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
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
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
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
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
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
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
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
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
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
“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
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
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
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
“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
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
“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
“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刚毅坚卓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
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
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
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
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
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
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
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
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
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
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
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
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
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
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
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
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
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
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
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
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
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
“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精诚合作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
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
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
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
说了一句:“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
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
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
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
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
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
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
“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
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教授治校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
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
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
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
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
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
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1938年11月,
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
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
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
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