的看法了”。[41]他认为，直到18世纪中期，整个欧亚地区在商业交流和军事力量上已经势均力敌。可是他不认为从那时起中、西方的发展确实开始产生了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然而，自18世纪中期起，由于和俄罗斯划定疆界并且平息了内蒙准葛尔的叛乱，中国的统治者就自认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国家大业，因为整个帝国不再受到来自欧亚中部草原的威胁了，从此帝国也失去了活力和生气。[42]

有些学者甚至想在这“惊人的相似”中找到帝国主义的影子。罗斯基就毫不讳言地宣称，中国清朝和西方国家的相似点证明了“帝国主义者”是最好的注解。她认为，“在近代早期的历史资料中经常忽略后起的一些帝国，如东欧的哈普斯堡、俄罗斯帝国和清朝帝国，表明了西欧中心论的固执偏见。”[43]她甚至抱怨说“这些历史的古怪偏见把西欧冠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把中国、祖鲁人和其他地方称作“帝国建筑”即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这就把欧洲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一种局面，“因为人们认定能够形成世界力量的殖民主义是近代帝国的最佳解释，虽然在工业化和高科技时代这种国家的扩展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时代的错误。”[44]罗斯基在解释麦克·阿达斯的论述时写道，“清代满洲帝国和英、法、荷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45]，“清朝帝国主义以及满、汉和其他清朝子民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得到世人的瞩目。”[46]阿达斯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在中国清朝和西欧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确信罗斯基也会认同他的观点。问题是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些相似性上。[47]

许多其他的观点。没有过多的数据支撑

    “重现国家的本来面貌”此时在社会科学领域非常受宠。[48]因为我们并不缺乏近代早期中、西对比上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详实讨论的相关资料。可是在关于“大分岔”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些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详尽说明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只了解“资本主义”的英国，因此注定要比“暴政”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具备成功的条件。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些现存的区别并没有在最终产生多大的在历史演化路径上的“分岔”，仔细看来确实没有那么大。以我所见，甘德·弗兰克的见解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简单笼统地认为，国家或任何其他体制并非是解释历史演化路径出现“分岔”的唯一的原因。依他的意见，其他因素也象国家一样，在解释制度变迁的“大分岔”方面没有什么新意。[49]彭慕兰却认为，在中、西方演化分岔的差异上，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特别是当他象布劳德尔和沃勒斯坦那样来阐明现代早期的中国缺乏“资本主义”时，他更是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50]当他们在解释现代早期资本主义时，他们故意把其描述成“重商的资本主义”，在此情况下资本得以从长期贸易中累积起来，市场并非是自由的和完美的，相反，却始终处在被垄断和被操纵的状态。这样的体制如果没有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支持，是不可能存在的。[51]但许多研究“大分岔”的作者们并没有详细解释西欧各国和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在宏观调控机制得以形成并有效运行中是如何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详述政府在政策上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

    在王洛宾的《中国变革》这本书中，最为系统的中、西方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国家形成上。正如上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洛宾阐明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认为，只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讨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历史演化路径上出现的差异性并且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形成是极不明智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论述中没有使用量化和实证的方法，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框架分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中、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出现的演化路径的差异进行逻辑分析。他认为，这个差异在工业化之前并没有影响到经济，而且也没给工业化带来什么。[52]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欧洲”所下的定义也是含糊其辞的。[53]

    皮杜在他最新著作中论及“重现国家的本来面貌”时，强调了国家的重要性，并阐明国家在历史演化的“大分岔”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用量化的方法来为这种国与国之间及中、西方之间所出现的历史演化“分岔”提供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或许他可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关于18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中、西方差别并不大。实际上，照我看来，说那时中、西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这种说法依旧是令人怀疑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54]伊薇琳·罗斯基在关于中、西方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也有类似的深入探讨，并指出这些地区都可以被统称为“近代早期”。[55]我的论述类似于霍布森和韦斯，因为我只把视角放在中、英这两国比较上，而且我的研究集中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因此我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更详细和更有深度的分析。[56]

为了给实证性的学术研究提供永久性的基本要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够运用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运用量化的和比较的方法来判断争议和分歧颇大的这些观点。我希望通过本文来阐明这些要素。我将会就中、英两国国家的重要性、功能和作用的差异展开讨论，并就这些方面给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性和深刻意义进行详细的论述。

焦点：我不会做的和我不能做的

    我会尽我所能在两国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到更多的量化(数据化)、结构化且系统化。我将首先描述正在探讨中的所谓国家的“硬件”：即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以及人口方面。接下来我将把重心放在经济政策和体制上。为保证文章的可操纵性，我将放弃法律和产权方面的探讨，因为在其他文章中会有对此问题的详尽论述。我曾在一些文献中读到关于中国私有财产的正常化，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虽然中、西方会有很多重要区别。对我来说，似乎在中国私有和国家的产权上不象西欧那样正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是最重要的产权方式，也不象西欧那样绝对化和个人化，而是更具局限性和集体性，而其“有条件的销售”这一概念依旧重要。[57]当谈及法律，很多专家认为书面合同在现代早期的中国非常普遍，而且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西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58]关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争论现在更多是集中在产权方面，但人们对所谓“法律条例”的重要性的解释也相当宽泛。在马克斯·韦伯所有关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出版物中，他在发现法律系统的功能和其是否理性、正常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并非偶然。[59]在他的论述中，“法律秩序的可预见性、持久性、诚信度和客观性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保证。”[60]我将不再触及这一有趣的题目，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现有的文献。

    在我做的这些比较中，我将不怕由于“详细解释所带来的错误”，会尽我所能来使提供的信息更加精确和可靠。我想强调的是我的论述顺序会按照“很大程度上”、“据估计”，甚至是“大概估计”来进行，因为我们探讨的是缺乏数据的时代。我们有时甚至连最重要的问题，如人口、税收、政府其他收入、工资和价格、就业人数等等，也缺乏最基本的统计数据。我们仅有的数据也是不精确的、不可靠的或者是很难比较的。例如，我们就没有如今系统的、可比较的、规范的人口普查，即使我们能够得到，也要意识到地域的随时变更从而使诸多数据缺乏一个统一的口径这样的现实问题。政府根本没有我们索要的“预算”数据。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惊讶，但在中央管理机制下，只知道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此外，还有定义问题：哪些可以算作税收，哪些不可以?如何区分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如何处理征收的税金并把它用在地方性投资上?官方的数据、定额还有金额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差距?腐败、欺诈、挪用公款和泄露机密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还有很多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例如，有多少人在为政府工作，又有多少人在军队服役，他们得到了多少补偿，以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实际上，所有这些数据是难以进行精确计算的。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也要尽量审慎地使那些搜集来的数据及其相关的统计更加精确、一致。我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很大程度上”，以期在比较分析上更加严谨，特别是关于中、西方政府在推动和阻碍总体发展上的力度，尤其是在“大分岔”上它所起的作用。收集并建立基本的实证数据是本文的中心目标。[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