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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来南开，为的是第二天的博士论文答辩。因为生命中最美好的十五年时间是在南开度过的，所以来之前蔡继明特地对他在博士生阶段的师兄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提出要求，要在南开做一次正式的学术演讲。已有九年时间未在南开做过类似活动的蔡教授在演讲时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认真的探讨，也向座下的老师同学提出了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他还希望借助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这个平台，能够在今年下半年在清华举办一次建国以来最高学术规格的研讨会。所以说此次南开演讲也可以说是蔡教授下半年主旨演讲的一次预演吧。里面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对当前的土地制度极具借鉴价值。从里边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坚持学术传统的学者的一片赤诚之心，即使对于目前尚属敏感领域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大胆地提出了个人见解。在此我作为参加报告会的普通成员之一，写出一点笔记来供大家参考。以下是蔡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我做了自己的归纳整理和解读，希望不会妨碍大家的理解。
目前阶段，我国农民户均拥有耕地仅有7.5亩，美国是我们的400倍，日本和韩国是我们的3倍！
近些年来，宏观基本面的持续走强，建设用地也保持多年高速增长，耕地减少年均达到惊人的1000万亩！如果我国要在2020年达到城市化率60%、工业化率70%，我国的建设用地还将需要增加1.5亿亩。
商业用地的高需求令许多地方的政府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廉价征用农民土地、高价转让，被视为一项取之不尽的财源。初步估算，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政府以这种方式从农民那里转出的价值超过3万亿元，大大高于前三十年工农产品600亿元的剪刀差。
从2003年起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在2020年能使我国的耕地面积总量保持在18亿亩水平上。照此规定，我国未来12年可以增加的建设用地不足3000万亩。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的博弈越来越成为我国土地问题的一大难点和障碍。
在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轨时期，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在何种程度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土地制度，既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能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还能避免目前土地制度下政府的不当征用行为，使三者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与和谐？日前，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校友蔡继明教授做客南开，畅谈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已经走到了必须改革的边缘，通过土地的私有化尤其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可以很好的解决公有制土地制度面临的困境；当然，三位一体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配合以及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监管。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土地资源的现状和现行土地制度隐藏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1950－1962年的短暂时期，中国一直实行土地公有制。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改革开放确立起来的仅仅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即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改革，它绝不等同于农民拥有了对所承包土地的处分权。虽然在承包制的激励下，十几年中我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得到了极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但到了1998年，全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实行承包制以来的首次下滑，紧接着又有一些年份粮食产量再度下滑；这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目前土地制度的一次预警，暗示着我们实行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进一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想象，一个家庭何以能仅靠经营7.5亩的田地实现致富，所以我们才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到如今已达到数亿人的规模。2005年之后，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免除自古以来的农业税，给予种粮农民经济补贴，但是2007年仍然出现了粮食产量的下降，这次更加明确地显示出现行土地制度不能对促进农业发展有根本改变。
公有的土地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是极为不利的。由于没有实质上的土地所有权，宪法又赋予政府为公共利益可以征用农民土地，才会出现如今为全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滥征农民土地的现象，农民对于土地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为征用补偿廉价，所以就多占多用，由此造成一方面我国耕地奇缺，一方面征用土地大量闲置的奇特景观。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高涨，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尽管后来国家出台的一些法规对于这种土地闲置具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作用，但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不能从根源上杜绝地方政府与企业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违规占用农民土地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许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黑龙江富锦市、三门峡库区、江苏宜兴市等地出现的大规模农民抗议事件，要求实现农村土地的真正集体所有甚至更直接的提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表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已经蕴含着很大的社会矛盾与风险。
不仅如此，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的法律体系对于土地制度的有关规定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典型的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有关精神相违背。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中规定，“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就严重违背宪法第十三条和物权法第六十四条。
那么，我国的土地改革又应该沿着什么路径进行呢？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我国不宜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会造成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而城市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岗位，最后甚至有可能形成像巴西那样的城市贫民区，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以杨小凯、陈志武、于建嵘为代表的学者意见相反，他们认为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反而有助于解开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两难困境，而且只要措施得当并不会引发上述的社会问题。以迟福林为代表的折中派认为，我们可以在稳定土地承包制的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这也是官方目前的做法。当然也有人（陈锡文）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因为这是为宪法不容的。
蔡继明是主张逐步实现土地私有化的，他并提出了一套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举的改革设想。增量方面，新征用的建设用地，若用途为公益性事业，那么理所当然的是对征用后的土地实行国有；若新征用地为商业投资需要，那么可由商业投资者与农地集体所有者在遵循法律与国家土地规划的前提下自由交易，交易后的土地实行私有，即土地所有权由农业集体转到投资者手中。存量方面，农村土地可以按照一定的模式推行完全的私有化，将土地所有权落实到户。在城市，政府机关与公益性土地实行国有，商业用地则实行有步骤的私有化。如此才能实现土地产权的真正明晰化，解决集体所有权与农民无偿使用土地的经济学矛盾。
针对地方政府滥征土地的作法，蔡继明认为我国应当同时在国有土地所有制度与管理制度上进行改革。所有制上，应确立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的制度，划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源的所有权范围与责任。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对江河矿产等资源实行中央所有，而土地资源则归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管理制度上，需要强化国土地资源管理与规划部门的监管责任，地方政府所有土地必须在符合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才能出让给商业投资者。
蔡继明教授认为有了这一系列法律体系的配合，土地的私有化是可以解决我国目前土地制度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农村生产力向前发展。针对实行土地私有化后各方的担心，蔡继明作了回应和反驳。中央政府会担心土地私有化会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兼并还会造成农民失地和社会不稳。蔡继明认为这是我国政府一贯的“为民作主”观念。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上看，最珍惜土地的都不是政府而是农民，我国现阶段的农民有能力基于自己的判断来合理处置土地。户均耕地低意味着即使发生土地兼并，在我国短时期内也不会形成美国那样的大农场，仍属小农经营范围，单户家庭完全可以承受，其后果只是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并不是只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存在，我国现有的4000万失地农民就是由目前的公有土地制度造成的。至于土地私有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只能说那是混淆了土地所有权转让与土地用途改变。在蔡继明的设想中，实行土地私有并不意味着土地用途可以随意改变，这一条限制就可以防止大规模占地和耕地的大面积流失。蔡继明还认为，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将土地当作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想法上，那样只会进一步固化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不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转移出来，我们的政府不应当再推卸肩上的责任，他还对试图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学者思考问题的立场表示怀疑。
最后，蔡继明还希望学者界朋友们能够对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以期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意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将于今年下半年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土地制度研讨会，他希望南开的师生能够积极参与，共同把那场会议办成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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