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治理与讨论] 丹尼尔.B.克莱因：学院派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推广有奖]

       人们习惯抱怨10位经济学家会给你11种观点,但这种抱怨只适用于过去。在今天的大学里,10位经济学家或许还给不了你一种观点。学院派经济学家属于追逐名利者的俱乐部,该俱乐部有正统的表现方式,只有精于此道者才能生存和飞黄腾达。这些正统表现方式锁定于某些“顶级”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以及“顶级”杂志。除了那些急于挤进该俱乐部的经济学家,这些杂志儿乎无人阅读。这个以税款和学费赖以为继的俱乐部惯于近亲繁殖:麻省理工学院生产该俱乐部的博士成员,然后由他们接管这些大学的院系和杂志,进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对麻省理工学院新的博士需求。
       俱乐部的所作所为没有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它是偏狭、僵化和矫柔造作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最大缺陷是脱离实际,他们编制的模型和统计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现实的某一个方面。为了说明政策问题,俱乐部的经济学家忽略了不可能成功使用规范的模型、统计调查来表现的现实世界的各种特色。该俱乐部也许能够说明问题的许多方面,但只能是割裂的方面,而给人们留下一系列断裂的学究式曲线。俱乐部的表现不会也不能使人产生对某个问题的全面理解。
       俱乐部有两种正统表现方式。倍受推崇的是建立模型。在游戏经济中,数学功能被称作“消费者”、“生产者”等等。就像解一道难题一样,模型的建立者模型的建立者旨在解决被当作游戏结局来处理的“均衡”问题。而在人类制度的许多细节中,能够同时模型化的只能是一、两个方面。另一种表现方式在于发现统计的功效。如果数据现成或可以创造的话,经济学家想论证根本不可能成为唯一可能结果的统计结果,由此支持事先设计好的假设,就要在统计中寻求模型。
       建立模型和统计的重要性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俱乐部的表现侧重于技巧而非有关主题的内容。建立模型要靠“理论”代码语言起作用,然而,许多模型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并无参考价值。这种无意义的成果出现在《经济计量学》、《经济理论杂志》中。人们想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理论?尽管缺乏与现头问题的联东.这些杂志的正式声望却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模型属于工匠花钱相互评估其成果的手艺圈子,这些钱最终来自纳税人、基金会、大学生和捐赠者,而他们并不一定了解和关心这些技巧。在圈外,这些技巧毫无价值。
       虽然统计作为研究世界的基木方法非常重要,但统计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却流于形式。获得统计结果是一种成就,可它们很少用于广泛的有关政策问题辩论的议题中。即使尝试使用的话,那些华而不实的统计数据通常会成为辩论中没有说服力的部分,而
较为简单的论据及说理形式往往更令人信服。当然,这些较为简单的形式不符合俱乐部的表现规范。
       学院派经济学家渴望学术名位和声望,它们可以转化成终身职位,容易获得经费,对研究生和同行产生影响。就如在人的主要生涯中,物质利益总是和个人利益相伴一样。学术界需要有为经济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排名的标准。这两类正式排名目前占统治地位。
      在研究了公共政策的乖巧性和特殊性后,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公众所需要的相应政策基础知识和基本原则。不过,经济学家这么做就不能显示自己超凡的聪明才智。撰写政策研究或非学术性文章,被俱乐部蔑视为“辩护”、“通俗化”、“无价值”。在学术界,真正参与公开争论往往对你不利。
       如同一个醉汉,人人都喜欢在灯柱下寻找自己丢失的钥匙,因为那里的光线较好。经济学家虽然常常清楚知道钥匙在哪儿,却不伸出援手。相反,经济学家只是互为对方表现。俱乐部的经济学家参与政策争论,纯粹是装装样子,就像佯装捉鱼的小丑。尽管经济学家和小丑不同,人们还是难以弄清这种佯装的真实用意。在小丑的表演中,如果舞台布景师在后台扔一条真鱼,即便鱼被小丑抓住,观众也会嘲笑真实对艺术表演的侵扰。在学术表现中,如果有人贸然解释模型建立者不能反映现实的各个重要方面,俱乐部官员就将封杀其学术名位,并且驱逐如此不知好歹的家伙。
      人们可以走进购物中心的书店,找到某些学术期刊,但要想在那里找到诸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顶级”(即最具学术声望的)经济学杂志,则显得很可笑。当经济学家将自己置于“市场实验”时,对市场进行诊断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基本从业者发挥作用,至少是间接发挥作用的地方。
       人们或许认为,学院派经济学当前强调高技术的言论,最终将大大提高公众的理解力。经济理解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顶级院系和最严肃的杂志,可这种知识须经过高深莫测的过程,才能传给决策者和普通公众。事实也许正是如此,但常常感到诧异的是,经济学家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市场、ZF和其他机构的失灵,而对他们自己的机构却倾注了如此多的忠诚。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经济学家通过展开实际上以“产业”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争论,来捍卫目前的职业准则。为了理解这一问题,也许应该转而求助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根据自我利益来解释政治活动的。
       这种无聊的职业倾向性已经受到战后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l,iohHayek)、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威廉·哈特(williamHu)、托马斯·谢林(ThomaSsehelzi)、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eh,nan)、麦克洛斯基(DeidveMeeloskey)的鄙视和批评。他们中多数人认为,最具魅力的说理和论据只需要非常低的技术。事实上,他们的著作同亚当·斯密的一样,能够为非专业人士阅读和理解。
       将自己置于公开争论之外,学院派经济学家不仅脱离了公众,而且不能了解政策和市场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孤芳自赏地专注于技术图解,使经济学家看不到那些与技术图解并不相符的广阔现实。毕业于“顶级”院校的许多经济学家从未弄懂真正重要
的经济学基本原理:（1）实际情况与机会是非常特殊和不断变化的。（2）认识无时不在的机会—在机会被知晓的任何范围内—必须由经济的无数参与者进行分配和分享。这种认识不可能被富有成效地搜集、概括、模型化或掌握。（3）因此,制定社会规则应是强制性的,这些规则能引起广泛的实验活动,刺激新机会的发现,对社会活动所需给予快捷、清晰的反馈,并根据其社会效果
进行顺畅、及时的修改。（4）能圆满实现这些目标的规则是那些为了社会效益将损益融在一起的东西,这些东西来自活动本
身和对活动(投人的资源)行使的权力—对智力、对私人产权规则、对意愿和契约自由、对制约厚颜无耻的民事侵权行为等行使的权力。换言之,自由企业制度。
      作为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个人的所有者,当我们使他人受益时,我们就获利,因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受益回报我们。当我们不能使他人受益时,我们就蒙受损失,因为我们无法得到补偿我们努力的偿付。在自由企业制度中,仅凭拥有自愿的贸易伙伴
—仅凭使社会受益—就能使人获利,所有权的利润动机与行使资源的权力已融为一体。
       当然,自由企业制度的运行不可能尽善尽美。尽筒总体来说它的运行远胜于另一种选择—ZF对经济活动的指导。ZF的管理者不必按其管理服务社会的优劣,承担相应的损益。靠税收资助的ZF企业不必为获得自愿贸易伙伴的支持而依靠他们。在
ZF活动中,损益反馈机制充其量也不过是运行不良,而且经常更糟。因此,ZF活动不能对各种情况做出迅速、恰当的反应,也不能发现杜会机会。
       简言之,这些都是斯密、哈耶克、科斯传授的基本原理。学院派经济学家极不精通这些基本原理,因为建立模型和统计的功效都无法有效处理特殊情况及散乱的认识。只有通过假设的一致性、静态平衡、共同认识,才能使均衡系统易于掌握。俱乐部的经济学家已失去与这些基本原理的联系,实际上成了一心迷恋自己学术名位糟糕的经济学家。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则扮演着亚当·斯密这一自由捍卫者的角色。
      战后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对技术派成员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充满对这些基本原理的深深赞赏,以及向公众阐明自由企业制度相对优点的意愿—产生经济学伟大传统的赞赏和意愿。与此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院派经济学家仍在营造他们自己的世界,互为对方提供工作机会,授予款项、空洞的赞扬,不断宣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发现的统计细节具有与众不同的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